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禁闻】11月17日完整版

【新唐人2014年11月18日讯】【中国禁闻】11月17日完整版

提要
《九评》 引领中国十年巨变的奇书
拒毕业生撑伞上台 浸大校长挨批
“失独”家庭组联盟 向当局维权

九评–引领中国十年巨变的奇书

今年的11月19号,是《九评共产党》发表十周年。《九评》一发表,就引发了全球华人退出中共组织的浪潮。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为什么会给中国人带来了这么大的变化?让我们一起来回顾。

2004年末的中国,俨然是一个庞大世界工厂,廉价劳动力生产着大量产品,源源不断的出口。中共当局不惜透支道德和环境成本,营造出表面的经济繁荣,为巨大的贫富悬殊,尖锐的社会矛盾找一些开脱。

同样在2004年年末,海外独立中文媒体《大纪元时报》发表了《九评共产党》系列社论,犹如一把利剑,瞬间划破了中共多年来所谓“伟光正”的自画像。

11月19号发表的第一篇社论<评共产党是什么>,有史以来第一次指明了共产党的实质,是“反自然和反人性的邪灵”。

九评视频:“如果说前一种社会形态是一种合乎自然的社会状态,那么共产党政权则是一种反自然的社会状态。
而党性永远超越普遍人性而存在,于是善良和邪恶、法律和原则都变成了随意移动的标准。不能杀人,但党认定的敌人除外﹔孝敬父母,但阶级敌人父母除外﹔仁义礼智信,但党不想或不愿意的时候除外。具有普世价值的人性和社会标准被彻底颠覆,因此共产党又是反人性、反社会的,而实践它的共产党则成为反人、反地、反天、反自然、反宇宙的邪恶生灵。”

之后,《九评》之二、<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之三、<评中国共产党的暴政>﹔之四、<评共产党是反宇宙的力量>﹔之五、<评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之六、<评中国共产党破坏民族文化>﹔之七、<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之八、<评中国共产党的邪教本质>﹔之九、<评中国共产党的流氓本性>陆续发表。一直到12月4号,九篇社论的刊载全部完成,对中共剖析之深,被称为“前所未有”。

中国问题专家章天亮:“《九评》一方面,不搞政治,他甚至不是以推翻共产党为目的。当然他可能会带来这样一个结果,但他并不是以这个为目的。他主要就是从历史的事实的列举,加上分析,主要是从道德层面,指出共产党是一个邪恶的政权。特别是指出共产党它是一个邪教,它不仅仅是一个邪恶的意识形态,它本身具有很多宗教的性质,但是它又不是让人做好事,在这个过程中,犯下了很多反人类的罪行,所以说它是一个邪教。对共产党定义的深度,是以前很多人没有达到的。”

自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世间出现后,就有各种对它批判或评论,但是,《九评》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

章天亮:“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他是号召每一个人的内省。通常比如说,国民党在宣传的时候,在国共内战期间,他可能说共产党多么邪恶,是为了号召大家起来和共产党斗争。但是《九评》他是号召每一个人反省一下自己。就是说在共产党统治这么多年来,犯下这么多罪恶的时候,你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人,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九评》问世十年来,中共统治下的中国,贫富差距成为世界第一,人权状况却在全球排名倒数第七,新闻自由指数全球倒数第五。中共各级官员成为了“表叔”、“房叔”,腰缠万贯,而民间的维权事件却此起彼伏。

著名历史学者辛灏年:“《九评》揭露了共产党的历史,揭露了共产党的现实,十年来中国大陆的现状的发展,已经证明《九评》所说的内容完全是正确的。”

尽管中共的本质没有改变,但是十年来,在《九评》的引领下,中国人却改变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从不敢听,不敢说,变成敢于公开声明退党。

广州家庭教会成员黄燕:“我早就退出了,我帮我哥哥,我所有的亲人,只是我认识的我帮他们都退出了。因为共产党是邪恶的。”

原山东中国农行科长张军:“我是银行党员,中层干部科长,我对他们失望,我要退党,我认为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接受退党的人会更多。”

章天亮:“读了《九评》之后,很多人就采取了一个行动,就是退出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它毕竟是由一个一个人组成的。这样的话,当很多人退出共产党的时候,他就等于是非常和平的把共产党解体掉了。他没有通过军事的手段,暴力的手段去解决问题,就通过一种内省的方式,就能够化解这么一个邪恶的政权,我觉得这是一个奇迹。”

目前,在《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经超过一亿八千万,并且还在以每天约十一万人的速度递增。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副主席聂森博士:“退党、去共、弃共全球大潮,就是一股暗流,改变着世界,白的更白,黑的更黑,这两边分化。”

