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振强:中国民众的素质为什么要比乌干达民众的素质高

【新唐人2012年10月27日讯】长期以来,一个语焉不详、少有人深究的问题,遮蔽了人们进行深层次思维的路径——中国人的素质太低、文明程度太差,比如随地吐痰,比如敞胸赤膊,比如排队加塞,比如大声喧哗等等。不久前,网路上的有心人对过马路的情况进行了一番富有创造性的观察后,归结出了一个“中国式过马路”:人们凑上三五一堆就过。这很是引发了不少人的同感,于是乎,对于民众素质低下的声讨声浪此起彼伏。

“中国式过马路”,看似抓了民众的现形,且素常状况的确无不如此。但是,这个问题本身,其实根本经不起推敲——民众为什么不守规矩过马路?这个规矩合理吗?人性吗?

更有心计的媒体对此进行了追访,结果发现,闯红灯与行人素质关系不大,交通信号灯中红灯时长超过行人忍耐限度,方为“中国式过马路”主因。专家的研究还揭示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结论:中国人对于过马路,在世界上已属于“能忍族”,竟然可以忍受90秒!而德国行人的忍耐时间限度是60秒,英国行人更低至45秒!而中国马路上的红灯时间多超过100秒,更有的长至145秒!

如此,人们方恍然大悟,却原来,根本就不存在民众素质低的问题,管制、管理民众的一方以及指摘民众素质低的一方,早已低下到不能再低了!

民众素质低下固然,且知识水准、文明素养的确很低,包括学历,普遍都不很高。试问,民众为什么素质低下?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文盲以及低学历、低素质者?是谁让农民和愚昧、落后直接挂上了钩?前后60年的建设、30年的改革开放,为何事关一个民族最基本生存、发展的文明素质问题,为何还是如此一团糟?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投入究竟几许?怎么就不能高一些?

资料显示,2005年,我国的公共教育投入占GDP的2.8%,排在世界各国的末尾——比非洲穷国乌干达还低。2012年,也不过只是达到了4%。如此这般,还有什么理由要求中国民众的素质比乌干达民众的素质高?

而这个4%,又有多少钱是真正用在了教育上?

现在的中国,就是块鲜嫩的大蛋糕。我们不妨花费些笔墨,看看这块蛋糕是如何下刀切下去的。

我找到的是前几年的资料——中国除去数额庞大的“明税”、“暗税”外,还有行政收费、土地出让收益、垄断行业收入等。根据2005年经济普查的资料,中国的行政收费中,工商、质监、城管、消防、交通5个部门,加上法院,共收取费用9724亿。全体政府部门大约收取行政费用12500亿。垄断企业包括电信、石油、金融等,通过政府保护的垄断地位而获得巨额利润,有学者保守估计,其数额也在2000亿元以上。根据国土资源部统计,2006年全国的土地出让金约为7700亿,农民的土地补偿金额大约只有10%。政府净收益7000亿。

这些钱用在了何处呢?有学者估计,预算内、预算外的中国政府的实际公务支出相加,至少占政府全部支出的30%以上。而日本为2.38%、英国为4.19%、韩国为5.06%、法国为6.5%、加拿大为7.1%、美国的9.9%。再看另外的资料,瑞典、丹麦和法国等国家的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保健和一般公共服务共占去全部支出的近80%!我们的资料,挤去水分,刨去回扣,又有多少?

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公款用车的所谓“三公消费”,每年竟达9000亿!这恐怕也不过是学者的保守估算而已。一年吃喝一个三峡工程!这样的体制、机制不改,天理能容?

回到“中国式过马路”。

倘进一步深究,是处于弱势的民众过马路优先,还是处于强势的各种车辆横冲直撞优先?这实际上涉及到了体制、机制的本质——是公民社会,还是特权社会?制度设计、执行是出于民众的方便、需要而处处人性化,还是为了管制、压制民众而机关官僚、毫无通融?

若考虑、照顾的是弱势者的权益、便捷,而非强势者的特权、畅通,则这个社会断不会是个横吃海喝的社会;反之,若对弱势者的权益、便捷根本不予考虑,或最末位考虑,对强势者、权势者处处体贴入微,人性化只划线到强势者、权势者一方,即便拥堵到城市瘫痪,拿出来的治堵方案,对强势者、权势者的权利、便捷丝毫无犯,则大抵就是这个社会的现实情形了——等红灯最长145秒,超过英国三倍多,或许这根本不算什么。设计成让你等上个把小时,你能说不?你能不等?

制造、造成、形成了整个社会民众学历、知识水准极低、文明素养、人格素质极差的体制、机制,是没有权力反过头来指责民众如何如何的——有什么样的体制、机制,就会形成什么样的民众以及社会生态,这基本上是个等式以及因果铁律,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体制、机制掌控了从物质到精神的一切资源、包揽一切、分配一切、领导一切、管制一切,且资讯一切、内联网路一切的社会,更其如此。指摘、责难民众的诸如不等绿灯、不守规矩,实际上是在为不公平、不公正的体制、机制放烟幕弹、狡辩遮羞。

民众若只是愚昧、麻木、不守规矩、不等红绿灯,其实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这至少还能使未来回归人性的社会、道德的社会、规矩的社会、法制的社会、公民的社会有某种可能。

麻烦的是,中国社会的民众在长期封闭、大一统以及黑白、是非颠倒的语境下,被鼓励或自鼓励而形成事实上的义和团心态、义和团思维、义和团做派以及义和团帮派,才真正是无可救药——此前不久的借口一个小岛的打砸抢烧行为以及其间的一个大学先生掌掴清醒民众耳光还不受任何惩处事件,早已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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