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5年12月21日讯】过去，我们认识癌症的方式非常直观，按照“长在哪里”来分类：肺癌、胃癌、乳癌、结直肠癌，各有不同的治疗方法，彼此之间几乎毫无关联。然而近十多年来，癌症医学发生了一次深刻的转变。研究逐渐发现，真正决定癌症行为的，并不是它“长在哪里”，而是它“由什么驱动”。换句话说，决定癌症为何生长、为何具有侵略性、为何对某些药物敏感的核心因素，其实是癌细胞内部的基因与分子特征。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下，一种新的治疗观念诞生了：Pan-Tumor（跨癌种精准治疗）疗法。它的原则十分简单：只要不同癌症共同拥有相同的分子标志物，就可能使用同一种精准治疗药物，而不再受器官位置所限制。理论上，即使一个肿瘤长在肺上，另一个长在胃上，只要它们拥有相同的驱动突变，治疗策略就有机会完全一样。
Pan-Tumor：改变癌症治疗的里程碑？
2017年，美国FDA做出一项被医学界视为“历史性突破”的决定：批准免疫治疗药物Pembrolizumab（帕博利珠单抗）用于所有MSI-H/dMMR的实体瘤，不论其原发部位。也就是说，只要肿瘤带有这一类基因修复异常，就能使用相同的免疫疗法。
MSI-H（高度微卫星不稳定）与dMMR（错配修复缺陷）代表肿瘤在修复DNA时出现系统性错误，使突变大量累积。突变越多，癌细胞就越容易暴露出“异常蛋白”，让免疫系统更容易辨认它们的存在，因此这类肿瘤通常对免疫治疗的反应较好。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评价这是“重新定义癌症治疗方式的重要一步”。
由此，医学界开始认真探讨这样的问题：我们治疗癌症，究竟该看“它长在哪里”，还是该看“它为什么出现”？
哪些患者最可能从Pan-Tumor精准治疗中受益？
Pan-Tumor治疗的核心条件，不是癌症种类，而是癌细胞是否出现特定的分子标志物。以下几类是现今最重要且最具代表性的跨癌种治疗靶点。
1. MSI-H / dMMR：最早获得Pan-Tumor适应症的标志物
MSI-H与dMMR是最早获得Pan-Tumor适应症的标志物。由于修复功能的缺陷使突变量激增，这类患者对免疫治疗的反应率显着提高。它们出现在结直肠癌、子宫内膜癌、胃癌、胆道癌等多个癌种，因此只要检测到MSI-H，即便原发位置不同，也可优先考虑免疫治疗。
2. BRAF V600E：驱动多种癌症的共同“加速器”
BRAF V600E是一种常见且具有治疗意义的基因突变，会让细胞的MAPK讯号通路持续处于“开启”状态，造成肿瘤快速生长。这种突变常见于黑色素瘤、甲状腺癌、结直肠癌、肺癌与胆道癌等。针对这一突变的治疗通常是BRAF抑制剂搭配MEK抑制剂的双靶向组合（如Dabrafenib＋Trametinib），已被证实能有效缩小肿瘤，并改善多种癌种的治疗结果。
3. NTRK融合：一旦检测到 治疗有效率高
NTRK融合（TRK fusion）是一种罕见但高度可治疗的基因改变，一旦出现，不论癌症发生在身体哪个部位，都可能对TRK抑制剂（如Larotrectinib、Entrectinib）产生显着反应，因此被视为典型的Pan-Tumor（跨癌种）靶点。
在婴儿纤维肉瘤、先天性中胚层肾瘤、分泌型乳腺癌与唾液腺肿瘤中出现率较高；在肺癌、甲状腺癌与结直肠癌中虽较少见，但反应率依然十分亮眼。
4. TMB-H：肿瘤如果携带大量基因突变 免疫治疗更可能有效
TMB-H（Tumor Mutational Burden–High，高突变负荷）指肿瘤携带大量基因突变。突变越多，癌细胞越可能产生“异常蛋白”，更容易被免疫系统辨识，因此TMB-H患者往往对免疫治疗（如PD-1／PD-L1抑制剂）更可能产生反应。
TMB-H可发生在多种癌症，包括肺癌、黑色素瘤、膀胱癌、头颈癌与部分结直肠癌等，因此也被列为一种可跨癌种使用免疫治疗的精准医学标记（Pan-Tumor biomarker）。
这些标志物就像癌症的“分子身份证”，决定患者能否使用Pan-Tumor精准治疗，而不再受制于癌症原发位置。
华人患者：为何格外值得进行分子检测？
Pan-Tumor精准治疗之所以对华人族群具有特别大的意义，关键在于华人常见的癌症，恰好更容易携带这些可治疗的基因特征。因此，通过基因检测，许多患者有更高概率发现适合自己的精准治疗方式。
