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言真语】区议员文念志:等待“天灭中共”到来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0年04月24日讯】香港大埔区新进区议员文念志,是个九零后青年,他是新界原居民,第25代文氏家族成员。文念志接受《珍言真语》主持人梁珍专访时谈到他10年来的从政之路。

他说选择参政是受2010年的反高铁运动启蒙,当时他还是个中学生,被网上认识的义工邀请,发放反高铁的传单。2011年他开始在民主党北区帮忙,做一些选举和地区的工作。2013年他跟着师父区镇桦议员入行,2015年曾经参选区议员,由于经验不足而失败。之后4年他没有放弃,继续在地区工作,去年在大埔区颂汀选区成功当选。他说,“这次选举的结果,香港年轻人,勇武的一代付出了很多血、汗、泪,所以我们每一票、每个议席都是有血有泪。”

文念志谈到经过反送中运动之后,香港整体政治环境的改变,“热衷于了解政治的人变多了,甚至很多人想为这个社会出一分力,香港人普遍的思想意识改变了,可能到街上买个面包、买一枝笔、买杯饮料,都会想一想,这是不是一个黄店?我是不是在支持一个黄色的经济圈?如果这是个蓝店,我继续光顾它,是不是助长了它的声势?大家会有这种构想和反思。”而且香港市民比以前更加有人情味,更愿意将心比己。

自上任后,文念志感觉被警察针对着,3月8日那天,一个指挥官拨开他前面很多人,专门瞄准他的头喷胡椒喷剂,在场的人看到后都很吃惊。他说,警察追着区议员去滥捕,而且施加暴力。“很无奈,警察现在无需理由就可走过来抓你。”

自参选后,文念志已经两次被捕。第一次被捕是去年11月2日在维园;第二次是3月8日,他正式上任3个月左右,两次被捕给他的感觉是警暴从来没有停止过。

他说,郑丽琼议员是他们都很尊敬的一位老前辈,警方用意图煽动的罪名抓捕她,他认为警方很无理,也很明显是针对性的打压。

文念志在大埔一间名校念过7年中学,对其感情很深,让他难忘的是,去年9月7日,在大埔墟火车站,一群中学生想组织一个相当和平的人链活动,然而警方却出尔反尔,先假扮撤离,然后突然袭击,警察用警棍打伤了他的中学师弟朱同学的头,他就在旁边目睹这一切,却无能为力,很悲痛。朱同学身心都受到很大伤害,还留下创伤后遗症,无法再留在香港,连DSE(中学文凭考试)都没考,就离开香港。

目前政府推出防疫令,多于4人在公众地方聚集,就要抓捕。对此文念志指出,“有一帮无耻的执法部门打蛇随棍上,以这个防疫令为借口,将权力无限扩大,去抓拿、去拘捕、或者下罚单。”他说,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其实是想令我们害怕,想令社会弥漫一种白色的恐怖。”

他希望所有新当选的民主派同事要坚守地区工作,不要松懈,要争取下一届也能赢,守住票源。“要有很高的投票率,我们才有机会取胜,希望大家都谨记。”

文念志谈到,新当选的民主派区议员很辛苦地在做事,小区有确诊(中共肺炎)个案时,他们都急忙冲过去看清洁的工序和送去隔离的工序。在现场看不到那些建制派的落选者在做事,而且那帮人还经常在社交平台上撒谎攻击他们,都是无的放矢、很不要脸、很可笑。

而从去年12月20日之后,当他出入时每天都有人监视、跟踪。“久而久之我就知道都是那帮人,他们是一队的,只是分散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时段,去跟踪我这个目标。”他说,“我不会因为你们的出现而害怕,如果政权真的要你害怕,你真的怕了你就正中下怀,我不是这一类人。”

他表示,因为反送中运动,香港疫情没有大爆发,但是如果政府的政策做得好一些,早一点把握黄金时机、早一点全面封关,确诊的人数会更少,可能就不需要现在这种强制的防疫令。

对于香港的前景,文念志相信香港会恢复过来的,“康复香港时代抗疫”,这句话是他的一位选民说的,这位选民的岳父母是选区里一间茶餐厅的老板,在区议会选举时,他专程从美国坐飞机回来投票给文念志。2月初的时候,香港口罩很缺乏,他从美国快递了7,000个医用口罩给文念志,让他分发给选区的居民。这件事让文念志很感动。

