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延续到1958年1月底的“反右补课”中，北京大学有716人被划为“右派分子”。文革后，715人得到改正，唯一一个没有得到平反的就是本文的主角顾文选。
顾文选的罹难源于1957年5月25日那场著名的办公楼“控诉会”。
在5·19之后的鸣放中，西语系三年级于5月24日组织了一场小规模座谈会。据当年参加座谈会的法语专业54级学生夏曙蕾回忆：座谈会规模不大，在哲学楼一个教室举行。当时北大党委副书记谢道渊到场，但只听没有表态。因为这个会是西语系54级的会，56级的顾文选没有参会。
在这次会上，西语系英语专业54级学生周铎发言，讲述了自己在公安系统工作时肃反运动中受迫害的经历。一个名叫时荣章的党员学生也在会上披露了党支部原先如何确定肃反重点的计划。
周铎的遭遇以及时荣章的发言，令在场的听众情绪激动，当场就有人高呼：“我们要控诉！”在场的冯至先生说：这简直是伤天害理的事。主持会的西语系助教黄继忠和西语系学生会遂决定召开更大规模的会议，定名为“三害控诉会”，于5月25日在办公楼礼堂召开。
在5月25日的控诉会上，顾文选参会并成为重点发言者，他讲述了自己在肃反中的遭遇，据顾文选自述，他1949年参加“革命”，一直在杭州公安局工作。肃反中被以“污蔑打击领导、拉拢小集团、文艺思想反动”的罪名遭批斗和殴打，他还手保护自己，结果被指控为打人，关进监狱，被非法关押四个月。终因无法定罪被释放。他因此丢了工作，幸而文化素质较高，在当时向科学进军的宽松环境中考取了北大西语系。顾文选的讲述绘声绘色，很有感染力。头一天在西语系54级会上发言的周铎也讲了自己的经历，他也曾在公安机关工作，并且也与顾文选一样在肃反中受害，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备受虐待。周铎在讲述自己遭遇时十分动情，声泪俱下。
那场控诉会听众很多，年轻的学子们很多没有经历过肃反，北大的肃反也规模较小，手段远没有公安局的严酷，因此，对顾文选和周铎的控诉，听众反应非常强烈。很多人震惊于艳阳天下的新社会，竟会有如此无法无天的事情！不少人因同情和悲愤而落泪。
后来的反右中，在控诉会上制造了全校影响的顾文选，毋庸置疑地成了极右分子。1957年，他以“反革命煽动”罪被捕入狱，判刑8年。
顾文选刑满后，因无家可归，只能在农场就业。后外逃苏联被引渡回国。
1970年2月，北京市所有机关、学校、工厂都收到了一份北京市军管会发布的《通知》，《通知》说：为了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搞好首都革命秩序，最近再公审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现将顾文选等五十五名罪犯的材料发给各单位，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
在这张通知上，顾文选是五十五名罪犯之首犯，关于他的罪行是：现行反革命叛国犯顾文选，男，三十六岁，浙江省人，系反革命分子，北京市清河农场劳改就业人员，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经常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刑满就业后多次策划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偷越国境，叛国投敌，并出卖了我国重要情报，后被引渡回国。
1970年3月5日，顾文选以叛国投敌罪，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1978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为右派分子落实政策的55号文件。北京大学根据文件精神，成立了第二落实政策办公室，负责右派的复查和改正工作。据《北京大学纪事》中关于右派改正的记载，至1986年2月，经过复查，原划右派予以改正的715人，并作出了复查结论。维持原划的1人。这1人就是顾文选。
为何顾文选仍维持原划？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他的所谓“叛国罪。”1979年北大第二落实政策办公室的汇报中关于顾文选是这样记载的：“顾文选，西语系调干生，原在公安部门工作，57年鸣放对肃反有攻击性言论，他在西语系组织一个控诉会，控诉肃反运动，在礼堂开几百人参加，气氛搞得很紧张，超过大鸣大放，造成了很大影响，后来在1966年左右逃到苏联，过了几个月，被苏联驱逐出来，公安局审讯，在苏联出卖了我情报，骂我们，没什么油水就把他推回来，后判了死刑立即执行，叛国投敌产生了严重后果。证明了他57年对党是有仇恨的，根本立场是反党的，这个人不能改。”
顾文选的“出卖情报”肯定是子虚乌有的，一个在劳改中监禁多年的犯人何来情报可出卖？但这种莫须有的罪名也没有可能去证伪。顾文选在鸣放中的“控诉”本已在当时就轰动全校，把他后来的“叛国”与当年的“控诉”联系起来，自然就顺理成章地得出了“对党有仇恨，根本立场是反党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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