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老学徒:中国教授为什么在美国开黑车

美国也有黑出租。

我到美国去办事的时候,有时候就叫黑出租车。当然,我叫的黑出租是华人开的。

在美国的大街上是打不到出租车的,叫出租要打电话预约。黑出租车的电话在华人圈子里很容易问到,在中餐馆吃饭问服务员有时候也能问到,可见黑车的数量不少。

叫黑出租车未必便宜,也没有计价器,都是根据时间或大致里程讲价,但也不会贵。黑出租都是比较讲“职业”道德的,不宰客人。

叫黑出租车的好处一是与司机交流没有语言障碍,不会走错路;二是你办事的时候司机还会帮着你翻译;三是司机会向你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包括哪里可以吃到地道的韭菜盒子;哪里有中文书店;卖便宜货的厂家直销店在哪里;哪个店现在有过季的POLO大降价了,其款式在大陆绝对不过时等等。当太太不在身边的时候,他还会小声地告诉你,哪个夜总会里的脱衣舞女美艳动人,不看后悔……

黑出租司机简直就是导游导购和导色。而且他的服务不用额外付小费。在美国凡是服务都是要给小费的。

这些人之所以开黑出租车,倒不是为了逃避什么份钱,美国没有政府把出租车经营权都控制起来收管理费或者交给指定公司垄断经营这种事,没有份钱一说。开黑出租的人大多数是非法移民,或者是以读书名义呆在美国挣钱的人,也有个别人是临时客串挣点外快。

有一次,我接连几天用了一位王先生的车,王先生的谈吐与气质与别的黑出租司机不一样,一聊才知道,他出国以前是一所大学的副教授,到美国旅游时黑了下来,由于没有合法身份,只能靠开黑车挣钱,妻女还在国内。

王先生看我是和太太一道去的,就鼓动我们留在美国,他说,夫妻俩都过来了,多难得的机会呀。下决心留下吧,你肯定不会后悔的。

当我和太太都说我们没有留下的打算时,他很不理解。而我们对他凭着教授不干到美国开黑车也很不理解。

我说,现在国内大学老师的待遇很不错,社会地位也高,受人尊重,有尊严,还不用坐班,多好呀。你为什么愿意在这里当“地下党”呢?

王先生说,“我初来美国时也与你的想法一样,事先也没有想留下,朋友极力劝我呆几个月试试看,不喜欢再回去,我呆了几个月就决定不回去了。”

“使我放弃大学老师的职业在这里从零以下干起,最主要是因为这里是一个真实透明让人放心的社会,社会规则一元化,不像我们中国,存在着二元化的规则体系,口头说的规则与实际上实行的规则完全是两回事。像我当大学老师,说是要靠老老实实做学问发展,而实际上你老老实实做学问是发展不起来的。举个例子,为了完成评职称的论文指标,你就不得不花钱买学术刊物的版面发论文,这是在比什么?是比学问吗?不是,是比拼凑论文的胆量和买版面花钱的数量。”

“还要比呢,比关系,大学老师也要研究关系学问,与各级领导的关系,系主任系总支书记校人事处,特别是职称评委的大教授们,还有掌握科研经费的官员,都是绝对疏忽不得的,关系是硬道理。”

“在这种环境下,内心是很痛苦的,理想化就要吃亏,现实化就会堕落。当然,我都熬到副教授了,已经适应得差不多了,我最主要是为孩子着想,我希望她能够在一个干净的环境里生活。”

说到干净的环境,王先生举了个小例子。他女儿是近视眼,但教室里的座位是根据学生家长与学校或老师的关系排的,关系好的才有靠前的座位。女儿回家抱怨爸爸不与老师搞关系。没办法,王先生托在政府工作的老同学给女儿学校的校长打电话,才调了座位。

这样的小事都要动用关系,真是太可怕了。王先生边说边摇头。王先生说,在美国就绝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我说,人人都追求干净的环境,但也不能以牺牲生活质量为代价呀。

王先生说,“我在美国开出租车的生活质量不比在中国做教授差,即使生活在最底层,也不会失去机会和尊严。”

“我在美国这几年就属于比最底层还低的阶层,一个没有合法身份的人,但我活得不累。从经济上讲,我干三天活就能挣出一个月的饭钱,这里吃的很便宜。我干一周就能挣出房租来。我每个月除了自己吃住用和给家里汇钱外,还有积蓄。从生活乐趣上讲,我喜欢运动,每天都去游泳,每周都打高尔夫球,精神上也很放松,充分享受着生活。”

“虽然开出租车,没有人小瞧你,只有国内来的客人不理解,觉得我是低人一等了。我觉得自己生活得挺有尊严。不用顾忌领导就是最实际的尊严。再举个小例子,我在这里一个月听到的谢谢声,比在国内几十年都多。这里的人们是发自内心的互相尊重。”

“在美国与在中国的生活氛围的最大区别是,美国人的等级意识很淡,努力工作是为了赚钱享受生活,而在中国则是为了出人头地,或者不被别人PK下去,所以,在中国总是很累。别人评上副教授了,你还是讲师,急不急呀,急死了。可在美国,工作真的没有贵贱之分。”

“你说当大学老师有地位有尊严。没有自由哪有尊严?我指的是思想自由和表达思想的自由。还有,在中国什么事不讲关系?关系竞争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反尊严。”

“我到美国后有一种从高压锅里出来的感觉,这种轻松是精神上的无拘无束,很享受的轻松。”

我问他,那你把专业扔了不可惜吗?

王先生说,“没有什么可惜的,专业是为生活质量效力的,而不是约束幸福的。人不能做专业的奴隶。当然,我有了合法身份后,我会尽量去找与专业有关的工作,但在这里当大学老师是绝对不可能了。”

我说,中国会越来越开明的,以后或许会好起来的。

王先生说,或许,但我不敢押宝。孩子大了。我先把孩子办过来再说。王先生说他就要拿到合法居住的手续了,一年后就可以拿绿卡,那时候孩子就可以到美国来读书了。

说到这里,王先生眼里闪着泪花,熬了好几年了,快熬到头了。我们也跟着酸酸的,骨肉分离好几年呀,挺难熬的。

在美国,非法居留者能办出合法身份来好像不是很容易的,王先生如何越过这道槛我们没有问。临分手的时候,王先生说,如果你们想留下的话就给我电话,我把给我办身份的律师介绍给你们,他是很有经验的。

我们连连谢谢他,也祝福他。

我说,祝你早日从地下党转为执政党。

王先生笑了,笑得那么开心那么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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