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小人物在清朝民國過得很好 最後被中共整死了

作者:朱今天

【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11月25日訊】我姥爺,普通人,上世紀六十年代他來北京我見過一次。那時候我小,印象中他就是個小眼睛小個子的瘦老頭,一口東北話,長的就像張作霖。

我問過我媽,我姥爺到底是什麼問題就定成歷史反革命了?我媽說就是偽憲兵。

一個憲兵算個什麼事啊?那滿洲國的時候我姥爺具體幹什麼?

我媽說:他在特高科。

這個……,還真得算漢奸。

姥爺這輩子沒做什麼大官,不過什麼大風大浪都趕上了:反奉兵變、皇姑屯被炸、9・18事變以及後來的滿洲國、國軍、共軍,直至被置於死地。

01

我姥爺大約1902年出生,是瀋陽郊區人,家裡有點地,就是普通農民,由他爹管著。姥爺覺得一輩子種地沒出息,22歲那年考進了東北講武堂。東北講武堂號稱中國四大軍校之一,是張作霖為培養東北軍專業軍官設立的學校。

「進講武堂」是我媽說的,那能瞎編嗎?

不過,在講武堂各期同學錄裡都沒查到姥爺的名字。他在部隊的名字叫王福(王相臣)。

根據後來姥爺的就職軌跡,我判斷我姥爺走的是另一條偏路:憲兵。他大概在1923年~1924年考進了東北憲兵教練處的「士兵補充班」,該班是選調陸軍各部隊優秀上等兵、一等兵和招考高小畢業生。

憲兵,是軍隊裡的警察,是執法部門,所以對文化素質有一定要求。

東北憲兵教練處就是培養憲兵的學校,地點在瀋陽大東關二道溝江浙會館胡同,後來歸了講武堂。

姥爺在憲兵班學期8~10個月,畢業以後為郭松齡部下,正值軍閥混戰的第二次直奉戰爭,駐守天津。此時張作霖的奉軍風頭正勁,編成六個方面軍,數十萬軍隊,控制了北京政府,勢力還擴展到安徽、江蘇。

1925年底,郭松齡發起反奉兵變。郭松齡只是個軍長,但是借張學良的名號實際控制著第三、四方面軍聯合軍團七萬多人的指揮權,是奉軍中最能打仗的主力,許多軍官在講武堂都是郭松齡的學生,包括張學良。

姥爺是憲兵下級軍官,以執法為責,不衝鋒陷陣,但一切聽命於郭司令。郭司令說不打內戰了,回東北搞建設,把老軍閥張作霖趕下臺,扶張學良開創新時代。

兵變很突然,兵變很匆忙,從河北灤州一路打到新民縣巨流河邊,距奉天已不過60里地。一般認為張作霖大勢已去,他已經把家藏細軟和家眷用卡車送到日本人控制區保命,並請求日本關東軍出手威嚇叛軍。

姥爺跟我媽說的兵變過程就是一個「冷」字,12月大雪天,沒有棉衣就往山海關外打,打得還特別不好意思。那時候也沒什麼政治觀念,就是吃糧當兵,現在你吃著老張家,又翻手打老張家,這說不過去呀。

整個反奉叛軍普遍存在這麼個心理,越打士氣越低落。到了巨流河邊,對面張學良一喊話,大家都知道了,人家兒子沒想替代老子,郭司令莫非是自己當老子吧?軍心就散了。

郭松齡也覺得再無勝算,只好帶上一連衛士悄然逃遁,後來很快被捉住,就地槍決,再拉到奉天暴屍三天示眾。同時殉難的還有他夫人韓淑秀。被處決時,韓夫人要求先死,被兩槍斃命,郭將軍則要求「在我死前,不要扒我的衣服,行刑時要往頭上打」,很顯英雄氣概。

又同時被追兵的流彈炸死的有一位郭松齡幕僚,叫林長民。他女兒更有名,叫林徽因。

張作霖雖說是個土匪出身,對兵變部隊處理得挺有風度,對中下級軍官均照常任職,不予追究。可我姥爺臉皮薄,回奉天老家種地去了。

02

轉年是1926年,姥爺在家沒待幾個月,原來的營長到家裡動員,說東北軍又開進北京了,控制了北洋政府,還打算統一全國,現在準備在北京建立講武堂分校,招兵買馬,姥爺就上了北京憲兵軍官研究班,歸在東北講武堂北京分校。軍官研究班是調訓憲兵部隊在職校尉級軍官,那時候就相當於上研究生啦。「昨天所有的榮譽,已變成遙遠的回憶,今夜重又走入風雨。」從頭再來。

