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纪录片，一宗市长案，一本写于三十七年前的书——三条线索汇聚，揭示的是中共对美国发动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2026年4月28日，深度调查纪录片《偷袭美国》正式上映。影片的起点，是中共三代党魁的首席智囊王沪宁在1989年写下的一本书：《美国反对美国》。这本书提出的核心判断——可以打倒美国的不是外敌，而是美国人自己——此后成为中共对美战略的思想底座。
不到一个月后，2026年5月11日，美国司法部公布对加州亚凯迪亚市市长王爱琳（Eileen Wang）的刑事指控。这位民选地方官员承认，在未向美国政府登记的情况下，长期按照中国政府官员的指示行事。同日，她辞去市长职务。
这两件事，表面上毫不相关。但放在一起，却清晰勾勒出中共对美渗透的核心逻辑：不动用外部力量正面冲击，而是利用美国自身的制度、自由和开放，让美国反对美国。
一、王沪宁的预言与中共的剧本
“可以打倒美国的不是外敌，而是他们自己。”——王沪宁《美国反对美国》，1991年
1989年，时任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的王沪宁以访问学者身份赴美考察。他走访多个城市，深入观察美国的政治制度、媒体生态与社会结构，返国后写成《美国反对美国》。
书中，王沪宁注意到美国社会的高度开放性：各种思想可以自由并存，政府权力受到制衡，媒体可以监督政府，地方政府拥有高度自治权。他认为，这些特征既是美国活力的来源，也是其潜在弱点——当各种力量都能自由进入公共空间时，制度如何区分正常交流与恶意利用？
这一观点，成为中共此后数十年对美战略的思想蓝图。王沪宁本人也由此逐步晋身中共政治核心，先后担任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三代党魁的首席智囊，主导意识形态工作，至今仍是中共政治局常委。
《偷袭美国》在影片中频繁提及另一个概念：“超限战”。这是中共军方大校乔良和王湘穗合写的著作，强调打破战争与非战争、军事与非军事之间的界限，透过经济战、金融战、网络战、心理战、法律战、舆论战等非对称方式打击对手。这与王沪宁的战略逻辑高度呼应：不用武力，把一切武器化。
纪录片制作人指出：“中共就是在执行王沪宁的战略，用美国反对美国。美国自己被别人当枪使，来反对你自己——这是这部纪录片最核心的东西。”
二、“以地方包围中央”：为何盯上美国基层官员
理解王爱琳案，必须先理解中共的战略选择：为什么要把资源投入美国地方政治？
答案藏在美国的制度结构里。美国联邦政府对外国代理人的审查相对严格，但地方政府官员通常不需要接受安全审查，也很少接触反情报训练。一名市议员或县监事，往往比一名联邦官员更容易接触，更难被识别为目标。
2026年4月，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莫拉纳尔（John Moolenaar）致函一个名为“美国腹地中国协会”（Heartland China Association）的组织，措辞严厉地质问：“你们到底是不是在替中共做事？”
这个协会表面光鲜，自称是促进美国中西部21个州与中国建立互惠关系的非营利组织，成员包括前密苏里州州长鲍勃·霍顿等多位前任官员。然而，委员会调查发现，该协会疑似协助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一个美国国务院认定的北京对外影响力机构——遴选美国市长、立法者参加访华活动，却刻意在公开资料中隐瞒这层关系。
2025年10月，一场名为“长江—密西西比河流域对话”的活动在武汉举行。六名美国地方官员应邀出席，行程包括在上海品尝美食、参观浙江大学、探访农夫山泉茶园，以及参观毛泽东在武汉的行宫梅岭别墅。
莫拉纳尔直接点明：这些看似文化交流的姐妹城市活动，正是“中共统一战线及影响力工作”的掩护。
中共的战略逻辑清晰可见：其一，地方官员更易接触；其二，透过地方施压联邦，即所谓“以地方包围中央”；其三，放长线钓大鱼——今日的市议员，可能是明日的国会议员。
三、王爱琳案始末：一个完整的渗透样本