抗疫开始时,香港口罩供应很紧张,文念志指政府不作为,整个抗疫的工作畸形,如最需要的那群人,比如上班族、公公婆婆、甚至是前线的清洁工友,很多人没有口罩戴,很可悲。他和同事们尽力做了很多事,如团购口罩,先用仅有的钱去买,不赚一分钱卖给街坊,他们卖55元一盒时,药房已经卖到二百多元了。虽然吃力不讨好,因为排队的人很多,每次很快就会派完,派发多少都不够,但是他说,“我们真是做到问心无愧,尽了我们的全力。”

虽然由于疫情,香港出行的人少了,但是文念志表示,香港人抗争的心没有变,在沟通群组或不同的圈子里面,大家仍然在研究抗争的策略、方向,没有退却,而是在蓄势待发。文念志说,他是不会怕共产党的,当他3月8日第二次被捕、被警察抓住压到那一刻,他喊出的第一句话就是“共产党,我不怕你的!”他相信,“天灭中共”这一天会到来,他等著这一天的到来。

以下是访谈内容整理。

第25代文氏家族成员 “大埔仔”

记者:最近我们推出了一系列区议会区议员的采访,叫做“区区有理讲”。今天我们请来大埔新进区议员文念志先生,请你介绍一下自己?

文念志:我的选区在大埔颂汀,这个选区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它包括了市中心的一些屋苑、富亨村,一些居屋和一栋公屋,所以在整个结构、地理上比较特别,与其它选区有些不同。

记者:你和这一届的很多区议员都有一个共同特色,就是很年轻,九零后,而且你还是新界原居民,文氏家族成员,你是第几代?

文念志:如果按族谱和辈份,我应该是第25代(文氏家族族人)。

记者:所以你对新界、对大埔(很熟悉),是一个“大埔仔”。

文念志:是,绝对是。

记者:请讲一下大埔有什么特色?

文念志:大埔给我的感觉就是不会令人肚子饿,就算深夜也会有宵夜,有东西吃。以前我跟我师父区镇桦议员一起去做事,比如有时我们走遍整个新界东去挂横幅,去到沙田、将军澳、上水等其它地区,它们给我的感觉是到了晚上,例如到了凌晨12点的时候,肚子饿就找不到东西吃,但大埔却不会这样,住在那里的人都很幸福,因为居住环境好、有人情味、交通也便利。

受反高铁运动启蒙 从政十年

记者:为什么会选择去参政?

文念志:选择参政,开始对政治有触觉的启蒙是2010年的反高铁运动。那时我还是一个中六、中七的学生,也不知道反高铁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只是觉得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去兴建这个基建。我还记得那时用网上的沟通平台MSN认识了一些住荃湾的义工,他们邀请我去荃湾派发一些反高铁的单张。

当时我觉得派单张不难,但如果有街坊问到为什么反高铁,我怕回答不出来,用了几个晚上去做功课。当我派完后,感到有些街坊是不明白才到街上拿我的单张,他们也追问我一些问题,我很庆幸那时候没有答错什么。

后来2011年我在民主党北区,那时候还没有入党,纯粹是帮忙选举工作和做一些地区工作,跟进一些个案。2013年我去了大埔,认识了我师父区镇桦议员,他带我入行,也教了我很多东西,我跟了他6年。2015年我曾经在大埔的一个选区参选,但那时自己可能是经验不足,输了。这4年来我一直没有放弃,继续在这个地区工作。这次选举的结果,香港年轻人,勇武的一代付出了很多血、汗、泪,所以我们每一票、每个议席都是有血有泪。这是我10年来的从政之路。

记者:现在香港的年轻人让全世界都关注香港,为什么你肯走出来,还比别人多走一步去参政呢?到底生命中什么事情,使你不同于其它国家或大陆同一代的人?

