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死了多少人呢？
据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安徽省常务副省长张恺帆估计“安徽饿死约500万人”。
在安徽省11个县中，巢县不是死亡率最高的，但根据公安部三局王维志研究员的统计，死亡率居然也高达10.123%。
张恺帆当时兼任巢县县委书记。1959年，他与巢县县委第二书记张建深入当地社队调查时发现，“群众家已是十室九空，公共食堂的大锅里全是清水煮青菜，只有一点点粮食，情况非常严重”。
在《人祸》一书中，记录了一位幸存者的回忆，令后人一窥大饥荒时巢县的惨景。
这位幸存者说：
“五九年秋天开始挨饿时，我祖父就拒绝吃东西了，让他吃他就发脾气。可他还要打猪草，喂一口猪。慢慢地不行了，躺在床上死了。七十三岁，本来身体好好的。有一口棺材，埋了。祖母要带两岁的小弟弟，吃一点，但也不怎么吃。不行了，忽然想吃东西了。家里只剩一只老母鸡，她一下子全吃光，到夜里静静地死去了。死了，放在门板上，队长抬出去，扔在山沟里了事。”
“我们有个亲戚是县委书记。他把我母亲弄到县里工作，但她也只能偶然给家里捎一点猪糠、豆腐渣。父亲浑身肿得不像样子，进了大队的‘浮肿疗养院’，才得以活命。”
“我十四岁的妹妹自己劳动，顾不了别人。九岁、七岁的弟弟顾自己还顾不过来，两岁的小弟弟就无人管了。饿了，自己到咸菜缸里掏一根咸菜吃。不久双目失明，就更没有办法了，终于死了。”
“当时我在县城中学读高中，学校里有吃的：有的家长饿得不行，想找在校的子女讨点吃的，学校一既拒之门外。会客必须在校门外，严禁带吃食外出。那时我天天夜里失眠，担心家里再死人。奇怪，弟弟死时，我反而感情麻木了。”
“一次我从县城回家，一路上就看到路边上倒着好几个死人，不少人是外出找活路的时候死在路上的。”
“到处都是破墙坍壁，有的人家死绝了。一般人家，出门不几步，草就长到一人高，野兔子也跑到村里来。”
“不少人是打死的。人吃不饱，冬天还要修水利。偷懒的要打，小队长就拿杆子打，有的打倒了就再也起不来了。”
“偷东西的更是狠打。有一天，一个社员到食堂里偷了四五斤连糠带米的粮食，第二天早上查出来了，要吊起来打。他母亲揽下罪名说是自己偷的，结果把她吊起来打死了。这个社员一家九口人，那一年饿死只剩下他一个了。他现在结了婚，有三个孩子，每到过年过节都要痛哭一场。文化革命开始，社员把那个打死人的队长捆起来游行，嘴里衔块死人骨头——当时饿死的人或者打死的人的骨头。因为当时都没有埋，骨头都丢在那里。倒也没有打他，但游到各处，有的农民用粪勺舀尿泼在他脸上。”
“当时干部宁可让你饿死在家中，也不准外出逃荒。公共汽车站、火车站都要公社证明，才能买到票。有个村子有户三兄弟，其中一个拿着一张白纸在公社办公室外面转，等管章子的人出去时，溜进去在纸上盖个印就跑。然后写上几个字，算是搞到了证明。他流落到江西一处山沟里，给人打短工谋生。几年后带着老婆孩子回来，发现两位兄弟早已饿死了。”
“我们村里食堂的灶头常有外村步行逃荒路过的人歇宿、取暖。第二天早上往往发现人倒在那里再也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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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责任编辑：晟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