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美利坚共和国成立以来，外国人一直在收买——或至少租用——美国的统治阶层。几乎正好在225年前，乔治‧华盛顿在他1796年的告别演说中，提醒要提防“外国影响的阴险诡计”，并补充说“外国影响是共和国政府最致命的敌人之一”。
当今，如沙特人、日本人、韩国人和以色列人等等，都成功地赢得了影响力。但通常追求的目标是为他们自己的国家赢得优势。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远远更危险的事情——利用影响力从内部侵蚀美国。
一个国家正在将很容易使人上瘾且不可预知的违禁药物注入美国的血液——每年导致数以万计的人死亡。而美国精英对此完全无所作为。现在，造成的影响就是这个。
什么药物？芬太尼（Fentanyl）。哪个国家？共产中国。
芬太尼主要源自中国，常常经由墨西哥（以及墨西哥贩毒团伙之手）进入美国。中国人也热衷于这笔生意的洗钱那部分——帮助贩毒团伙洗白（或回收）其巨额收入。这就是中共喜欢说的“双赢”。
人员伤亡
芬太尼洪水般涌入美国，始于2013年左右，此后稳步加速。数字是惊人的。
2017年，有2万8,000名美国人死于服药过量，其中包括芬太尼。
在2018年与川普总统会面时，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就承诺限制所有芬太尼类物质。川普宣布这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形势的事件”。毫不奇怪，芬太尼和毒品仍继续流入美国。
2019年，超过3万7,000名美国人死于芬太尼服用过量。这几乎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阵亡的美军人数的5倍。
2020年，美国政府报告有9万3,000名美国居民死于服药过量，其中绝大多数死于芬太尼中毒。为遏制中共病毒（COVID-19）传播而实行的封锁，帮助提升了本已骇人的（服药过量）死亡总人数。
然而，即便死亡人数上升，美国企业和金融巨头也从未提及。智库也大多保持沉默。学术界呢？则懒得去关注。美国媒体经常对芬太尼大屠杀轻描淡写或视而不见，消息来源似乎更是害怕提及C字：中国（China）。
而在国会山，有“两党”大胆而吵闹地谈论对抗中共政权。就芬太尼和中国而言，几乎听不到相关讨论。
借口
即使是川普政府——迄今为止最坚定地对抗中共的政府，也没有非常重视芬太尼问题。不过，川普直接向习近平提出了这一问题，其他人也确实作过尝试。
一位官员建议把“芬太尼之祸”称为“第三次鸦片战争”。来自首都圈内（Inside the Beltway，译者注：泛指美国联邦政府的政治圈子，不包括国会参众两院）的是一种直接而本能的的反应：“你不能这么说”（谈到中国，有各种各样“你不能说”的事情）。
在某些地方（包括在中国）有一种倾向：认为中共的不合作是它对19世纪鸦片战争的报复，以此为其行为开脱。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上述反应就特别奇怪。
报复？鸦片战争发生在180年前。按此逻辑，新疆的奴工是对美国内战前种植园的“报复”。制造新的绝望和死亡如何纠正旧的绝望和死亡？
对于中共政权为何阻止（或者更确切地说，不会阻止）这种违禁药物流动，美国精英还有很多其它的“内部”理由。最常见的三种是：
1. 中共政府受法律约束，而芬太尼生产商却不断地篡改规则以避免被列入“非法名单”。因此，生产商总是领先政府一步，后者不能足够快地修改法律。
这是一个漂亮的理由，但在中国，习近平和中共说法律是什么，法律就是什么。即便是亿万富翁马云和许多其他有权势且人脉广泛的中国大亨和官员，也是吃了苦头才明白的。如果北京想关闭芬太尼生产商，法律并不是障碍。
2. 据称在北京控制之外的中共地方当局，不会阻止芬太尼的生产，因为他们想要税收收入和就业。而且他们也是彻底腐败的。
确实如此。但地方官员也害怕被逮到超越北京的许可权——马云的遭遇，谁都知道。
3. 中共当局无法找到违禁药物生产商的所在。要知道，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地方。
中共正在打造一个连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都无法想像的监控国家。在习近平的海报上画一撮小胡子，看看被逮捕和监禁需要多长时间。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习近平长得像小熊维尼（Winnie the Pooh），几分钟后国家安全部的特工就会出现在你家门口。
中共警察可以为所欲为。让人“消失”、逮捕小明星、绑架亿万富翁和书商——把外国人扣为人质并关起来？都不成问题。唯一的约束是来自中南海——中共最高层。
中共政权并未全面禁止芬太尼——更不用说像追捕维吾尔人、基督徒、法轮功修炼者或香港人那样，去追捕芬太尼生产商了。这表明中共乐见美国充斥着芬太尼。
当川普在2018年要习近平阻止芬太尼重新流入美国时，据报导，习近平回答说：“我们中国没有毒品问题。”这意味着习近平能够控制毒品，而且他正在以真正的、“超限战的方式”，将化学战剂引向他的头号对手和最大的敌人。大多数涉及中共的事情并不难搞清楚。