文念志:令我感慨的是从去年六月份开始,见到很多年轻人走出来抗争,他们有的比我还年轻,正在读中六准备考DSE(中学文凭考试)、或大学一年级,但他们站得更前,出的力更多。作为年长几年的年轻人,我觉得惭愧,希望在不同的岗位上可以出一份力,包括参选区议员。他们抗争有抗争的路,我也希望在地区上、在地区服务上去改善,例如改善大埔区交通、环境卫生问题、屋苑管理问题,这些都是我当选之后慢慢逐步去改变。两者是环环相扣的,即使有抗争也不代表地区工作会少做;或者做了议员的工作、地区的工作,但如果有抗争的运动,还是会参加。虽然身份不同,但初心没变。

警暴从未停止过 区议员被滥捕

记者:你刚刚上任4个月,从当选为区议员到现在6个月的时间里,你已经两次被捕了?

文念志:第一次被捕时我还没有当选,是11月2日在维园,我只是一个区议会选举候选人;最近一次被捕是3月8日,我已经正式上任3个月左右。这两次被捕给我的感觉是警暴从来没有停止过。自上任后我的感觉是被警察盯着,他们追着区议员去滥捕,甚至施加一些他们所谓的合理暴力。3月8日一个指挥官对着我的头射胡椒喷剂,他面前还有另外两位大埔区区议员,最前面还有一班记者,他拨开所有人拿着胡椒喷剂就瞄准我、对着我的头喷射,大家看到后都大吃一惊,其实我前面还有很多人,他本来可以选择驱散其他人,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拨开所有人,瞄准我来喷。

记者:当时你有什么感受?

文念志:胡椒喷剂我已经受惯了,不是第一次被喷,当时很多人搀扶我,也有义务急救员帮我急救,把我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几个人轮流陪伴我,为我治疗。刚被喷到时我的眼睛、鼻子的确很痛的,我知道不能用手揉它,只能让那个感觉慢慢消退,但是是痛苦的,真的很痛苦,我感到麻、热、辣,眼睛睁不开,鼻水鼻涕全部流出来,又咳嗽,眼睛周围都红了。

记者:可能心里更加痛?

文念志:我觉得就是警察想羞辱我、针对我,我被你射了(胡椒喷剂),那又能怎样呢,我依然在那里。我不会因为你向我开枪,我就后退。那天晚上我就被捕了。

记者:现在看到很多区议员被捕,最近郑丽琼议员也受到国际关注,警方用了64年前的一条法律来抓她,所以有人担心23条立法重来。其实你们当选本来是很快乐的事,你想为地区工作,但现在你被控两条罪行,可能面临还押的情况,那么你自己的心情怎样?你觉得你们区议员为社会服务这个工作是不是很困难?

文念志:我第一次被捕之后,家人、街坊、议会的同事、朋辈都提醒我,希望我再谨慎些去做事。始终人民选你出来,是希望你能代他发声,而不是见到你被拘捕。我有一个想法,真的有一天我要还押的时候,我心里会很过意不去。因为对街坊来说,在地区服务方面,我是缺席了,哪怕一星期、两星期、三个月。

但有时我见到抗争的场面,我会先考虑手足、小朋友、或抗争者,为什么我会比他们站得更前,是怕他们有事,我纯粹是站在一个监察警方行动的位置,但是很无奈,警察现在无需理由就可走过来抓你。就好像你刚才说的郑丽琼议员,我以前在民主党里认识她,琼姐,我们都很尊敬的一位老前辈。警察认为她有意图煽动,便去抓捕她。作为议会同事,我们觉得警方是很无理的,也是很明显针对性的打压。

我们在这三个多月以来,接触了不同的政府部门,谈及不同的民生事务,比如,哪条渠道,哪个喉管,哪条交通线需要作什么改动。有熟悉的政府部门的一些同事告诉我,其实这一届政府不会怎样和我们合作,已经出了“口术”,因为民主派赢了,所以有些事,政府就专门刁难、怠慢、甚至拒绝跟你合作。我觉得如果政府有这个取态,真是很可惜,我们是人民授权进来(区议会)的,我们赢的时候,政府不跟我们合作。输打赢要的政府,真是很可悲。

目睹中学师弟被警察打爆头

记者:你是读教育大学的?

文念志:我的教育硕士学位,毕业后是不可以用来教书的,纯粹是我个人喜欢的科目,公共行政和管治的科目,一年制的硕士课程。那时都挺艰辛的,因为我从2014年9月读那个课程,正值雨伞运动开始,我第一学期应该是没上过课,所以要应付那些考试、那些论文,都是之后自己再去补回,慢慢读,慢慢学,慢慢温习,才追得上那个进度。老师不会理你的,你有权选择不去学校,你可以继续罢课,但是那个教学进度是要继续的。

记者:你念硕士时应该有很多同学,他们可能在做其它职业,你选择做区议员,背负着两条罪命,走在不同的人生路上,他们对你是什么看法?

