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寒而栗 历次运动竟是他为中共出谋献计

作者: 丰中吟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12月30日讯】太史公说:商君,他的天性就是个残忍少恩的人。国人多知商鞅变法,不知其思想。这位在历代被批评的变法者,究竟提出了哪些思想,中共又是如何将商鞅思想用于数亿国人,将其发挥到极致的呢?

家庭成员监视检举 刑罚狠辣

商鞅变法之初,下令把十家编成一什,五家编成一伍,互相监视检举,一家犯法,十家连带治罪。不告发的处以拦腰斩断的刑罚,告发的与斩敌首级的同样受赏,隐藏的与投降敌人同样的惩罚。

中共将商鞅之法运用于文革,使家庭成员、亲朋、同事之间相互监听监视、互相揭发检举。子女检举父母、夫妻互相检举、兄弟手足互相检举者层出不穷,红卫兵告密“弑父弑母”等案例,比比皆是,“亲亲相隐”的道德底线全线崩溃。

以1952年“三反”为例,《人民日报》先后报导:《北京市第五中学青年团员王世桓检举他父亲贪污行为》、《许东才站稳人民立场检举奸商父亲》、《门头沟机电厂职工家属大胆检举和规劝丈夫坦白》……

中共也采用商鞅的狠辣刑罚方式,造成很多人被批斗、枪决。

如著名的方忠谋事件。1970年2月,方忠谋在家中发表了支持刘少奇、批评毛泽东的言论,被自己的丈夫张月升和长子张红兵举报。16岁的张红兵写了封检举信,检举的是自己的母亲方忠谋,与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了军代表的门缝。两个月后,方忠谋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遭枪决。

多年后,张红兵悔恨说:“经过这几十年的社会底层生活,我也经历了磨难。整理家庭的各种遗物、档案,写材料。我在心里骂:张红兵啊张红兵,连畜生都不如。我想逃,却无处可逃。”

削弱人民 战胜人民 奴役人民

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先胜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画策》)

商鞅这个思想的意思就是为了统制(不是治,商鞅所说为制),他提倡要削弱人民,继而战胜人民,使人民成为奴仆,受其奴役。这个在正常人看来不寒而栗的制民理论,在中共眼中却是教科书般的理论利器。

100年前,“共产主义”的提出,为削弱人民提供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条件,在“共产”的蓝图下,彻底剥夺人民的财产和一切生产资料,变得堂而皇之,商鞅试图建立的“无恒产无恒心”的社会就真的成为事实。继而给战胜、奴役人们提供了先决条件。

以黄金、白银为例,中共建政后,从民间查抄大量金银,又以“支援国家建设”为名,以4分钱一克白银、3.04元一克黄金从民间强行收兑,同时禁止民间买卖金银,地富反坏右持有金银也是罪过。到1970年代时,民间金银已经很罕见了。这是经济上削弱人民的一个例子。

以奸人治善人 建立流氓政治

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去强》)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去强》)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说民》)

“以弱去强”、“以奸民治”这个思想简要说来就是:“消灭”,消灭有能力有信仰的那部分人。具体操作办法是,建立流氓政治。以奸人、小人、流氓来压服人民。利用弱民把一切强民除去了,剩下的自然都是弱民奸民,对付操纵起来就游刃有余。

乡绅阶层是中国基层社会的精英,不仅是经济上的精英,还是道德上的精英,是所谓的强民,中共于是搞了一箭几雕的“土改”运动,利用宣传队和农村的地痞流氓在全国范围对乡绅阶层进行群体灭绝,同时达到“以弱去强”、“以奸民治”,建立基层流氓政治的目地。

侮辱人格 用刑罚羞辱

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富则轻赏。治民羞辱以刑。(《弱民》)

为了使爵、官、赏具有吸引力,要先使人民辱、弱、贫了。受辱了,就会希望通过政府和爵位来改变自己的处境;弱小了,就会依恃官吏的保护;贫穷了,就会看重政府的奖赏。所以,治理人民,要用刑罚来羞辱他们。

中共对这个思想使用的是登峰造极,在文革中,利用“红卫兵”极尽羞辱之能事。“红卫兵”其实是所谓的“弱民”,既无传统思想也无立足社会的资本,但中共煽动他们对大批真正有思想的文化精英进行侮辱,刑罚上的羞辱,又达到了消灭强民的“以弱去强”的目地。

杀戮去强民

能生不能杀,必削,能生能杀,曰攻敌之国,必强。(《去强》)

被视为“毒”、“虱”的“强民”,对其灭绝的最重要的手段是杀力,就是对其进行肉体消灭。除了国内消灭,还可通过战争手段缓解内部张力,消灭国内强民。

如在韩战中,大批国民将士被送去战场……中共建政以来发动的历次战争,可以说都达到了去强民的效果。

暴力威化 人民噤若寒蝉

商鞅变法后,效果如何?变法初期,给新法提意见的人很多,但是不久后“秦人皆趋令”,再也不敢批评新法。新法推行10年后,“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一些原来批评变法的人,都改口说变法的好话,从此“民莫敢议令”。

这可怕的后果,正是中共梦寐以求的。在发动了几次运动后,1957年反右以后,党外再没有人敢批评共产党;1959年党内反右倾机会主义以后,党内也不敢批评领导,不敢批评党的政策;文革中,人们在家中再不改议论共产党。

参考书籍:《史记・商君列传》

《商君书》

(转自看中国/责任编辑:李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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