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87)

【新唐人2017年01月26日讯】46 不安的岁月,受挫的岁月 1962~1965年 68~71岁

一朝经济好转,毛就一步步走向大复仇、大清洗。他首先停止了“包产到户”、为受害者平反等开明措施,斥之为“单干风”、“平反风”。毛加强了个人崇拜,对他的歌颂逐渐充斥了学校教科书、出版物、媒体。人们睁眼就看到三呼万岁的口号,耳边响起的音乐都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全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彻底地化入对他的顶礼膜拜。

文化方面毛拿小说开刀。一九六二年九月,他说:“现在不是小说、刊物盛行吗?利用小说来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大发明。”针对读书,他说:“书读的越多越蠢。”“书可以读一点,但是读多了害人,的确害人。”毛本人似乎不怕被“害”,他的特大木板床的一边总是堆满了书。为了以防书落下来打着他,睡人的一边床脚垫高了一点。毛最喜爱的消遣是待在床上看书。但是他不要中国人民看书,要让他们保持愚昧状态。毛对中共高层讲:我们需要“愚民政策”。

一九六三年春,毛的刀伸向传统戏。毛本人其实是个戏迷,收藏了两千多盘磁带唱片,还能同演员讨论演唱风格。看戏是他唯一在公开场合戴眼镜的时候,他也看得非常投入。有一次看《白蛇传》,他哭出了声,毫无顾忌地擤鼻涕,高潮时还一跃而起,裤子都掉了下来——原来卫士为了他看得舒服,在他坐下后帮他松了裤带。

毛泽东爱看戏并不妨碍他一上台就对大批戏剧宣判死刑。现在他要把传统戏全部赶下舞台。首先做了刀下鬼的是“鬼戏”,戏中屈死的冤魂向害死他们的人报仇索命。看见这些舞台上的复仇者,毛难免不会想起他的政策害死的几千万人。

一九六三年底,毛把炮火对准整个艺术领域:“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他说这些艺术都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有“大问题”。就连歌颂共产党的作品,也以这样那样的理由被打成“毒草”。艺术家下放劳动,接受“改造”,一九六四年二月毛以他特有的风格说:“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不下去就不开饭”。

中国传统建筑也成了牺牲品。中共掌权后不久,牌坊和城墙就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推倒。一九五八年,对北京八千处古迹,毛只让保留七十八处。连北京市长彭真都竭力反对,最后这一计划当时没有完全实施。但由于毛的坚持,几百年历史的城墙、城门楼还是大多被拆掉,拆城墙的土填平了市内一座美丽的湖。毛在一月二十八日讲:“南京、济南……〔省略号系原文〕的城墙拆了我很高兴。”他嘲弄心疼古迹的知识分子:“有的人为了拆城墙伤心,哭出眼泪,我不赞成。”“北京拆牌楼,城墙打洞,张奚若也哭鼻子,这是政治。”破坏古迹的“劳动”,知识分子还必须参加。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标志,就这样一片片从地球上被抹去。

毛在不少场合都表示过他对中国建筑的讨厌。在为大跃进铺路的南宁会议上他说:“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青岛、长春的房子就好。”另一回插话时说:“青岛、长春最好。”北京、开封是古都,而青岛从前是德国殖民地,长春是日本建来作满洲国首都的。

毛不许建造中国传统式的房子。执政初期,建筑设计师们沿袭过去的民族风格盖房子,被斥为“复古主义”受到批判。一九五九年中共建国十周年时要修一些纪念性建筑,基本上是模仿苏联。这些建筑还算稍有美感,但是凤毛麟角,其余的不是工厂,就是丑陋省钱的火柴盒式的水泥住宅。

天安门广场原来有十一公顷。但毛要的是“能容纳一百万人集会的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于是广场扩大了四倍,变成一片其大无比的水泥地。充满古城风味的建筑被一扫而光。

毛的“打倒”清单上还有寺庙和古墓。一九六四年底,他以前的秘书胡乔木写信给他,说杭州“苏小小墓等”正在被“清理”当中,“您多年以前就提出的主张,在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新高潮中总算有希望实现了。”毛在这段话旁批道:“这只是一点开始而已。”“今日仅仅挖了几堆朽骨,便以为问题解决,太轻敌了,且与事实不合……至于庙,连一个也未动。”

甚至连花草,毛也不容。一九六四年七月,他对“宫廷大总管”汪东兴说:“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这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架鸟的人玩的。”“现在要改变。”“你们花窖要取消,大部分花工要减掉。”

毛要把中国变成一个文化大沙漠,这里没有文明,没有人性,没有温情,只有一群充满兽性的人头畜生,为他干活,作他血腥清洗的工具。在这一点上,毛比希特勒、斯大林更极端。希特勒尚且允许一些非政治性的艺术存在,斯大林保存了俄国的古典文化。毛还为此批评斯大林,一九六六年二月说:“他对俄国和欧洲的所谓经典著作却无批判地继承,后果很坏。”