文念志:有部分和我很熟悉的,他们真是觉得很自豪,身边有这样的朋友,这么勇敢,愿意走出这么多步。而跟我最熟悉的,不是大学同学,应该是中学同学,我中学的师弟妹,始终中学的感情是最深厚的。那7年里,也是在大埔,在大埔一所算是首屈一指的名校。有时看到师弟妹愿意走出来,有一份特别的亲切感。

记者:(反送中运动期间)很多冲突都发生在大埔,最初主要在港岛区,或是尖沙咀,后来大埔也很多了,包括开枪事件也在大埔发生,你自己在现场经历了很多,有没有一些特别难忘的经历?

文念志:一定有,应该是去年9月7日,大埔墟火车站,当时,一群中学生想组织一个人链的活动,其实是相当和平的。但是警方出尔反尔,先假扮撤离,然后两队警察从火车站的另外一条山路冲下来。当时警察用警棍打伤了我师弟朱同学的头,我看到那一幕,就发生在我身边,但我完全救不了他。朱同学身心都受到创伤,再也不愿意留在香港,我的认知是他有些创伤后遗症,去了另一个国家生活和发展,DSE都不考了。那一刻,那一幕,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因为自己都觉得很悲痛,那位师弟倒在地上时,他跟我说:文念志,我认识你,我也是读迦密柏雨中学。但我无能为力,救不到他,在那一刻,我是很悲伤的。

记者:我也记得这个故事,大家都没想到,他完全没做任何事,两手空空,就被打了。

文念志:没错,没错。

经历反送中 港人改变 想为社会出力

记者:经过去年的反送中运动,你所看到的香港发生了什么改变,包括大埔?

文念志:首先,整体香港的政治环境是,热衷于了解政治的人变多了,甚至很多人想为这个社会出一分力,香港人普遍的思想意识改变了,可能到街上买个面包、买一枝笔、买杯饮料,都会想一想,这是不是一个黄店?我是不是在支持一个黄色的经济圈?如果这是个蓝店,我继续光顾它,是不是助长了它的声势?大家会有这种构想和反思。

大埔的改变就是大家更守望相助了,我们区议员有些不同的沟通群组,也有些不同的义工沟通群组,大家都尽心尽力,希望能改善地区上不同的问题。我是大埔其中一个选区的区议员。有很多不同的社区问题、地区问题,不论是交通还是环境卫生问题,其实都需要不同的议员、不同地区的拍档互相合作。例如有一个想法后,大家都愿意拿出来讨论,然后很快就得到一个共识。

其二就是,大家会愿意将心比己,比如你有些什么难处,大家可以怎样迁就一下。我觉得在反送中运动之前,香港人未必会有那份人情味,而这9个月来,大家学习到什么是真正的齐上齐下。

港人抗争心不变 政府借防疫制造白色恐怖

记者:现在这个疫情,令到很多抗争活动都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见面也少了,你觉得香港人这个争取的心有没有改变?

文念志:没有,我不相信有变,现在因为大家着重于整体防疫、或自身的健康上,所以真是很听话,不出来。我早上来这里之前,在大埔的一个巴士站那里数巴士的数目,的确发现出行的人数是减少了,包括是上班上学的人少了。但是在我的沟通群组、或我认识的一些不同的圈子里面,我觉得大家其实仍很热衷(参与抗争),即使有个疫情在,大家都在研究,一些(抗争的)策略、方向,我觉得大家都没有退却,大家在蓄势待发。

记者:现在政府说多于四人在公众地方聚集,就是犯法了、要即时收监6个月等,那你觉得政府会不会进一步打压香港的示威游行?