我媽說在北京那兩年是上警察學校,實則,憲兵就是軍隊裡的警察。大概是1927年,我媽讓爺爺奶奶帶著還從奉天來北京看望我姥爺。我媽說在先農壇,應該是記錯了,是旃檀寺(讀:zhān tán),張學良的司令部,在北海五龍亭西邊,現在是國防部。那時候我媽才七八歲。

一般提及東北講武堂北京分校指的是第七期,含步、騎、炮、工、輜五科,校址在黃寺。其他一些研究班少有提到。我在網上發現有拍賣的一個當時憲兵研究班的墨盒,佐證其與姥爺在京復入憲兵學校的存在。

1927年6月,張作霖在北京懷仁堂就職「中華民國軍政府陸海軍大元帥」,從學校裡要選拔20人的儀仗隊,其中有兩個條件,一是要瀋陽人,再是要24歲以下的,我姥爺被選中的時候嘴裡嘟囔:「我26了」,被上司踹了一腳:「說你24就是24!」

張大帥後來和這夥儀仗隊有合影,都是頭戴雞毛,腰挎戰刀,不過照片在文革的時候讓我弟弟給燒了,那是罪證,保命要緊。

姥爺學滿畢業後做為憲兵繼續在北京保衛中南海。他跟我媽說過:守著故宮的時候真想在龍椅上坐一坐。

03

張作霖大元帥在北京的威風日子沒多久,南方蔣介石的革命軍就橫掃過來,第二年的1928年6月3日,張作霖撤出北京回瀋陽老巢,行至皇姑屯被炸,我媽說姥爺也在火車上,前邊出事,衛隊紛紛跳車臥倒,但不知究竟,後來通知說:「沒事了」,才集結返回瀋陽。

有劣質網路小說稱:第四軍一整個戰車營死守皇姑屯,頂著鬼子小2000人的兵力進攻。拚死覓活的殺開一條血路,500多人的憲兵打到最後就剩下300人。講武堂的學生兵傷亡也超過三成!扯得真邪乎。

張作霖死了,張少帥繼位,那年代,老百姓認為順理成章。姥爺跟了張學良,在憲兵司令部公幹,因為字寫得好,就管軍需賬目。查當時編制,根據姥爺的年齡資歷,職務當在總務課任上尉課員或少校課員。

做軍需應該是個肥差,負責整個東三省憲兵部隊的後勤需求,所以在瀋陽的家裡也不愁吃喝,部隊裡有什麼家裡就有什麼。部隊來白麵了,姥爺就順便往家裡搬兩袋,部隊訂購榨菜來了一火車皮,先往自家卸下兩壇,當然各級首長家是要挨家挨戶送的。

1931年,「9・18」前幾天,姥爺開始奉命把文件機要裝鐵箱掩埋,這說明東北軍對「事變」是有預感的,不反抗也是張學良司令的指示。

我問我媽,為什麼不抵抗?答:「打不過人家」,這就是當時簡單的道理。或者說,張學良將軍為保存自己的實力,寧可捨棄大東北,擁兵自重,當他的國民革命軍副總司令,花天酒地,日子過得挺舒坦。

04

「9・18」之後,張學良把憲兵隊撤到北京。我姥爺沒跟去,他沒那麼高志向,還是躲回家想過普通老百姓的日子。

9・18事變的第二年,滿洲國成立了。

一個大男人在家待著沒飯吃不行啊,有個「鄰居」,是滿洲國瀋陽警察廳廳長,把姥爺塞進了特高科。入職前身份謊稱是小學教員,不敢說是奉軍軍官。這位幫忙的廳長很難說不知道我姥爺的底細,或是舊知,裝作不知,但真的我姥爺有文化,搞個文化工作不髒不累倒也適合。

特高科,什麼的幹活?特別高級警察,特務啊!

