唐文:“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口头报告触怒毛泽东

由于50年代末发起的“大跃进”运动造成空前的大饥荒,毛泽东的声望一落千丈;而中苏关系到1960年代进一步恶化。处于内外交困中的毛泽东鼓吹“反修防修”、重提阶级斗争。1963年5月20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制定并下发《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发动“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的起源应该追溯到大跃进后期,中共高层为了平息农民对大跃进和困难时期的不满而发动对农村基层干部的整肃。在运动中,毛泽东最终将斗争矛头对准对其威望和权力威胁最大的刘少奇。“四清运动”在实践上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预演。

“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口头报告触怒毛泽东

1958至1960年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造成了中国有史以来一场最大的持续了三年的饥荒,三四千万人的无辜死亡,使下至老百姓,上至中共高级官员怨声载道。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共七千多人,史称“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被迫作了自我批评,不得不承认中共中央犯了主观主义和脱离群众的错误。

刘少奇在大会上作了一个口头报告。刘少奇批评大跃进说:“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关于造成困难局面的原因,刘少奇说有天灾,也有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即人祸。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七千人大会”之后,刘少奇还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5年后,1967年2月,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谈话时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

中苏交恶毛泽东“反修防修”

1963年7月中苏两党会谈不欢而散以后,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已经不仅仅表现为双方口诛笔伐的公开论争,而是边界摩擦的加剧,苏联在苏中边界地区的军事部署和调动。另外,自中苏两党发生意识形态分歧以来,中苏之间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政策和路线的争论愈演愈烈,已经从内部讨论发展到公开论战。毛泽东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亲自主持撰写了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指名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

毛泽东担心中共党内会出现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的总题目就叫做“反修防修”,集中讨论国内防修和国际上反修的问题。

进入1964年后,毛泽东对中国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严峻估计更加具体化,并对中共党内存在修正主义分子的估计更加严重化。1964年1月份,毛泽东批示军委总政治部和公安部有关负责人,注意“我国军队、公安部队、机关中和社会上是否有被苏修布置的人”。并于4月接见日共代表裤田里见等人时说:“中共党内有赫鲁晓夫的同志。”

重提阶级斗争毛泽东发动“四清运动”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并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推荐和介绍了湖南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河北省保定地区开展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四清”)的经验,并称“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会议决定在城市开展“五反”(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在农村进行“四清运动”。农村的“四清运动”与城市里的“五反运动”合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制定了《前十条》,并于20日下发。《前十条》实践一段时间后,同年9月,中央召开北京工作会议,邓小平、谭震林、田家英执笔起草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文件(简称《后十条》)。10月31日,刘少奇主持工作,专门讨论研究对《后十条》的修改。11月14日,刘少奇主持会议,正式通过了修改后的《后十条》。这两个中共中央文件,是整个“四清运动”的纲领性文件。

1964年8月5号,中共成立“四清”指挥部,刘少奇亲自挂帅,成为“四清运动”的第一线指挥。在“四清运动”前期,毛泽东和刘少奇几乎完全一致,彼此呼应烘托相当默契。1964年6月开始,刘少奇到全国许多地区视察“四清”运动开展情况后认定,国内阶级斗争形势比预想的更为严重,强调说,“四清运动”中,许多领导干部右倾,要反右倾。

《观察》杂志主编陈奎德说:“刘少奇搞‘四清’,实际上比毛还要左一些。刘少奇和王光美那个所谓的‘桃园经验’,他们把基层干部分类呀,实际上是人人自危,人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未完待续)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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