文念志:我认为政府推出的防疫令,是有其必要性的,但是,有一帮无耻的执法部门打蛇随棍上,以这个防疫令为借口,将权力无限扩大,去抓拿、去拘捕、或者下罚单。今天早上,听到郑若骅司长在新闻那里讲话,作为一个律政司司长,虽然她说不会评论个别事件,但是她又出口术,说“你们如果多于4个人聚集,就会开传票给你们”,我觉得她其实是想令我们害怕,想令社会弥漫一种白色的恐怖,我觉得大家要看清楚这件事,她每一个行为、每一个言语背后所带出的意思。

记者:会不会令到你们的工作更加困难?她虽然说,区议员、立法会议员是可获豁免的,但好像陈淑庄以立法会议员的身份,去参加一些讨论活动,她又说那是犯法的。那麽你们都会遇到类似的情况,未来你们怎样面对这些挑战?

文念志:如果私底下参加某一个地区活动、有会议要开,可能我跟我的助理、我的义工,会做好一些措施,保持一些距离,量体温等。如果我要去一个公开的场合,譬如跟某间巴士公司开会,可能我真是会直接打电话去政府部门问问会违法吗?因为始终它有这个防疫令,这个界线其实有很多灰色地带,我们作为议员、我们的议员同事、甚至想跟我们开会的政府部门,可能大家都不知道那个界线在哪里,的确是有担忧的。不论它的界线怎样画,我们都要履行我们的职务。难道我们当选了,因有个疫情在,我们便回家休息,不出来工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我真是要学习一下在不踩线的情况之下,既能符合到它的要求,而我们也能开会、工作、讨论事情,或是有些行动可以做到,好像我今天早上坐巴士那样,我和几个同事,分散在不同的巴士站,起码不让它故意挑剔得到。

记者:大埔以前给我们的感觉是属于建制派驻扎(的势力范围),你知道在新界那些地方,中共中联办好像都相当活跃,但是这次大埔(区选后)全部变黄了。这对于整个中联办势力,或者亲共势力,有没有什么影响?你有没有遇到他们的抹黑或者挑战,你们会怎样去应对?

文念志:对中联办有什么影响?我相信我们能够打击到它,可能一届、两届、三届,我希望劝喻一下所有赢了议席、新当选的民主派同事,大家要先坚守自己的地区工作,你这届赢了,但始终下一届有可能输;如果下一届也赢了,你才是守住了你的票源。所以千万不要松懈,也不要骄傲,这是最基本的。但是,(中联办)它的部署是怎样,其实我们每一届的选战,都是相当难打,这届要感谢所有的选民支持我们。要有很高的投票率,我们才有机会取胜,希望大家都谨记。而我也相信,当选的这么多位议员同事,其实都是跟市民齐上齐下。我真的不是个喜欢依附权力的人,我觉得就算我成为了议员,其实我跟普通人一样。

我经常会在选区里让市民看见。即使是议员,我不会因此而得到什么厚待、礼遇,而我工作时也需要保持正常的礼仪。街坊说这个我是做到了的,我不会因为成了议员,对一些人粗声粗气,这一点我自己会谨守、谨记的。

遭遇监视、跟踪、亲共派网上攻击

记者:有没有遇到一些建制派的挑战?

文念志:建制派落选的那帮人多数会在社交平台上,针对我们做的事去攻击我们。比如我们派口罩,他会开个平台在YouTube讲,为什么赢的那一班人派那么少口罩,为什么赢的那一班人一两个礼拜都没有见过他们,为什么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不出来。我觉得这些真是无的放矢,其实我们所做的事情,一定比他们多。我真的可以这么说,我们这一班新当选的民主派区议员,其实是更加辛苦的。刚好碰到疫情,我自己也没有想过一上任,第一件事就是要想怎么才能找到口罩,这是其一。

其二就是在大埔区里有很多不同的小区有确诊(中共肺炎)的个案,几天就一宗,那时我们都是急忙冲过去看清洁的工序和送去隔离的工序。我在现场就看不到有所谓建制派的落选者在做一些协调工作,所以我们有做事,但他们说我们没有做事,这一点我觉得真是很可笑。他们用一些他们熟悉的网上平台去攻击我们,我们觉得你那个平台都没有人看的,你的YouTube只有几百个人观看,我们不会介意。但你还有什么招数呢,你输了,是因为你懒惰,你却反过来说我们懒惰,真是很不要脸。

记者:好像你说被人跟踪,是不是有这样的事?

