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马克思还魂的“新资本论”(3之1)

经济学著作,尤其是一部近700页的砖头,能爬上《纽约时报》和亚马逊网络书店的畅销榜,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法国经济学教授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就在过去两个月来成为这样一个新宠。

这部被称为“新资本论”的专著有此幸运,当然与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为首的一批西方左派“伯乐”(唯恐赶不上列车般)的热烈推崇有直接关系。克鲁格曼本人就连续写了四篇文章,称该书为十年来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那么该书到底在哪里刺激了左派的神经,让他们如此兴奋?

十八、十九世纪,在资本主义起步阶段,由于矿山、机械、铁路、火车等重工业的迅猛发展,出现了一个所谓原始资本积累时代,产生了一些巨富(所谓镀金时代),带来了贫富的巨大差别。文化界相应而生的,不仅是巴尔扎克、雨果、狄更斯等作家展示穷人悲惨命运的小说,更重要的是,人所共知,产生了马克思的《资本论》。

《资本论》的宗旨就是要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它不仅主张消灭阶级差别,甚至要消灭私有财产,以此达到人人平等的公正、公义社会。按照这个美丽无比的乌托邦去试验,导致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残酷的共产主义。二十世纪,共产主义带来的地狱般的恶果和在全球的惨败,使“马克思主义”成了左派也避之不及的瘟疫般的词汇。但贫富不均、如何去“均”,依旧是左派知识分子梦魂缭绕要“解决”的问题。

左派分鱼,右派钓鱼

大家知道,左右派不同的关键在于:左派关注如何“分配”财富,右派关注如何“创造”财富。换句话说,左派关注如何“分”鱼,右派关注如何“钓”鱼。左派的理由是:必须平均分配财富,社会才有公义。右派的理由是:1,不创造出财富,拿什么去分?2,把勤奋智能者的钱,强行用税收方式分给懒惰者是不道德的。

这本“新资本论”一如左派惯例地盯着如何“均贫富”的问题,而不是关心创造财富。它被称为“新”当然只是换了新装的《资本论》。作者声称他没有看过资本论,但却被有心的美国经济学教授指出有70处引述马克思。“新资本论”不只是老生常谈地强调1%的富人拥有全球近一半的财富是多么的不合理,而是把焦距集中在新一轮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巨富:像比尔.盖茨这类科技暴发户、对冲基金经理、高收入的大公司总裁等那些可能只占0.1% 的人。

皮克迪说,他并不是宣扬要人人平等,只是指出,上述这些人的巨额收入,和普通工薪阶层差了天壤之别,是不合理的。他还用大量数据去证明一个无数人的经验:投资回报率比薪水收入高。所以,巨富们靠投资获益,更加剧了贫富不均(新一轮镀金时代)。而这些巨富的巨额资产自己根本花不完,只能是留遗产给子孙,于是整体社会财富的大部分,就会被掌控在那些不劳而获的巨富子弟手中,形成一个由家族王朝世袭财富组成的“世袭资本主义”时代。所以必须采取措施,遏阻这种财富集中在少数富人后代的现像。而遏阻的方法就是大幅增收遗产税,不仅国内征,还要全球征财富税。否则这种不合理状况将导致社会不安,危害民主制度(潜台词,有可能发生动荡或革命)。

皮克迪宣称他并不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只是指出这个制度里的不合理(但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没直接说反资本主义,但是告诉你资本主义有多“罪恶”)。

乔布斯的贡献无可估量

回应“新资本论”的问题起码有两个层次:一是怎么判断“合理/不合理”?二是如果有不合理,什么才是“道德、可行”的解决办法?

首先怎么判断收入是否合理。像盖茨、乔布斯这类巨富,他们拥有的财富是一个人几辈子、几百辈子也花不完的。但是,他们的创造是多么巨大地改变了整个世界!这还用说吗?这个价值可以计算得出来吗?事实是:他们的贡献无可估量,但他们的财富却可以估量。

人们最不忿的是对投资公司那些基金经理,及大公司CEO等。基金经理们是无论基金赚钱亏钱,他们都照样抽成。CEO们则无论公司盈损,他们都年薪百万千万,还有丰厚红利;如果他们和员工的能力差别是10,那他们的薪水/奖金/红利的差别可能是100、1000。那么这个收入差别是靠什么来决定的?

