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9月07日讯】1954年8月17日，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政府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家计委主席高岗，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时年49岁。高岗是中共建政后第一个自杀的副国级高官。
高岗为什么自杀？
因为他觉得冤枉。当年，他为中共立了大功：他是中共陕北根据地的创办人之一，毛泽东等从江西开始“长征”，最后在陕北找到了落脚地；国共内战期间，他被派往东北，东北成为全国“解放”最早、最“先进”的地区；1950年，毛发动援助朝鲜战争，他领导的东北是最重要的后勤保障基地；1952年他奉调进北京，成为与周恩来领导的政务院平级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因工作成绩突出，毛泽东曾向全国发电报，号召向高岗学习。
一转眼，他却被打成“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家”、“资产阶级在中共党内的代理人”。高岗认为，这实在是太冤了。
高岗反党了吗？
中共批判高岗“反党”，从1953年持续到1955年，先后通过两个决议：一是1954年2月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二是1955年3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
中共批判高岗，主要有以下五件事：
第一，高岗在不同场合表达过对刘少奇的不满。
刘少奇是当时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共第二号人物。高岗坦率地承认这一点，并表示主要是工作方面的意见，这不是反党。
这一点与毛泽东有直接关系。
据高岗的秘书赵家梁在《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一书中讲，高岗到北京后，几乎天天与毛泽东见面，交谈很多。高岗在反省时，讲到毛对他说过许多“私房话”，如：进北京以后，刘少奇没有做什么工作，对毛帮助不大；刘过去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建设根据地的经验；刘没有搞过军队，军队不听他的，不能掌握全局；刘要架空毛，许多事情不让他知道，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讲话、发文件；刘的思想仍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没有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要推着他、拉着他走，必要时要让他“挪挪位子”。
毛甚至密令高岗查阅东北敌伪档案，看看刘少奇1929年在沈阳被捕后是否叛变。关于这件事，高岗的老部下张秀山在他的回忆录《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有具体说明。
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与胡耀邦等谈话时也说：“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指毛泽东）也有责任。”中共建政初期，毛泽东就对刘少奇、周恩来有意见。“高岗批评刘少奇，不是完全批评错的，有批评对了的”。
第二，在1953年中央财经工作会议上“批薄射刘”（批评薄一波，影射刘少奇）。
薄一波是刘少奇的老部下，当时任财政部长。
据高岗的夫人李力群回忆，中央财经会议开始时，高岗并没有参加，他不负责中央财经工作，当时正忙着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来，毛泽东知道高岗没有参加会议，就要高岗参加会议，并在会上发言。高岗让秘书赵家梁、马洪、梅行拟了发言稿，送毛审阅，毛对发言稿进行了修改后，高岗才在会上发言。
据高岗的秘书赵家梁说，高岗将这个稿子拿给毛泽东、周恩来看后，毛、周都是同意的。毛还在“个人主义”之前都加上“资产阶级”四个字，比原稿的提法更重了。高岗发言后，薄一波去找他交换意见，认为上纲太高，难以接受。高岗把毛批改过的发言稿给薄看，薄无言以对。
这件事也不能算反党。
第三，在1953年组织工作会议上“批安射刘”（批评安子文，影射刘少奇）。
安子文是刘少奇的老部下；当时，刘少奇是分管中组部的中共政治局常委。
高岗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高岗的部下、东北局副书记张秀山在会上有一个发言。这个发言被认为是高岗、饶漱石联手反党的罪证之一。
据原国防大学教授林蕴晖考证：张秀山原本没有想到在这个会上发言。先是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多次找他，然后是刘少奇亲自找他，请他在会上发言。张秀山征求高岗的意见，高岗不同意他发言。再后来，毛泽东把张秀山找去，让他在会上讲一讲。张秀山准备好发言稿，送给毛看。毛看后，支持张秀山去讲，张秀山才在大会上发言。
这既不是高岗的问题，也不是饶漱石的问题，甚至也不是张秀山的问题，与反党没有任何关系。
第四，散布安子文私拟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无林”。
据高岗的秘书赵家梁说，1953年4月，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私拟了一个中共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名单上有薄一波，没有林彪。