王爱琳长期活跃于洛杉矶郡圣盖博谷地区的华人小区，2022年当选亚凯迪亚市议员，2026年2月依轮值制度出任市长。在案件曝光之前，她在当地小区具有一定知名度，政治形象建立于族裔服务与小区参与之上。
然而，司法部调查揭示的是另一幅图景。
1. “美国新闻中心”：宣传洗钱机器
王爱琳与未婚夫、前竞选财务主管孙耀宁（Mike Sun）共同经营一个名为“美国新闻中心”（U.S. News Center）的中文媒体平台。从外观看，这是一个面向华人小区提供新闻信息的普通网站。
但联邦调查发现，平台的部分内容并非由编辑自主策划，而是直接来自中国政府官员透过微信传送的文章与宣传材料。相关内容发布后，王爱琳再向中方回报阅读量和流量截图，中方官员则回复表示肯定。
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发生于2021年6月。彼时国际社会正持续关注新疆维吾尔族人权问题，一名中国官员透过微信向王爱琳传送题为《中国在新疆问题上的立场》的文章，全面否认相关指控。王爱琳收到后迅速将其刊登于网站，并向中方回报完成情况。
这种模式在信息战研究中有一个专有名词：“宣传洗钱”（Propaganda Laundering）。政府宣传内容经过多层转换后，以独立媒体或第三方观点的形式重新进入公共空间。读者看到的是“新闻”，实际上接收的是外国政府主导的政治讯息。
读者看到的是“新闻”，实际上接收的是外国政府的政治讯息。
2. 孙耀宁：从媒体到情报搜集
孙耀宁在案件中扮演的角色不止于媒体运营。司法部文件显示，他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并在向中方提交的材料中主动提及军旅背景。
2023年4月，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南加州期间，孙耀宁拍摄活动照片、搜集现场信息，包括行程安排、支持群众人数及抗议情况，并透过微信实时向中国官员回传。司法部认定，此举已涉及为外国政府进行情报搜集活动。
从“美国新闻中心”的宣传发布，到蔡英文访美期间的现场监控，整个网络的活动范围已远超出一般小区工作。
3. 认罪与辞职
2025年10月，孙耀宁就非法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罪名认罪，2026年2月被判处48个月联邦监禁。他的认罪为联邦调查锁定王爱琳提供了关键突破口。
2026年5月11日，美国司法部正式公布对王爱琳的起诉文件。同日，她与联邦检察官达成认罪协议，辞去市长职务。相关罪名依据18 U.S.C. §951（非法外国代理人法），最高可判处十年联邦监禁。
四、中共影响力的多面镜：王爱琳案不是孤例
把王爱琳案放入近年的系列案件中观察，可以看到一幅更大的图景。
2024年，美国司法部起诉纽约州前高级官员孙雯（Linda Sun），指控其利用州政府职位协助中国政府影响纽约州与台湾之间的互动安排。
同年，纽约联邦法院裁定王书君有罪，认定其多年向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提供海外民主人士信息。
2023年，纽约华埠两名人士被起诉，指控协助设立未经批准的中国海外警察站，“跨国镇压”（Transnational Repression）一词由此进入美国政策主流话语。
美国司法部还在2024年以20个月监禁判决亲共侨领陈军。陈军在中共指示下参与操控美国国税局的举报计划，试图取消法轮功旗下神韵艺术团的免税资格，并向FBI卧底特工行贿。
《偷袭美国》的制作人指出，中共对神韵的攻击手法——控制媒体、利用言论自由散布偏颇报导、动用司法诉讼增加对方负担——正是“用美国反对美国”战略的具体实践，与早年打压法轮功的模式如出一辙。
这些案件类型各异，却呈现出高度一致的基本逻辑：利用小区网络建立关系，利用媒体与组织影响舆论，利用政治与社会资源扩大影响力，最终服务于中共的战略目标。
五、美国的响应：从个案执法到战略定性
美国政府的响应正在从个案执法升级为整体战略定性。
