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大山:杭州G20──盛世大國與消失的社會

1949年,毛澤東在著名社論《別了,司徒雷登》中,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的離開作為象徵,宣告美國對華政策的全面失敗。大概只有少數杭州人知道: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在杭州,講一口流利的杭州話。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開始了中美關係正常化及中國重返國際舞台的序幕。除了北京、上海這些中國最重要的城市外,中方特意安排了尼克松在杭州停留一天。

2016年,當年尼克松乘坐過的紅旗汽車亮相杭州蕭山機場,迎接9月在杭州的G20峰會。這是中國首次作為東道主舉辦G20會議,也是杭州首次承辦如此級別的峰會。

杭州在中國外交史上的象徵意義令人玩味。從1949到重返國際舞台,到成為世界秩序的重要決策者,這座城市所勾起的聯繫,都象徵著中國政府的外交勝利。

然而,「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的杭州,在一次次的外交會議中,不過是一個空曠的舞台,承載著上演時代劇目的人們。

空城杭州與國家的面子

在舞台幕後,國家層面的歷史敘述之外,值得注意政府如何治理杭州社會,為這次會議做準備。這些準備值得被記錄下來,而其意義並不亞於G20峰會本身──非常事件突出展現了政府權力在中國社會中如何運作、民眾和政府間的權力關係如何展開。

早幾個月前,杭州主城區的街道就開始整頓,兩邊的房屋重新粉飾,路面全部施工都在9月前停止;杭州周邊工廠停工以預防污染,為G20創造藍天;浙江省內的快遞早在8月以來就被嚴格控制,給杭州的電子商務和快遞業造成嚴重影響與限制;事業單位於9月初放假,各大高校推遲開學;G20期間,杭州市民在浙江省內旅遊景點免費或打折,遠至安徽黃山和貴州的部分景區也有相應折扣。

在杭州,許多外來務工人員被遣返,出租房空置;會議封鎖區附近的小型店鋪全部關門,只形式性發放少量補償。這一切都以G20峰會安保為由,要求市民無條件執行。政府雖然沒有強制所有市民離開,但用盡各種手段使作為東道主的杭州人不要待在這裡。9月初的杭州彷彿一座空城。更為重要的是,許多這些遣返和限制,並沒有明文規定或依法可循,但人們在遭遇暴力機關的要求時,只有順從。

這一切的面子工程究竟為了什麼,其實很難說清。是為了取悅領導?是為了體現杭州的美好?還是害怕人們的騷亂?杭州市民們猜不透。這些行政手段,體現了威權政府的國家主義──維護國家顏面而犧牲社會利益以及公民的私人權利。許多弱勢群體,如外來務工人員的權益,無人去保護,只能為了一場盛會的表演,被迫犧牲。更有來自新疆和西藏的人,由於他們的出身而被嚴格管控,他們開的餐廳被關門。

G20開幕前後,杭州的大街上隨處可見警察。火車站,公交車和大型公共場所的安保極為嚴格。大量裝甲車出現在杭州的主要街道,一片草木皆兵之勢,如臨大敵。這一切彷彿使杭州來到戒嚴時期。誰又能把這樣的情形,和滿大街的標語「杭州歡迎你」,以及那些溫柔優美的杭州宣傳片聯繫在一起?在西湖景區附近的居民,在家不能用明火煮食,公安局統一按身份證配送三餐,而外面卻是荷槍實彈的警察,遙遠地和「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封建專制相呼應。

在一個思維本位不在社會的國家,此番作為似乎情理之中。然而,杭州的社會卻則出人意料地不介意犧牲,反而看似一片歡樂景象。

封鎖的西湖,狂歡的杭州人

G20對絕大多數杭州人而言,就是一場「杭兒風」。這是杭州話的一句俗語,指在杭州颳起的潮流,人們趨之若鶩的熱門事件。如某一家新開的餐廳好吃,流行開來,大家跟風去吃,便是典型的「杭兒風」。這個詞早已存在,而社交媒體,尤其是微信廣泛使用之後就愈演愈烈,象徵著一場又一場的集體狂歡。

最近的一場「杭兒風」狂歡,源自西湖8月20日到9月1日部分封閉,和9月1日至7日的全面封鎖。杭州市民們趁封鎖前,感受沒有機動車的西湖周邊,在馬路上」凹造型」並拍照留念,瘋傳微信朋友圈。

另外一件「杭兒風」則是大量警察出現在主要街口站崗。其陣勢不禁讓我聯想起電影中民國時期的租界。但杭州人並沒有在意這點。很多「顏值高」(長相英俊)的年輕男警察被拍,女巡警也被媒體大肆報導。人們把照片傳到微信上,瘋狂轉發並持續關注。大家在朋友圈裡愉快地消費著G20的種種周邊。而在這歡樂之中,卻可看到一種恐怖。

這些充滿活力的市民活動,掩蓋了許多人的不滿。那些利益受到損害的人們,那些外來務工人員、那些小攤販的損失,也在歡聲笑語中被漠視。微信上、公共場域里,人們看不到不滿,只有眾人跟風拍照;沒有批評政府的聲音,只有抒發民族自豪感和愛國熱情。