一天中午，毛泽东让他的机要秘书亲自将这个名单送给高岗看，高岗看完后，立即收回。毛在中央的小会上严厉批评了安子文：一个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哪能来那么大的权力搞这么一个名单？安子文当即作了检讨。毛泽东说，这件事到此为止，不许外传泄密。
高岗认为，安子文没有那个胆量，敢擅自搞这个名单，肯定是刘少奇让他搞的，高岗觉察到毛在这件事情上对刘少奇的不满。但他没有听从毛的交代，利用与一些干部个别交谈的机会，讲了这个名单问题。
至于饶漱石散布名单的事，据林蕴晖考证，未见有具体资料披露。如果情况确如赵家梁所说，那么，高、饶散布这个名单，属于违反组织纪律，但不能说是反党。
第五，谁代毛主持中央工作问题。
1953年12月，毛泽东准备去南方休假，关于由谁代理毛主持中央工作，历来有多种说法。
据林蕴晖教授考证，按《邓小平年谱》记载：“1953年12月15日下午，（邓）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外出期间中央书记处会议由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高岗、彭德怀参加，集体讨论解决问题。”显然这次会议并非决定由刘少奇代理主持，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毛泽东的本意。
另据高岗的秘书赵家梁补充的细节，会前，毛泽东对高岗说，他要到南方休息一段时间，中央的工作是由少奇主持好，还是轮流主持好，你先找几个人酝酿一下。高岗立刻去找陈云商量，陈云思量毛是不是另有考虑，犹豫道：“我看可以轮流？”
1953年12月15日，毛在他的住处召集会议，提出他不在北京时，是由少奇代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还是轮流主持，请大家考虑。周恩来首先表态：还是少奇主持好。刘少奇说：“不妥，不妥，我看还是轮流好些。”高岗马上说：“我赞成轮流。”邓小平和陈云赞成刘少奇主持；朱德、林伯渠、饶漱石等表示轮流好。毛见一时难以统一意见，便说：“此事今天不作结论，以后再议。”
从上述事实看，高岗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轮流”，没有任何问题。把高岗的“轮流说”作为他想“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证，不成立。
综上所述，高岗根本不存在所谓反党问题。
高岗与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了吗？
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结论中专门就高、饶是否结盟作了解释。毛说：“有人问：究竟有没有这个联盟？或者不是联盟，而是两个独立国，两个单干户……我们说，高岗、饶漱石是有一个联盟的。”（《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毛列举了五点理由。据林蕴晖教授考证，毛讲的五点理由，经不起推敲，不成立。
也就是说，高、饶反党联盟根本不存在。
毛泽东为什么要“除掉”高岗？
当时，毛泽东、刘少奇虽然在治国理念上有分歧，毛对刘有不满，但毛还没有想到把刘赶下台。而刘与高最大的区别是，受到批评后，不是一味地往前顶，而是一次又一次地作检讨。第一次在中央财经会议上作检讨，第二次在中央组织组织工作会议后作检讨，第三次在七届四中全会上作检讨。
特别是1953年12月17日邓小平、陈云向毛告密后，毛对高的怀疑加深，感到高的威胁可能比刘更大。
事隔多年后，邓小平谈到此事说：毛泽东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也得到彭德怀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候六个大区，他得到四个大区的支持。
邓小平说，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我明确表态，说刘少奇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
1953年，林彪因生病在北京的西山休养，没有参加财经会议。一些大区负责人想去看望他，高岗便出面联络，带领几个大区和军队负责人，还有一些地方领导前往，总共去了二三十人。事后，参与探望的王鹤寿曾对人说：“林总（林彪）的水平确实很高，看问题深刻、尖锐，击中要害。现在刘少奇这些白区党的人控制着中央的权力，有篡权的危险性和可能性，是毛主席身边的危险人物。”当时，林彪讲:“看来，现在中央的领袖中，毛主席年纪大了，刘少奇是不行了，只有高主席（高岗）是久经考验的……”（张明远着：《我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381页）
当时，全国六个大区中，东北、西北、华中、华中四个大区都支持高岗，加上在东北战场上得到高岗鼎力支持、战功排第一的林彪，在朝鲜战场上得到高岗鼎力支持、战功赫赫的彭德怀等军队领导，都跟高岗关系很好，都支持高岗，使毛感到事态严重。到1953年12月下旬，毛权衡利弊，下决心与刘、邓、周、陈等联手除掉高岗。
刘邓周陈等对高“无情打击”
毛作出除掉高的决策后，立即南下杭州，将解决高岗问题的难题留给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等。
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结束后，立即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座谈会采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党内斗争方式，对高岗搞突然袭击，会议气氛恐怖紧张。