以胃癌为例，亚洲人群中胃癌发病高，而MSI-H、HER2高表达与CLDN18.2过度表达在华人中的比例更高，使得免疫治疗、HER2靶向药物与CLDN18.2 ADC有更大的应用潜力。
在肝胆癌与胆管癌中，FGFR2融合、IDH1/2突变与BRAF V600E在亚洲患者中的出现率也高于欧美，使精准靶向治疗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新选择。
鼻咽癌更是典型的“华人特有”癌症，其天然的免疫反应特征，使PD-1抑制剂在此族群表现优异。亚洲人群肺腺癌中常见EGFR、HER2、MET、RET等驱动突变，也进一步提升了分子检测的重要性。
由此可知，华人族群具备更高比例的关键基因特征，使Pan-Tumor精准医疗在亚洲人群中具有更大的潜力。基因检测越普及，越有可能改善整体治疗成果。
ADC会成为下一代Pan-Tumor治疗吗？
近年来最受关注的癌症治疗突破之一，是ADC（抗体药物偶联物）。ADC结合“抗体定位”与“药物杀伤”的双重机制，被形容为“会导航的化疗”。它的靶点取决于癌细胞表面的蛋白表达，而非肿瘤长在何处，因此天生具有跨癌种的应用潜力。
最知名的例子是HER2靶向ADC T-DXd（Trastuzumab deruxtecan）。虽然最早用于HER2阳性乳癌，但研究发现，只要肿瘤表达一定程度的HER2，不论是胃癌、肺癌、结直肠癌或胆管癌，都有机会出现明显治疗反应。
《自然·临床肿瘤学评论》（Nature Reviews Clinical Oncology）指出，HER2、TROP2、CLDN18.2等蛋白的跨癌种表达，使ADC有可能成为“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跨癌种精准疗法”。不过，专家也提醒，不同癌种对蛋白表达的阈值、耐药机制以及安全性仍需进一步研究，因此ADC是否能完全进入跨癌种精准治疗时代，还有待更多证据支持。 尽管如此，ADC已成为精准医疗迈进下一个十年的重要推动力。
为何它不是万能的？Pan-Tumor精准治疗的限制
尽管Pan-Tumor带来突破性的希望，但仍存在几个现实限制。最主要的问题是，并不是所有癌症都拥有可识别、可治疗的突变。同一个突变在不同癌种中的反应程度也可能不同。以BRAF V600E为例，在黑色素瘤与肺癌中的治疗效果极好，但在结直肠癌中却必须加入额外治疗组合才能达到相同效果。
此外，不同实验室之间的MSI或TMB检测结果可能存在差异，基因检测费用与可及性也仍是影响患者选择的重要因素。部分患者在接受精准治疗后仍可能出现耐药，需要新的药物组合或替代方案。
乔治城大学肿瘤科主任史蒂芬·刘（Stephen Liu, M.D.）就曾提醒：“同样的BRAF突变在不同癌种中的治疗反应并不一致，精确选择治疗方式仍需依据癌症生物学的整体理解。”
换句话说，即便找到突变，治疗并不是一成不变，仍需依个体状况进行判断。
展望未来：癌症治疗将如何发展？
未来的癌症治疗正朝向更全面、更精准的方向迈进。医学界不再满足于观察单一基因，而是计划整合DNA、RNA、蛋白质、代谢以及肿瘤微环境等多重层面的讯息，也就是所谓的“多组学分析”。人工智慧也将协助分析庞大的分子数据，预测最适合每位患者的治疗组合。
新一代ADC将更精准，穿透力更强；基因定序技术（NGS）将更普及，使更多患者能够在疾病早期找到适合自己的治疗方式。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也强调：“分子检测是进入组织不依赖治疗时代的门票，没有检测，就无法精准匹配治疗。”
随着免疫治疗、靶向治疗与ADC日趋成熟，我们正进入一个截然不同的癌症治疗新时代，一个不再按照癌症长在哪里，而是按照癌细胞“是什么”的时代。
作者简介：朱纬拥有病理学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国家癌症研究所（NCI）从事癌症基础研究。之后进入制药业，先后在辉瑞（Pfizer）、百时美施贵宝（Bristol Myers Squibb）等公司担任医学总监，负责肿瘤学和免疫学等领域的药物临床开发工作。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