文念志:我应该是从去年12月20日,大埔翠屏花园枪击案之后,当我出入时有人跟踪。我家楼下有一些天桥、行人路之类的东西,起初,我一下楼就察觉到,对面桥头可能有一些身形比较健硕的人,纯粹看一看我而已,我也曾经能计算出他们的出现次序,如果用A、B、C、D来形容,他们是一队人,星期一就是A、B跟着我,看一看我,星期二就是C、D,到星期三又轮到A、B,但他们纯粹就是观察我出行时间,没有跟我到街站,我去做一些地区活动,他们也没有跟来,纯粹就站在我楼下。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我都看见这帮人,我也对外宣称,怀疑他们是便衣警察或者杂差,我没有办法去确认,因为我不会笨到走过去问他们,“你是不是警察”,就算我问,他们都不会回答。你要来看我几点出门,就给你看啊,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害怕,我要继续过我正常的生活,我要做回正常的地区工作,例如抗疫的活动、派口罩、或者其它的一些活动甚至去开会,我不会因为有两个人安插在我家楼下而害怕。

后来,在3月8日我第二次被捕之后,他们也用同样的招数,除了我家楼下,有时我走过一些商场,我的选区真的很近市中心,从我家走到我选区的范围可能只需5分钟,市中心很多人、很密集,但是当我一回头的时候,有些人看我的眼神令我很怀疑,闪闪缩缩的,有所避忌的,也有同样的特征,就是身形较健硕,可能有些人会戴着耳机,背着背囊,眼神都是不友善的,但当我一看他们的时候,他们可能躲避到旁边。久而久之我就知道都是那帮人,他们是一队的,只是分散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时段,去跟踪我这个目标。

记者:那么有没有曾经有怕的一刻?

文念志:没有。因为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民选的议员,你要保护我的安全,如果你真是警察的话那就是你的责任,我不会因为你的出现而害怕。相反,在我出行的途中,假设有贼人打劫,有人要伤害我,你们应该要保护我,这才是你的职责所在,我不会因为你们的出现而害怕,如果政权真的要你害怕,你真的怕了你就正中下怀,我不是这一类人。

居美选民返港投票 心系社区捐口罩

记者:有人说香港可能因祸得福,因为反送中运动,令这次疫情没有大爆发,你怎么看?对香港的前景怎么看?

文念志:因为反送中运动,(疫情)没有大爆发,我是同意的。我们现在有大约九百多宗的(确诊)个案,但我觉得如果政府的政策可以做的好一些,其实有些个案是可以避免的。例如早一点封关,早一点全面封关,而不是等那个疫情从中国大陆转移到欧洲,再转移去美国,然后回流到香港的留学生再感染(其他人)。如果政府能早一点把握黄金时机、早点封关的话,我觉得确诊的人数会更少些,如果确诊人数可以少一点,可能今时今日便没有那种强制的防疫令。

对于香港的前景,我相信香港是会恢复过来的,“康复香港 时代抗疫”,这一句话是我的一位选民说的,他住在洛杉矶,在二月初的时候,他在那边送了7,000个口罩给我,派给我选区的街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温暖的行为。即使他不在香港,但他还是在顾念着他的社区,我觉得这真的很富人情味,这八个字我第1次听到,它紧扣着我们原本抗争的一句口号,正因为我们有疫情,所以我们要康复香港,这件事令我很感动。香港人的智慧,包括是文宣文、一些标语或者一些口号,其实都充满着我们的创意和智慧。

记者:请你讲一下当时从美国寄来口罩的故事?

文念志:我其实不认识这位捐口罩的街坊,那天他在telegram联络了我,他发了张照片给我看,是我选举当天,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和一对年老的夫妇,走过来跟我合照的照片。接着,他慢慢解释,“你记得我吗?我是在你选举那天,专程从美国坐飞机回来投你票的那位选民,我的岳父、岳母就是你选区里一间茶餐厅的老板,在整个大埔,很多年轻人、中学生、老师都认识他们。我现在想捐些口罩给你们香港人。”那时刚好在2月初,美国还没有确诊个案,我当时很感动,我还很傻地问:我怎样可以拿到那些口罩,需要给你多少钱?他说:“我一块钱都不会收你的,我很希望你能发给你的选区,因为我父母的关系,因为我投了你一票的关系。”他用快递FedEx,口罩3天就到了香港。