陈云首先发言，揭发高岗曾经对他说过：中央多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林彪也可以当。高岗当即反驳说：这话是你对我说的。会议主持人周恩来立即严厉制止高岗再说下去。
第二个发言的是刘亚楼，他揭发高岗在东北战争时期私下与苏联人谈了三天三夜，提供情报，里通外国。高岗生气地说：你真会造谣，我连俄文都不懂，谈个屁。会场一片嘘笑。
座谈会上，只许别人揭发批判高岗，不听高岗解释反驳，高岗被上纲上线地定为“阴谋篡党夺权”、“阴谋分裂党”。高岗认为许多事情都是对他的诬陷，要求中央对质，拿出证据，更不承认对刘少奇提意见就是要反党夺权。
据高岗夫人李力群讲，当天，高岗回到家中，情绪非常激动，不断地说：这是诬陷，这是造谣。他们不让我说话，逼我承认反党，我能反党吗？他们才是反党，反对毛主席呢。他们不就是要逼死我吗？这些人太卑鄙了，我上了他们的当了。
高岗部下也受到“无情打击”
1954年3月26日至4月26日，东北高干会议在沈阳举行，517人出席，170人列席。周恩来到会，刘少奇前秘书、东北局第一副书记兼东北政府主席林枫主持。
周恩来传达七届四中全会决议，详介高饶反党的“主要事实”，批判高饶“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要求打破高岗“一贯正确”、“政治上对、组织上错”、“东北正确、到北京不好”等观念。
这次会议上，此前被高岗批评拉帮结派的林枫、周桓（东北军区副政委），成为“正确路线”的代表，对高岗的老部下，所谓的“五虎上将”，连续批斗一个月。
1954年4月24日至28日，短短五天时间，就完成从中共中央东北局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议决程序，撤职查办高岗东北局的“五虎上将”——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
张秀山，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四级降八级，被发配辽宁盘山农场当副场长。东北局第三副书记张明远，被贬到中科院任办公厅副主任；东北局秘书长兼农工部长赵德尊，六级降十二级，被贬到东北制药厂任副厂长；东北局副秘书长马洪，被贬到北京第三建筑工程公司任副经理；东北局组织部长兼党校校长郭峰，被贬到旅大机械五金厂任副厂长。此后，加上一个陈伯村，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被贬到哈尔滨水泥厂当厂长。
张明远认为“上纲过高”，要申诉，林枫告知：“你就不要再申诉了，这是毛主席决定的。”
东北各省市主要官员几乎全被撤换，鞍山市委八常委全撤，书记华明自杀（未遂）。
高岗“全部认错”也不行
1954年４月，高岗得知东北高干会议揪出他的许多老部下时，非常痛心。高岗经常唠叨：这些人为中国革命出生入死，为东北的发展建设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啊。怎么一夜之间就成了反党、反毛主席了呢？这些罪行都由我来承担吧。
1954年4月，他抓紧写完《我的反省》，违心承认“极端的个人主义发展到实质上推行分裂党的活动”，企图把刘少奇拉下来，“达到自己做主席惟一助手，将来当领袖的个人野心欲望”。
高岗交完《我的反省》后，多次让秘书打电话，请求中央与他谈话，焦灼地等待中央对他的安排，然而，没有得到任何音信。
高岗在自杀前几天，情绪极度反常，管教组多次向中央当面汇报、书面紧急报告，认为情况危急，要求中央尽快派人与高谈话，妥善处置，以免意外。
但是，左催右催，左盼右盼，还是没有片言只字的答复，也没有人来和他谈话。被“管教”8个月、绝望至极的高岗，最后，一了百了。
结语
高岗之所以被整死，从理论上讲，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是祸根。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决议，不点名地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其分析问题的根本指导思想就是阶级斗争论。决议指出：
“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外国帝国主义，决不会袖手旁观；另一方面，国内那些已经被打倒的阶级决不会甘心于自己的死亡，那些将被消灭的阶级也决不会没有反抗，他们中的坚决反革命分子必然要和外国帝国主义互相勾结起来，利用每一个机会来破坏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企图使中国革命事业归于失败，使反动统治在中国复辟。帝国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破坏我们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首先破坏我们党的团结，并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我们党内产生过陈独秀、张国焘，苏联党内产生过贝利亚，这样重大的历史教训表明，敌人不但一定要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而且曾经找到过，在今后也还可能找到某些不稳定的、不忠实的、以至别有企图的分子作为他们的代理人。”
中共打倒高岗是这一套说辞，此后毛泽东打倒彭德怀、习仲勋、刘少奇、邓小平、林彪等，都是这一套说辞。
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百年中共，一直在这么斗来斗去，没完没了。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