旧金山大纪元主编马有志:“在这个时代,善的最善,恶的最恶。如果你看清善恶,能够分辨善恶,你就能知道中国的未来。”

在五四运动后,逐步陷入共产主义灾难的中国,正藉由《九评》开辟的这个奇迹,重拾中华传统正信。引领了中国十年巨变的《九评》,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世界广传,让其他国家的民众,也看清共产党的危害,以及中共犯下的反人类罪行

退党大事记

《九评》发表后,引发全球三退大潮,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一亿八千万中国人抛弃中共,重拾中华正信的十年历程。

2004年11月19号,《大纪元时报》开始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到12月4号,九篇社论全部刊登完毕。期间,在11月29号,大纪元就已经出现了第一个“退党声明”。

迈进2005年,《大纪元》再发表“郑重声明”,呼吁民众赶快退出中共组织,三退大潮随即爆发——以平均每天两到三万人的速度急增。

当年的4月21号,在《大纪元》网站上三退的人数就突破了一百万。美国、欧洲、澳洲、台湾、香港等全球各地都出现了“声援百万人退党”的大游行,甚至在大陆,20省市都有民众声援退党。国际媒体也开始关注这个21世纪最重要的大事之一。半年后(2005/10/19),退党人数超过了五百万。

2006年3月,沈阳苏家屯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并非法买卖的真相,由一位证人首次在国际上曝光,引发中国民众震撼。一个月后(2006/4/25),三退人数突破一千万。根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介绍,这一时期,中共活摘罪行收到强烈谴责,每天都有大量民众声明三退。

2009年2月18号,“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公布,三退人数超过了五千万。这个数字在短短两年半之内翻倍,2011年8月7号,三退人数突破一个亿,并以每天六万人左右的速度递增。俄罗斯政治家、经济学家、蒲亭前首席经济顾问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2012年元旦在莫斯科“回声电台”的节目里,把“超过1亿中国民众三退”,和“阿拉伯之春”,“欧洲经济危机”并列称为2011年全球最重大的三个事件。

在《九评》发表十周年之际,三退人数已经超过了一亿八千万,平均每天声明三退的人数超过十万。十年前,面对《九评》的出世噤若寒蝉的中共,如今更加无力阻止越来越多的大陆民众公开声明退党。三退大潮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中国,解体着给中国社会带来苦难和恐惧的共产党组织。

拒毕业生撑伞上台 浸大校长挨批

香港浸会大学日前举行毕业典礼,有毕业学生撑起黄色雨伞上台,支持真普选,不料却遭到校长陈新滋拒绝颁发证书并驱赶下台,陈新滋还一度中断典礼,要求学生“自重”。浸大学生会随后发出公开信,谴责校长的行径。

据香港《苹果日报》报导,15号早上9点,浸会大学社会科学院举行毕业典礼,一开始奏国歌时就有毕业生在台下撑起黄伞,支持已持续了49天的雨伞运动。但浸大事前已在后台设置安检,毕业生必须交出雨伞,才能上台。

不过,仍有两名学生闯关成功,其中一位是政治及国际关系学一级荣誉生Vincent,他交出了一把黄色长伞,顺利通过安检。上台后,他迅速打开扣在腰间的黄色折叠伞,并走向校长陈新滋,准备领取毕业证书并和校长握手及拍照。

但这时陈新滋一脸错愕,先将证书交给身旁的女职员,然后用手指着Vincent,Vincent随即收起黄伞。据Vincent事后转述,陈新滋还叫他扔掉黄伞,态度极度恶劣,但由于黄伞是向金钟物资站借来的,Vincent拒绝扔掉,陈新滋便拒绝和他握手,并要他下台。另外一名女学生,也成功在台上打开七彩雨伞,但同样遭到陈新滋的“三拒”对待。

香港立法会议员单仲偕:“首先我对学生们在他们的毕业礼上也表达他们对雨伞运动的立场,我是非常鼓舞,我觉得他们是有表达的自由,陈校长拒绝颁发证书,我觉得有点不太好。由学生领导的雨伞运动,对他们来说,是一生以来最重要的运动,我觉得陈校长应该用开放的态度,去看待表达的学生的权利。”

陈新滋随后中断毕业典礼,向到场嘉宾道歉,他指称,毕业典礼是庄严的仪式,台上不应该有任何干扰典礼的事,希望同学“自重”。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副教授马岳:“这位大学校长缺乏包容,事实上,大学都有同样的抗议的行动,但是大部分大学都可以处理得很好,而且事实上,大学校长没有不颁发毕业证书的权力。当天仪式上,那个纸张虽然不是证书,但是表现出来的态度,事实上是很不包容。”