2026年6月16日，美国参议院以无异议方式通过S.Res.444号决议，点名指中共是习近平领导的“犯罪组织”，对全球和平与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决议列举的指控涵盖新冠疫情信息隐瞒、芬太尼问题、网络间谍、新疆人权、迫害法轮功及强摘器官、西藏、香港、台湾，以及与俄罗斯、伊朗、北韩的战略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决议通过日期为习近平七十三岁生日次日，象征意涵不言而喻。更重要的是，两党无一反对票，显示美国朝野已在对中共问题上形成高度共识。
与此同时，美国司法部处理中国相关案件的重点正悄然位移——从传统的间谍活动、军事情报与商业机密窃取，扩展至地方政治、族裔媒体、跨国镇压与小区组织。王爱琳案正是这一转变的缩影。
六、科技前线：数字渗透与基础设施风险
中共对美影响力行动不仅限于政治领域，也在数字基础设施中留下深刻痕迹。
《偷袭美国》指出，美国65%的家庭和小型企业使用中国路由器厂商TP-Link的产品，但这些设备被怀疑存在后门，可能被用于监控家庭与企业网络。中国制扫地机器人则可能悄悄绘制用户家中的完整地形。手机APP收集用户数据，TikTok等平台的信息推送逻辑亦受到美国国家安全部门持续审视。
在稀土问题上，美国的脆弱性更为显着。美国99%的稀土依赖从中国进口，而稀土是制造尖端武器、精密电子设备的关键材料。中共若对稀土出口实施管制，将对美国军事与科技能力构成直接威胁。川普政府推行的关税政策，部分正是试图在这一领域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七、开放社会的制度悖论
王爱琳案引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切能在美国发生？
三十余年前，王沪宁在《美国反对美国》中提出的观察仍具现实意义：美国最强大的地方，往往也是其最脆弱的地方。言论自由让宣传得以流通；结社自由让外部力量得以渗透小区；地方自治让联邦监管出现空白；开放的媒体市场让政府宣传得以伪装成新闻。
但美国的响应方式，恰恰也体现了民主制度的自我修正能力。王爱琳案并非政府秘密处理——它经由司法调查、公开起诉、法庭程序与媒体报导逐步完成，全程受到舆论监督，相关证据接受法律检验。
美国法律的核心逻辑不是禁止交流，而是要求透明。无论是《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ARA）还是18 U.S.C. §951，都不禁止任何人支持某一国的政策立场，只要求代表外国政府行动时向公众申报。问题不是政治立场，而是隐蔽的代理关系。
如何在保持自由的同时保护自身，这种张力将是民主制度长期面对的深刻悖论。
八、华人小区面对的现实选择
王爱琳案及一系列相关案件，对美国华人小区产生了深远影响。
美国司法部一再强调，其调查对象是涉嫌秘密代表外国政府的个人，而非特定族裔群体。法律依据建立在具体行为而非族裔身份之上。然而在现实中，法律原则与社会观感并不总是完全吻合。每当相关案件曝光，正常从事公共服务、学术研究或政治参与的华人，难免承受额外的审视压力。
随着中美关系进入长期竞争时代，海外华人社群处于前所未有的关注焦点之中。如何向自由世界证明自己与中共没有关系，是每一个海外华人无可回避的现实考虑。
目前，主动声明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的人数已超过4.6亿。他们用实际行动表明立场，维护了自身的清白与权益。设在美国纽约的“全球退党服务中心”（Global Service Center for Quitting the CCP）可以为有需要的人提供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的服务——简单、安全、权威、有效。
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下，一份实名退党证书，不只是个人信仰与良知的表达，也是在自由世界安身立命最有力的证明文件。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责任编辑：晟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