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媒揭秘中共官员的“天灾经济学”

【新唐人在线/综合报导】(新唐人记者何雅婷综合报导)雅安地震发生以来,中共官方动用其掌控的一切宣传媒介,一边给中共当局抹粉贴金,一边以救灾为名,呼吁海内外善心人士踊跃捐款,但遭到了部分大陆民间舆论和海外舆论的质疑与抵制。尤其香港舆论界劝阻向中共官方机构捐款的声音越来越强烈。有香港媒体还发文揭开了中国大陆官场把天灾转变为“政绩”的“天灾经济学”的真面目。

中共官场充斥着许多令外界匪夷所思的升官发财的途径。其中,利用天灾获得大量救灾善款,巧立名目把部分钱款中饱私囊,或通过各种方式克扣、截留救灾资金来大搞所谓的“政绩工程”,讨好上级,借以打通升官通道,以便捞取更大权力与更多利益的方式,被港媒称为“天灾经济学”。

香港《苹果日报》4月25日发表书面文章称,中共官场有一套“天灾经济学”,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天灾简直就如天赐横财和官运亨通的重大契机,正所谓“多难兴官”。

文章揭露说,中共地方官员往往利用地方上发生天灾的机会,以灾民极需要救援物资及灾后重建资金的宣传,赚取大量来自国内外善心人士捐赠的物资和资金,天灾规模越大,地方政府的收获就越多。一旦大笔救灾款项到手,赈灾款的主要用途并不是用于赈济灾民,而是用来投资为地方官员刷亮所谓政绩的“重点工程”:起大楼、发展地产、搞面子工程、创造GDP,就算是修桥补路,都是为了他日收取可观路费。至于人民的房屋,孩子的学校,都用最“悭皮”的做法应付了事。

文章认为,这次雅安地震,宝兴县那些在汶川地震后修建的号称可抗8级大地震的新屋,与其他民宅一起,在7级地震中几乎全部倒塌,就是对上述恶劣现象的一种印证。

文章讽刺说,五年前的汶川大地震之后,其他地方官员“对四川官员既羡又妒”,他们都巴望着在自己任内多发生几次所谓“百年一遇”的特大灾害,以获得官运亨通的机会。“所以四川的官位成了全国地方官员觊觎的肥缺”。

文章最后旗帜鲜明表示,香港政府从库房拿出一亿捐给四川省政府,无疑是助长这种中国官场“残民自肥”的潜规则,是中国官场“天灾经济学”的同谋。

其实,这种借天灾捞钱财、捞政绩的做法,在中国大陆是屡见不鲜的,早已经成了地方官场的潜规则。多年前,北京学者吴思在其所撰写的《潜规则》一书中,就提到中共官场素有“合法祸害权”,官员挪用赈灾款项、中饱私囊之情况屡见不鲜。灾害成为地方官吏捞钱的资本,救灾成为各级官员升官的政绩,而且往往是灾难越大,政绩提升越快。

5.12 汶川大地震后,曾有网友在网络贴吧上发帖文,揭发四川阆中政府在搞灾害重建时,挪用了大量救灾资金用于搞政绩。贴文称:“地震过去一年多,广大群众的房屋震裂补偿款到今天还未发到各家各户。政府压着不发,而忙于搞面子,从开发区开始,所有的门面由政府出钱统一装修,规格之高,据业内人士估计大概耗资八千万左右,乃至上亿。昨天上亿,今天上亿,明天上亿,我们能有多少个亿让政府几个娃娃操?”

2011年1月,大陆媒体《经济参考报》的一篇报导,揭露当年汶川地震的重灾区之一的甘肃文县的地方官员,擅自截留8000多万产业援助基金,在全县轰轰烈烈大搞所谓“亮化工程”,却把灾区新房建成危楼,致使部分灾民长期住在救灾帐篷里,艰难度日。

报道称,文县新建的灾民安置房出现裂缝的现象普遍存在,有些承重的房梁已经断裂,不得不用角铁加固,砖与砖之间有多处根本没有浇注沙石和石屎;部分房屋室内没有设计厨房,村民冬天只能在室外做饭;还有一些援建点被建成半拉子工程,建成后房顶没有上梁和瓦片,致使很多灾民无法入住,只能在寒风中煮饭、在大雪中入眠。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亮化工程”完工后的午夜的文县县城,所有街道灯火通明,城区内所有建筑都是霓虹闪烁,俨然是一座不夜城。

更令人齿冷的是,中共官媒曾报道称,汶川地震发生后不久,国家审计署官员“专程深入文县等地检查指导救灾款的审计发放工作”,在听取省市审计部门领导的汇报后,赞扬“甘肃省抗震救灾款物审计工作和社保资金审计工作组织领导有力、深入细致,审计效果明显”。

香港《东方日报》当时曾发表评论,抨击这种恶劣现象说:“在中国,天灾往往可以成为贪官的发财良机,而灾民却成为贪官的摇钱树,贪官污吏以救灾为名,榨取灾民身上的每一滴油。有人说,中国灾民最悲惨,受完大自然的蹂躏,还要受贪官的敲骨吸髓,天灾之后是无尽人祸,这样的日子如何过得下去?政府就不怕百姓揭竿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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