事实上,收入差别是否合理几乎没有尺度去衡量(人和人之间能力或努力的差别,经常就是那么一寸,但赶不上的人,就像距离千山万水那么遥远地永远赶不上,这里排除其它不正当因素),我们就算收入上的巨大差异是不合理、不公平的。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权力交给谁?“资本论”当然是要交给政府,它号召要用遗产税、财富税这个武器,消灭财富的不平等——对收入50万美元以上者收80%的惩罚税,然后还要对富人再全球征税。

伪善左派要权力

皮克迪教授说他不反对私有财产,但如此做法不就是要逐步剥夺私有财产吗?剥夺财产就是剥夺权利,剥夺权利就是剥夺自由——这是一条清晰明确的通向奴役制的道路,哈耶克早已写得清清楚楚,但马克思的继承人怎么可能去看哈耶克。

除了用国家力量“合理合法”抢劫创造者财富的行为完全不道德之外,政府分配的弊端更明摆着:首先,建立各种发钱的低效率官僚机构,他们本身就是一笔庞大的的支出。其次,闭着眼睛胡乱撒钱,能把钱撒出去就行,因为必须把钱撒出去,才能保住养活他们自己的政府机构的存在。再者,政府越撒钱养懒汉,就制造越多的赖在政府身上的寄生虫。

政府的功能,应该仅限于“阻止坏事”——军队(保护国民不受外敌侵略)、警察(保护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和法庭(调节纠纷),而不应去“做好事”。坏事有限,政府就有限。而好事无穷,政府就可以无限扩大——今天是食品卷、免费教育,明天是免费养孩子、免费医疗,后天就是免费营养品、免费度假,免费看球,免费听歌……富人有享受的权利,穷人凭什么没有?政府越给,穷人拿的越仗义。世界上永远有相对意义上的穷人,今天的穷人标准是有一万块钱,一百年后穷人的标准可能是“只有”一百万。永远没完,于是政府就永远扩大。到最后就是大家一起“共享”共产地狱。

全球征税是乌托邦

那难道老弱病残就不应该有人管了吗?左派义正词严地谴责,右派就是没有同情心。事实上,右派绝不是没有同情心,而是右派相信,人的天性里面有巨大的善良和同情心,社会上的民间机构、慈善捐款等等,足够照顾那些生活不能自理的弱者,会比政府照顾得更好,更有效率,用不着政府多操心。事实上,政府不是真操心,而是那些权力者要通过扩大政府而扩大自己的权力。

“新资本论”作者说他并不是要扩大政府,与此同时他却要求政府承担教育、医疗等等社会福利功能。不扩大政府,扩大税收,怎么增加这些项目?抛开他的意识形态,就凭如此随便的论调怎么叫学问?再比如,他那个全球征税的建议,不仅那些歌颂他的左派们都认为完全没有实施的可能性,连他自己也认为是乌托邦。既然是乌托邦,为什么要提出呢?这就是典型的左派虚伪——只管提出美丽愿景,表示我多么站道德高地,多么正义无比。至于能否行得通,那就不管了。

“新资本论”还指出,由于政府权力介入,导致很多巨富并不是像盖茨那样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而成巨富,而是靠跟权势挂钩,得到特权、优惠、方便等而暴富。这是事实,就像中国太子党因跟权力的近水楼台,得到批文、建筑项目、贷款等等而暴富,并不是靠个人的优秀。比如一些华尔街金融机构,的确是因跟政府的各种关系而得到巨额收益,其CEO等的薪水、红利等成百上千万。

政经分离才是正道

这的确是相当严重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恰恰彰显了政府和经济密切联系之恶。明摆着,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越大,官商结合的倾向越严重,不合法谋暴利的人就越多。真正的解决办法,只有大幅缩减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最后彻底和经济脱钩——政经分离。当政府不再和经济活动有关系,那么商人就没有可能通过政治权力来谋求经济利益。没有了“批文”,就没有了通过批文而发横财的机会。

政经分离了,也就不存在“分配”财富的问题。那不仅层层管“发钱”的官僚机构立刻没有了,官员的权力也立刻大幅降低。选举时就不再是那些用承诺扩大福利撒纳税人钱的政客上台,而是谁更有能力给公民提供安全保护谁上台。

目前政府瘦身都非常艰难,政经分离当然更难,但却绝不是乌托邦。政治和宗教的分离经历了二千年漫长的历史,终于在所有西方民主国家都得以实现。政经分离,看似比政教分离更困难,但只要它是正确的、符合人类生存发展天性的,就一定有实现的可能。

这本“新资本论”提出的所谓“世袭资本主义”时代,更是故作惊人之语。即使有那么一个世袭财富阶层,也完全没有什么可怕。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恶,从来都不是富人制造的,而是政府。民间的仇富心态更绝不像这个皮大教授渲染的那么严重。我们看即使在中国那个致富机会极端不平等的现状下,民众的仇富心态都不那么严重,而在致富机会远比其它国家平等的美国,仇富心态就更低。

事实上,普通民众从来都不那么仇富。是“新资本论”作者这类的左派知识分子在一路煽动仇富心态,他们才是要造资本主义反的真正祸根。

2014年6月22日

——原载台湾《看》杂志2014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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