毛泽东的扼杀文化不得人心。就像人不喜欢挨饿一样,没人愿意过没有娱乐、没有色彩的生活。毛的干部们从上到下给他来了个阳奉阴违,一些非政治性的、“无害”的娱乐活动和文艺形式继续存在,花草依然茂盛。一九六二到一九六五这几年中,毛暂时无可奈何。

但在这个期间,毛对全国人民的洗脑运动卓有成效。其中一个是“学习雷锋”。毛用死去的士兵雷锋做榜样,要大家都变成雷锋似的人。有一份雷锋日记,说雷锋如何一想到毛就去“做好事”,如何为了毛“上刀山、下火海”也心甘情愿。“听毛主席的话”,做“螺丝钉”,毛安到哪里就在哪里老老实实地干,被表彰为最崇高的理想。抹煞个人与个人崇拜相辅相成,完全无私与极端自私正好配套,前者是对中国人民的要求,后者属于毛泽东。前者为后者服务。
雷锋还代表毛刻意想培植的一个观念:人人必须仇恨。雷锋日记里最有名的一首诗写道:“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仇恨的逻辑是:“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

该仇恨谁呢?毛树立了一个靶子:赫鲁晓夫。原因?他搞修正主义。中国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是谴责赫鲁晓夫和修正主义的文章,在每周的“政治学习”中灌输给全国人民。这些遥远的敌人就这样在人们脑子里扎下了根。到毛整刘少奇的时候,他把“中国的赫鲁晓夫”这顶帽子戴到刘头上,而得罪了毛的中共干部都被说成是“搞修正主义”。

毛第一次用“中国的赫鲁晓夫”这个字眼,是在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的中共高层会议上。刘少奇马上明白毛是针对他的,毛复仇的一天就要到了。除了束手待毙,刘唯一的出路是设法加强自己的地位,使毛不容易对他下手。这时搞的“四清”运动,就是刘少奇用撤换鱼肉村民的基层干部的办法,争取人心。不久,莫斯科出了一件事,给了刘少奇另一个机会。

这年十月十四日,赫鲁晓夫在“宫廷政变”中下台。当时中国导弹在研制方面遇上了难以逾越的难关,毛急需苏联的技术,他想跟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等苏联新领导人改善关系。几天之内,周恩来就对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说,毛“极希望”增加接触,有意派代表团去莫斯科祝贺“十月革命”节,请苏联发邀请。

苏联新领导人也对重修旧好很感兴趣,把赫鲁晓夫下台的事在公开宣布前先通知了毛。但很快地,他们便意识到,只要毛在台上,改善关系的前景黯淡。契尔沃年科告诉我们,他是怎样得到这种印象的。“我到毛的住处大约是晚上十一点。毛听到消息后,沉吟片刻说:‘你们做得好,但是还不够。’会见完毕毛送我出门。汽车发不动,我的司机拿了个桶跟毛的警卫到厨房去取水。毛站在熄火的汽车旁,月光闪闪地照在湖上。他说:‘还有些事你们要改,你们的主席团还没都做到。’”毛要苏联改变党纲,否定对斯大林的批判。这对苏联新领导人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结果,在周恩来率团访苏时他们试探了一下,看中共能否搞掉毛。

十一月七日,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十月革命”节招待会,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走来走去向老相识们敬酒。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Rodion Malinovsky)带着苏联的主要中文翻译走到周恩来跟前,冷不防对周说:“俄国人民要幸福,中国人民也要幸福,我们不要任何毛泽东,不要任何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的关系。”周恩来勃然变色,对马利诺夫斯基说:“你的话我不懂。”立刻转身走开。马利诺夫斯基又转向因林彪生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元帅,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效仿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马利诺夫斯基还使用了粗野的语言:“我穿的元帅服是斯大林的狗屎,你穿的元帅服是毛泽东的狗屎。”贺龙跟他争执起来,随即中国代表团离开了宴会大厅。

这天晚上,周恩来大半夜未眠,起草给毛的电文,报告事情经过。第二天,勃列日涅夫率领四位同事来到中共代表团驻地,周恩来正式提出抗议,要求他们澄清。勃列日涅夫道了歉,说马利诺夫斯基喝醉了,不代表苏共中央。可是,马利诺夫斯基酒量很大,就算是喝醉了说胡话,作为苏联国防部长,鼓动中国总理和军队负责人搞政变,苏联领导事后却没有处罚他。所有迹象表明,马利诺夫斯基的话是装醉故意说的,以试探周、贺。苏联当时对华主要情报官员在我们访问时回答:“我们了解到我们不可能把周恩来和毛泽东割开。”(待续)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李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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