中共化学战的影响
这场屠杀，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芬太尼正在肆虐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大约半数死于芬太尼的人，是处于兵役年龄的年轻人。
正如一位前美国政府官员所指出的，这相当于每年将陆军或海军陆战队的五六个师从名册中剔除。而且不要忘记那些幸存下来、但不能再作为社会生产成员而发挥作用的“战地伤员”。也不要忘记照顾他们的负担和费用，以及被摧毁的破产和破碎的家庭。
精英们对这种情况本应有更好的了解，但人们却听到他们说受害者只是“瘾君子”，本来就不应该去参军。这有恶意且是错误的。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都有行为不端的年轻人，其中包括许多加入美军的人。但简单的不端行为是一回事；而一种经常贴错标签且难以识别的毒品，完全不可预测，只需微量就能杀死一个人或使其永久致残，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从中共的角度来看，它没有理由不喜欢这么干。它正在削弱它公开的敌人，计划到本世纪中叶主宰它。而更甚的是，中共从毒品贸易中赚了很多钱，而且用的是可兑换货币。购买芬太尼，你以美元支付。
帮凶
虽然最终应归罪于中共，但正是美国自己的统治阶层拒绝对其采取任何行动，因害怕“冒犯”中共。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因为害怕无法满足自己对中国金钱的瘾。其中一小部分钱最初可能来自于向美国人出售芬太尼所得。
如果你认为那些死去的只是偏僻落后地区的穷人，如果你觉得跟中国做生意赚大钱更重要，你恐怕对逝去的9万3千多名同胞、以及更多被毒品摧毁的家庭也会无动于衷。
如果这些人太过愚蠢和懒惰，没有“学习编码”或获得沃顿商学院的MBA学位，而他们的工作、生计和社区从从1990年代起被那同一拨政治和商业精英外移（主要是外移到中国），这也是没有办法的。
反击“最致命的敌人”
看着美国精英们无所作为——更糟的是，甚至要求与中共政权进行无限制的接触，可得出一个结论：美国的统治阶层确实让中共的钱花得物有所值。
不信的话，就听听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简称USCBC）主席，或者波音、耐克、苹果的首席执行官所说的吧。
这儿有一个主意：要求精英MBA项目和国际关系项目的准毕业生，以及国会工作人员——甚至可能是国会议员本身——在所谓的铁锈地带（Rust Belt）度过几个星期。那里遭到了双重摧残：一个来自芬太尼，另一个来自产业和工作外移到中国时高等阶层造成的屠杀。
试试去俄亥俄州扬斯敦（Youngstown）、宾夕法尼亚州尤宁敦（Uniontown）、纽约州布法罗（Buffalo）或者东克利夫兰（East Cleveland）吧，如果你需要有一些了解的话。不过，这份清单可能会长得多。让他们住在当地的汽车旅馆里，要求他们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外出到街上，“沉浸于那种氛围中”。
或许，作为休息，接到服药过量的求救后，陪急救医务人员一起外出。或者在当地的高中停留，与辅导员一起旁听——只是为了了解这些孩子中太多人所面临的形势和未来。
这有可能吗？没有。
人们得到的印象是，美国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根本不在乎。他们已经心甘情愿地成为“致命敌人”的帮凶。
这尤其令人愤怒，因为我们是能够反击的。中共并非无懈可击。他们击中了我们的痛处——我们的家庭和社区。我们需要打击他们的痛处——他们的精英。
给乔‧拜登总统的信息：
你已经发誓要保护美国公民，而不是确保华尔街和美国工业可以利用习近平无数次的“开放”承诺。
所以，请采取以下一项、最好多项行动：
其一、暂停中国所有金融机构进入美元网路。从中国人民银行开始。
其二、立即将所有中国公司从纽约证券交易所和其它交易所摘牌。它们当初就不应该上市。
其三、对于前500名中共党员在美国的亲属，撤销其绿卡和签证，并扣押财产和银行账户。
中共可以阻止毒品贩卖到美国。这样做只需要一个理由。我们需要给他们一个。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戒掉我们最“不被察觉”的瘾，即我们的精英对中共金钱的瘾。
作者简介：
格兰特‧纽瑟姆（Grant Newsham）是一位退休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前美国外交官和企业高管，在亚太地区生活和工作多年。他曾担任太平洋海军陆战队（Marine Forces, Pacific）的备任情报负责人，并曾两度担任美国驻东京大使馆海军陆战队武官。他也是安全政策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的高级研究员。
原文：America’s Chinese Fentanyl Flood刊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