他寄的口罩是50个一盒,他希望我分装成5个一袋、或10个一袋。最终,我是分装成5个一袋,派发了1千4百袋口罩出去。那时需求很殷切的,真是僧多粥少,我还记得,刚把口罩拿出来,不到半个小时,领口罩的队伍就排得很长了。我拜托义工估算一下排队的人数,我们有两个摊位,一个是私人屋苑,一个是公共屋村,每一边大概可派出700袋口罩,我请义工到两个摊位各数700位,就在那截停人龙。我很怕得罪了第701街坊,如果排到他时,刚好发完了,那就太惨了。我还劳烦我的义工,因为2月初还是很冷的,十几个人,摆张桌子,在队伍尾放个提示牌,还开着大喇叭,告诉街坊,我们数到的700个位置就在这了。希望大家谅解,我们的口罩数量有限,只能派发到这位,我的义工数得很准确。

整个故事很感人,我没想到曾经投票给你的街坊,尽管他人不在香港,他还是心系大埔,知道香港最缺乏的是口罩,亲自在美国订口罩送给我们,我还记得他订的是医务用的2级口罩,在那一刻,真的像是一个互动的关系。

记者:知道他做什么职业吗?

文念志:不太方便透露,因为他没有授权给我公开他的身份,但他说过可以将这个故事讲给其他人听。

政府抗疫不作为 议员协助团购口罩

记者:你总共找到多少口罩?

文念志:我找到的口罩分几类的。有些是有人送给我们,叫我们派给街坊;有些是在1月尾,那时是黄历新年二八、二九,我们办事处有团购口罩,那时的口罩是40元一盒。不用3小时,那些号码筹就派发完了。接着,2月尾,我们拿着40元一盒的口罩盒子到药房去看,已经涨到210元一盒了。我们真是没有赚钱,可以说是吃力不讨好,40元一盒口罩,那么多人排队,还有人说你们的号码筹为什么派发得这么少,但我们真是尽力了,40元一盒的口罩我们议员办事处找到差不多1千盒,那时工厂都回复我们说口罩供应是越来越紧张了,成本价已经涨到55元一盒了,但也是半小时就派发完号码筹了。接着,就是涨到90元一盒,一盒50个,相比现在的价钱180元,当时90元一盒已经算是便宜了,所以我们还告诉街坊,你可以拿着这个盒到药房问问价钱,我们卖55元一盒时,药房已经卖到二百多了,我们真是做到问心无愧,尽了我们的全力。

因为团购就是我们先用我们仅有的钱去买这个货量,在不赚一分钱的情况下,卖回给街坊,因为街坊没口罩,我们还非常谨慎让市民知道,口罩是非常短缺的。不希望你们这么低价买回去,然后高价炒卖,所以我们会登记了他们的姓氏和联络电话。街坊都信任我们的,我们也相任街坊他们不会炒卖的。抗疫开始时,卖口罩、团购口罩,或是派发口罩,真是吃力不讨好,你会感到不管派发多少都是不够的。这个政府又不牵头做事,那时,你会很愤怒,满街的人都戴着CSI口罩,问题是这些CSI口罩从哪来的呢?那些人说又不是偷的,又不是抢的,又不是发的,又不是拿的,但满街都有人戴,反而最需要的那群人,比如上班族,公公,婆婆,甚至是前线的清洁工友,反而他们没有口罩,那一刻,我感到很可悲。整个抗疫的工作已经畸形了,侧重了另外一边了。

不怕共产党 等待“天灭中共”到来

记者:我记得最近有一个拿着“天灭中共”横幅的大埔女性说警察想要抓她,好像“天灭中共”在你们大埔区里经常被展现出来,是不是?你认为这一天会不会到来?

文念志:会,我等著这一天的到来!

我是不会怕共产党的,我不会忘记,3月8日,我被警察抓住,把我压下那一刻,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喊出的第一句话就是“共产党,我不怕你的!”接着就被那个警察压下了。那一刻,可能是肾上腺素突然迅速飚升,总之我被压着不能动的那一刻,我无意中说出“共产党,我不怕你的!”那一刻,我是想说,不管你是什么组织,你是共产党,还是警察,我就是不怕你。

点阅【珍言真语】系列视频。

(责任编辑: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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