针对陈新滋的言行,浸大学生会16号发出一封公开信,表示他们感到极度错谔和愤慨,信中批评陈新滋破坏校方过往强调的政治中立,打压学生表达政见的自由。公开信还指出,以学生的政治立场否定学生领取学位的资格,是一种霸权手段。

学生会还呼吁,参加17号毕业典礼的同学携带黄伞上台,并拒绝领取由陈新滋校长颁发的证书。

浸大学生会会长陈天俊:“就是回应校长的行为,不让我们同学表达立场自由,以及我们争取真普选的决心。”

据了解,占中运动爆发以来,陈新滋曾表态尊重学生的言论自由,现在却突然变脸,《苹果日报》认为,可能是因为港府上个月底,将一块地皮拨给浸会大学,使得浸大获得合计8万平方呎的土地。陈新滋这次的表现,是表态“报答”政府。

不过,立法会议员单仲偕认为,陈新滋也可能是因为其他理由,而作出这番表态。

单仲偕:“可能是因为雨伞运动拖的时间比较长,越来越多人也希望雨伞运动能够退场,陈校长也可以说变脸,也可以说调整,我估计他从来都是反对雨伞运动的,只是之前没有表达出来。现在要求退场的人多,他就表达出来。”

据《苹果日报》报导,浸大17号的毕业典礼是闭门进行的,从浸大“蒙民伟广场”的直播,可以看到一名硕士毕业生撑一把黄伞上台,在场人士立即报以热烈掌声,但陈新滋仍然拒绝向他颁发证书,并要求他下台。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指出,香港其他大学对学生手持雨伞上台领取毕业证书,大多处之泰然。如香港科技大学校长陈繁昌,还称赞学生表达方式理性和有创意,岭南大学校长郑国汉也没有介意学生将黄丝带系在他的学袍上。

采访/秦雪、易如 编辑/陈洁

胡德平藉批周永康 向中共提意见?

已故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近来多次公开批评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以及周永康极力支持的重庆“唱红打黑”恐怖。尽管力挺要法治的胡德平身份特殊,还被认为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友好,但评论认为,他的主张未必能实现。至于胡德平对周永康的表态,外界又是怎么看呢?一起来了解。

胡德平11月7号在参加“首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时说,党内一些巨腐大贪,随意践踏法治,严重破坏社会秩序,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安全感上的心理底线,有段时间让人特别之恐怖。他说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在一段时间里,觉得社会怎么成这个样了。

胡德平并没有点名“巨腐大贪”是谁,不过他紧接着说,自己在2010年10月曾给周永康写过一封信,一是帮一名老将军反映贪腐问题,同时也说明,自己对政治走势、社会秩序、治安极为焦虑。胡德平说,周永康后来最支持重庆的“唱红打黑”,每次讲话都给人们一个很恐怖的感觉,不知中国的政法法治要怎么发展。

另外,对国内的各种突发性矛盾,胡德平认为不会在短时期消失,也不能都简单的提高到所谓的“阶级斗争”。他表示,中共建政以后搞的很多阶级斗争,说实话是无谓的,没有什么意义,没解决什么问题。真正的问题完全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解决,也就是“法治”。

旅美中国社会问题研究人士张健:“他讲这番话呢,最重要的问题是他不单是针对周永康这样的行为,他也对中共政权,提出了一个自己的看法。这个看法就是中共从建政到现在这么多年,靠血腥的镇压,对党内异己的剪除。”

胡德平13号还在《新京报》的采访中,又一次提到“唱红打黑”和“法治”。

他说,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期间,时任前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公开说:“只要把政治问题变成法律问题来查,我们就有绝对的发言权”。胡德平当时除了写信给中共当局,表示这种说法恐怖,后来还公开发表意见,认为主要是司法工作出了问题。

因此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越来越重要。依法治国,对权力进行制约,违宪审查,共产党要带头守法,都属于政治领域的改革。

不过,这次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虽然强调了“依法治国”,但得出的结论还是“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因此,尽管胡德平把“对权力进行制约”、“共产党要带头守法”也考虑进政改范围,但实现的可能性,评论人士并不乐观。

张健:“在中国来看,只要有中共党政的那一天,依法治国就是中国人民无法实现的一个梦。党如果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话,那么党就一定是独裁,并且邪恶的。因为它没有任何人去约束它。”