「特高科」這仨字是跟我媽核實的,肯定應該是從姥爺的嘴裡得來的。

但是,可能有誤解。特高課是日本關東軍憲兵隊內的一個科室,基本是日本軍人,少有中國人。

滿洲國憲兵隊內警務課設特高系,只有到了1943年下半年,因為擴大業務,特高系改稱「特高課」,但滿洲國憲兵隊的工作對象主要是軍隊。

我姥爺所在部門正規稱呼應該是奉天市警察廳特務科,與《懸崖》中的哈爾濱警察廳特務科同級別同職能。很殘忍!

我問我媽:我姥爺都幹了什麼壞事?我媽說就是成天鑽書店,查看有沒有抗日反滿書籍。查了兩年也沒什麼成績,倒是進戲園子不要錢,沒少看戲。反正我姥爺不求上進,如實,倒是好事。

有一年從齊齊哈爾來了個舅舅,跟我媽念叨我姥爺,我大概聽了一耳朵,就是說警察廳裡抓人、審人、上刑,太瘮人,我姥爺覺得在這種地方上班不是個事,就辭職不幹了。

根據國民政府1945年11月23日頒布的《處理漢奸案件案例》的規定:「對於下列人員,視為漢奸,應厲行檢舉:……

(二)曾任偽組織特務工作者。」

幸虧,辭職不幹了。也沒人檢舉。

05

大概在1943年,我媽家、我姥爺家、我二大爺家,各出三十根金條,在黑龍江訥河共同買了一塊地,還有院子,大牲口,農具,雇瀋陽老家的村民去耕種。地契寫的是我媽的名字,實際在訥河經營土地的是我姥爺、姥姥。當時兵荒馬亂,戰事不停,種地就有糧食吃,生活有保障,餓不死,這在當時合理合法,無可厚非。姥爺萬沒想到,脫離了偽職總算改邪歸正了吧?可是現在買了個地主成分,在共產黨眼裡就是十惡不赦!

1945年,蘇聯紅軍掃平日本關東軍,把黑龍江的大片農村交給了關裡來的共軍。共軍立即展開土改擴軍運動。

姥爺肯定聽說了土改是怎麼回事,自己的底又潮,隻身裹了件皮襖,連夜從訥河逃亡瀋陽,白天睡田埂溝渠,夜間趕路。家裡的土地房子留給姥姥一個人看管,心想能把個老娘們咋地?

買了兩年的地肯定是要沒收了,可是浮財呢?必須打,吐出一些再接著打,這屬於階級仇恨,屬於為民伸張,就把姥姥打死了。

06

抗戰勝利直至1949年,國民黨統治瀋陽期間,姥爺一直在瀋陽城裡住,沒受什麼影響。國府對於滿洲的偽職分子,更多的是以其無奈生存做為理解,基本政策是放棄追究漢奸叛國的罪名,所以某國府官員說「中央說東北沒有漢奸」。事實上,只處理了一些地位高或有油水的大漢奸。

解放了,政府給姥爺安排了工作,城裡人都得有工作,有工資。經過鎮反,三反五反各種政治運動,反正姥爺就是個死老虎,歷史反革命份子,又沒有罪行材料,所以能過普通老百姓日子,沒人整他,每月還能收十來塊錢的房租,要說過的日子蠻不錯,黨的光輝挺溫暖。

姥爺有個兒子,就是我舅舅,參加了抗美援朝,成了為黨立功的人,姥爺兒子的兒子、閨女也是解放軍的兵。

1958年大躍進了,姥爺因為歷史問題被開除廠籍,工資就沒了,才去的哈爾濱阿城市,找兒子,又跟著兒子從阿城到的西安。

1960年4月左右接到瀋陽政府通知,責令姥爺回瀋陽郊區農村老家接受改造。按四類分子接受管制、監督。(四類分子: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這四類人的統稱。)

階級鬥爭的琴弦繃的越來越緊。

文革時期,村裡人不知道他有什麼罪行,又是鄉里鄉親的,也就是讓他在村裡掃掃街,1973年病重,醫院說不給反革命看病,就死了。

姥爺這一生,連張照片都沒留下。

1984年,對全國2000多萬名「四類分子」完成全面評審摘帽。

姥爺早死了,沒趕上。

(轉自看中國/責任編輯:李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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