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7月7日讯】“模式”亦称“样板”，或叫“典型”，这是中国运动国家特定的术语。历史事实一再证明：毛泽东不但是个政治家，而且是个策划高手。仅管他不懂得经济，却会策划”“运动人民”的“运动”。诸如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整治胡风的“全民肃反”，“以言治罪”的“反右斗争”，活活饿死近四千万中国人民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一亿人挨整，二千万人使于非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除此，还有“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每个运动他都是先树立“模式”，然后就得用行政力量去强行推广。无论东西南北中，地域的不同；还是寒暑雨雪风，气温的差异，也无论人文环境、风俗习惯的不一致，都得按照这个公认的“模式”去做。历史上诸多“给力”笑话，最酷“杯具”，就是这样发生的。因此，重庆的模式，将不仅决定重庆的命运，还将决定中国的命运。
上世纪中国高层经济改革政策研究设计的智囊人物罗小朋先生说：“任何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有偶然性。如果薄熙来没有被派到重庆，就不会有重庆模式。但是，重庆模式产生的大背景是，中国畸形的经济增长模式和中央当权者坚决不作为的治国方式，已经导致了全面的社会危机。这种危机迟早会转化为政治危机，而薄熙来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政治能量的人物来到重庆，为这个转化造就了特殊的机遇。薄熙来显然并没有带着某种事先想好的方案来重庆主政。他像世界上多数想有作为的政治家一样，既有政治野心，也有作一番事业的雄心。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和雄心，他敢做好事，也敢做坏事。”
因此，“唱红打黑”无论对错，如果只在特定的重庆地区实施，它不会危及到中国人民的安全与幸福，而现在的问题是薄熙来书记为了实现他的政治抱负—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信仰危机，不惜用权力、金钱和操控舆论的手段，向全国推进实施，目的是要获取权力。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自然“敢做坏事”。什么坏事？就是一步一步把中国引上“文革”老路。因为“红歌”立论就是错误的。既是歌何有红白之分？歌就是歌，歌就是音乐。音乐就是艺术，艺术共有特点了是给人快乐、享受、美感，哪有红与白之界？是的，由于人的年龄、处境、情绪、地位、学识的不同，对歌的喜爱选择是不一样的，但决非是政党或某个权势人物所能左右和所能决定的。把歌（音乐）分成颜色，就是毛泽东“香花”与“毒草”论的翻版，就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再现。所以它是“封建余毒”，“文革残渣”，是反人性反历史的。如果把歌涂上政治色彩，得出的结论便是“不唱红歌不爱国”，“不唱红歌不爱党”，“不唱红歌不忠于领袖”。请问，谁敢不唱？何况唱红歌还可以晋升、提级、拿奖金，在押犯人可以立功减刑提前释放，这样的好事谁不乐意？自然争者多多，奋者众众。所以这种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红歌”，一旦和权势与利益结合，必然翻江倒海一路走俏，攻城掠地所向无敌。再说“红歌”一词的始于1966年“文革”，“文革”的发祥地是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天安门广场。那时人人手拿“红宝书”，个个挥动小红旗，张张嘴巴唱红歌，口口声声呼“万岁”！红色海洋，红色大地，红色太空，在红歌的摧枯拉朽下，我国大好河山转瞬一片焦土、一片血腥…
请问薄熙来书记，你的“伟大”倡举，重大“发明”，能与“十年浩劫”脱离干系么？事实胜于雄辩。薄书记，你不是想把中国人民再次推向灾难的火海，何况那个火海烧伤了你的父亲，烧死了你的母亲，还把你烧成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儿。你不过仅仅是想通过这出奇制胜的“红歌”手段，为争夺权力拼命一搏，但它危及了千千万万中国老百姓的安定。所以“重庆模式”一当成为全国模式，第二次红色血腥就正式登场了！我们必然坚决反对。
文章来源：《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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