胡德平在《新京报》的采访中,还特别提到了“特殊利益集团”,说他们侵占人民、国家的财产,虽然现在还很有势力,但应该依法处理,一切非法所得,都应该归还人民。

著名政论家、《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认为,归还人民是应当的,但现阶段不可能实现。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因为要归还给人民,那其实本身就意味着,对共产党整个革命和改革的基本否定,而且也是对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否定。共产党它就是两次掠夺:先是以革命的名义,把所有人的财产都给抢走了。然后以改革的名义,把所谓人民的财产变成权贵自己的财产。它整个统治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

在四中全会结束后,被认为与习近平关系密切的胡德平,多次在各种场合表示对“依法治国”的支持,批评薄熙来、周永康等。胡德平上个月底还接任了大陆敢言杂志《炎黄春秋》的社长,“自由亚洲电台”的报导说,动用胡德平是为了对付中宣部,用“红二代”制约“红二代”。

采访/易如 编辑/尚燕 后制/葛雷

“失独”家庭组联盟 向当局维权

自古以来,对父母而言,最大的悲恸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但是在中国大陆,由于中共的“一胎化”政策和不健全的养老制度,使很多父母在失去了唯一的孩子后,不但要承受精神上的痛苦与煎熬,更是要面临老无所养的艰难困境。这些孤苦无依的老人又被称作“失独老人”。目前,中国大陆正有越来越多的“失独”家庭组成联盟,向各地政府维权请愿。

据《维权网》报导,自11月11号开始,重庆市数百个“失独”家庭,连续3天聚集在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门前,要求当局兑现承诺,解决“失独”家庭养老问题,保障他们的基本权益。

这些“失独”父母们有的手举各类请愿横幅、有的唱着失独歌、也有的人举着写满冤情的诉状在卫计委门前静坐等待。但是令他们失望的是,直到他们嗓子唱哑了、腿坐麻了,也没有见到一名政府官员出来进行任何回应。直到第三天,才有官员接见了几名“失独”代表,敷衍了一句“看情况尽量解决问题”,就将等待了几天的请愿“失独”父母们打发离开。

近年来,类似的“失独者”维权事件一直在大陆各地频繁的上演着。

11月10号,陕西一百多名“失独”父母到陕西省政府请愿,要求解决老无所养的问题﹔9月22号,来自天津、辽宁、吉林、河南、湖北及新疆五省一市的“失独”者,分别前往当地卫计委、政府部门维权,并打起“兑现承诺是国家的责任”等横幅抗议﹔5月25号,全国各地500名“失独”父母聚集北京“国家卫计委”抗议示威,要求当局修改“计划生育法”,尽快出台对“失独者”有实质意义的帮扶政策……

从各地“失独者”请愿的诉求可以看出,生存艰难和养老问题是他们面临的主要困境,绝大多数“失独”家庭经济相当困难,但当局直到现在还没有建立任何对“失独”老人的抚恤、养老、意外伤害和医疗保险等专项安抚制度。

安徽“失独者”胡丽英:“诉求就是叫政府让我们这些失独者老有所依!”
《新唐人》记者:“那国家有给你们补助什么吗?”
胡丽英:“有是有,少的很呢!”

据中共政协统计显示,“失独”老人中60%以上患有抑郁症 、50%的人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慢性疾病﹔患癌症、瘫痪等重大疾病的有15%﹔一半以上“失独”老人有过自杀倾向。

江苏省启东“失独”母亲余哲南:“我也不敢考虑我老了会怎么样,所以到我老了,我觉得我不行了,我就早点结束自己的生命吧,这个国家也没有办法指望它。”

几乎每一名“失独者”,提起计划生育政策,都会痛恨不已。他们质问当局,为什么在强行推行计划生育的时候,喊出了“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的口号。而当他们失去唯一的孩子后,政府却对他们不闻不问,当初的承诺兑现在了哪里?

胡丽英:“没有人照顾啊!哪有人照顾我们啊?我们自己照顾自己。那个时候是叫我们只生一个不准生第二胎啊!现在他们上访就是讲这个呗!”

2012年6月,100多名“失独者”进京,向原中共国家计生委递交了《要求给予失独父母国家补偿申请》,得到的答复是:“没有法律依据。”短短两年,这份补偿申请上的申请人数已经超过了3千人。今年8月,他们再次向法院递交诉状,起诉卫计委并要求赔偿,但法院决定不予立案。

河南驻马店“失独”母亲谢金兰:“我现在感觉国家政策对我们‘失独’家庭不公正,不公平。我们是这种政策的受害者,为啥没有给我们一分钱的补贴?”

据中共卫生部2010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失独”家庭已经超过100万户。而民间统计数字则远远高于官方给出的数据。

2013年,人口学专家易富贤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推断,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或将有1000万家庭成为“失独”家庭。

采访/陈汉 编辑/张天宇 后制/舒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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