歌功頌德和哀聲載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以至於哪種聲音更為真實和響亮,都難以辨認。由於公共平台中言論不能自由表達,社會也難以接受多樣看法的共存。反感G20者斥其為一場面子工程,於民無益;而另一些人則認為這一切都於己相關而願意奉獻。前者斥責後者虛偽盲目愛國,後者則批評前者自私自利道德低下。社會的豐富在輿論中並沒有被包容,而是極力抗衡並強調己方的觀點正確而彼者錯誤。各式各樣的意見都在斷裂,彼此排斥,難以和平共處。

多樣的社會聲音在公共場域中被選擇性表達或漠視的同時,政府在G20的作為也極具戲劇性。黨組織在杭州全市範圍內組織黨員去填充那些封鎖的區域,比如讓他們去逛西湖,去準備回答外國記者的問題,不讓杭州看起來空蕩。黨員被訓練成演員。

這樣一來,封鎖西湖的安保因素倒是其次,重點在於把設計好的中國展示給世界,把中國社會藏起來。西湖倒是在這一刻,應了魯迅1925年寫在《再論雷峰塔的倒掉》中的話:它「不過在戲台上罷了,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

這些做法一經揭示,便看似鬧劇。無論它多荒誕,卻是許多杭州人的親身體會。但又有多少人會覺得這理所當然,又有多少人覺得這是悲哀呢?G20的召開,對許多受影響的人無疑是個悲劇,而在漫長的中國歷史里,或許是一出不意外的喜劇。那些無價值的面子工程,已經為許多人所習慣,不願把它撕破──因為他們也沉醉在這些虛榮裡面,不以為這是假象。

社會消失,雷峰塔重建

G20帶來的虛榮,源自「中國崛起論」於新世紀初在西方發酵。08年奧運會及金融風暴後中國經濟持續發展,從提出「中國夢」,到G20在中國召開,一系列的時代進程似乎都印證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論調。從冷戰時的對立,到冷戰後的參與、順從,到如今在國際舞台上的強勢姿態,我們看到國家以及國家掌握的資本的威力。這頭被西方帝國主義敲醒的「東方雄獅」經歷了「百年恥辱」,而這「千年未有之變局」會以中國重新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而落幕嗎?

從「師夷長技以制夷」,到「全盤西化」一路走來,今天的「北京模式」,以國家引導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加之維穩至上的政治目標,被用來與民主政體相提並論。國家所取得的國際地位和成就,充斥著公共話語,也充斥在人們對中國和世界的理解之中,各式的詞彙紛繁複雜,無需贅述。但這段歷史敘事中,中國的社會消失了。

不從國家的角度,也不從經濟的角度看到的中國,又是什麼樣呢?G20峰會給不了人們答案。我們從杭州準備G20的種種情形就可見一斑:這場「盛會」背後,中國社會已經喪失了它的獨立性,失去了它的語言,依附於國家。

國家的盛世以壓制著社會為代價,彷彿西湖邊上鎮壓著白娘子的雷峰塔。

雷峰塔是杭州西湖的一座古塔,1924年倒塌。魯迅在1924和25年連寫兩篇雜文,評論這一事件。第一篇講述雷峰塔倒掉的象徵意義:強權的壓迫(雷峰塔壓迫白娘子的愛情)終有一日要倒掉的,自由美好的白娘子將得到解放。

而在《再論雷峰塔的倒掉》中,魯迅說,很多人覺得「西湖十景」中少了一景,不夠圓滿了。他批評說,中國人都有「十景病」──好面子,好大喜功。

杭州市政府在1999年重建雷峰塔,要是魯迅知道,一定會覺得不出意料之外。因為塔的倒塌不代表舊思想消亡,更不代表壓迫結束。人們只想有更好的塔去代替,為了補全「西湖十景」的虛榮。

如今的中國社會,彷彿壓在雷峰塔下的白娘子──更有甚者,社會接受這樣的囚禁,並不以此為不幸,在盛世中,自己都忘卻了那些無處訴說,被迫付出的代價。

果然,雷峰塔在倒塌78年後重建,西湖十景又圓滿了,並在老十景之上創製了新十景。「十景病」在如今經濟繁榮的時代更為猖獗,依然是好大喜功和追逐表面的繁華。G20也是如此。

為了迎接G20的到來,西湖風景區在夜晚採用了全新的照明設備。雷峰塔的燈光映照著盛世的昌明。但只有國家層面的中國,在聚光燈下被表現、被評判、被稱讚。而這個國家之下由每個個體組成的社會,並沒有得到關注。當G20把世界的目光聚焦到杭州這座城市時,「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聽起來更像是嘲諷。如果天堂真是如此,這天堂也是被鎖起來的,只有特定的人可以去。而為了這天堂,人間卻只能承受。

G20在杭州的悲哀在於:盛世的代價被遺忘。雷峰塔倒了一次,又建了起來,建得比過去更大更輝煌。彷彿過去的破爛是一種恥辱,雪恥的方式是更強大的塔。只是沒人清楚,為何還有建立的必要,為何繼續壓著白娘子?「莫非他造塔的時候,竟沒有想到塔是終究要倒的么?」

(徐大山,生於杭州,英國聖安德魯斯大學學生)

──轉自《端傳媒》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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