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連載】楊繼繩《墓碑》(一百零二)

【新唐人2014年3月28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四 從「民主革命補課」到「四清運動」

八屆十中全會以後,毛澤東為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決定在全國城鄉開展一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展大規模的階級鬥爭。農村的運動,則以清理帳目、清理倉庫、清理財務、清理工分為主要內容,簡稱「四清」。

為了指導農村四清,中共中央先後制定了三個文件:一九六三年五月的《關於目前農村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前十條》),一九六三年九月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物規定(草案)》(簡稱《后十條》), 一九六五年初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這三個文件對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一個比一個嚴峻。《二十三條》又將「四清」的內容改為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比原來的範圍更廣,層次更高,在城鄉同時進行。

《后十條》是在《前十條》的基礎上修訂的,其中更多地反映了劉少奇搞四清的思路和作法。強調整個運動由上面派出的工作組領導,把基層幹部撇在一邊,由工作組對他們進行清理。在全國各地都派出了龐大的「四清」工作隊伍。在校的大學生和部分軍隊幹部都進入了「四清」工作隊。當時我也作為北京市委工作隊的一員,赴延慶縣大柏老公社團山大隊搞了八個月的「四清」。我參加「四清」時,《二十三條》已下達,這個文件強調「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們下鄉以前先接受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教育,使得我們每一個人「階級鬥爭的弦綳得很緊」,總想在村裡查出一個「反革命集團」,設想村支部書記是一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在農村搞「四清」本來是出自毛澤東對農村形勢的估計:「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我們手裡。」因此要在農村搞「民主革命補課」,把失去的權力奪回來。「民主革命不徹底」這個說法,通常以為是毛澤東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對「信陽事件」的批示中提出來的,實際上半年以前就在河北省邯鄲的一個報告中就出現過。(註四十七)當時劉少奇對河北省農村問題很關心,「民主革命不徹底」可能是劉少奇先提出來的。在農村搞一場階級鬥爭,把「政權不在我們手裡」的的地方奪回權力,這是毛劉一致的看法。但是,毛劉在「四清」中出現了分歧,最終導致二人決裂。從表面看,他們二人的分歧表現在對「四清」打擊目標、鬥爭性質上和具體操作實施等方面,從深處看,很可能是毛澤東不能容忍劉少奇權力上升且咄咄逼人,不能容忍劉少奇對他不夠尊重。

研究「四清」運動,不能迴避王光美的「桃園經驗」。河北省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原來定為一類隊(即最好的隊)。王光美按照劉少奇的意見到這個大隊「蹲點」搞「四清」。她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廳秘書的名義任「四清」工作隊副隊長。他們進村時,不是採用毛澤東一貫提倡的「開調查會」的方式,而是像進了敵占區搞秘密活動一樣,紮根串聯,訪貧問苦。通過五個月的「蹲點」,她發現桃園黨支部「基本上不是共產黨」,「是一個反革命兩面政權」,黨支部書記吳臣是一個「鑽進黨內的壞分子」,「國民黨分子」。(註四十八)王光美先在河北省委召開的一次會上講了她在桃園搞「四清」的經驗,受到一些人的鼓勵。

毛澤東在「大躍進」中受挫,劉少奇地位有上升之勢,他過於樂觀地估計了形勢,有時忘乎所以。六月到八月,他帶著夫人王光美在十多個省市以「桃園經驗」為題作巡迴報告。八月一日劉少奇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對中央黨、政、軍機的負責幹部作了一個大報告。這次報告給他帶來了無窮的後患。參加會議的李新記述了當時的情景:在劉少奇沒有登場之前,「台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和元帥們都到了。全場鴉雀無聲,……一會兒,周總理引著劉少奇走到台中央」,「劉少奇開始講了,雖然桌上分明有擴音器,但他並未坐下來,而是背著雙手,在台上走來走去地講」。劉在講了一通幹部蹲點的必要性、重要性后,要求大家向王光美學習,他說:『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發現了許多新問題嗎?她還寫出東西來了,總結了許多新經驗,很有意思。我看大家還是下去吧,趕快下去吧!』說到這兒,劉看了周總理一下,然後又對大家說:誰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趕下去!他的講話到此就戛然而止」。李新寫道:退出會場時,他就聽到有人議論說:「這是幹什麼?這不是『聽訓』嗎」?」「走出大會堂,在下台階時,我前面有兩三個軍隊幹部在罵娘,罵得很難聽,特別是罵劉少奇不該親自出面來吹捧『臭婆娘』。當我走近時,他們都回過頭來看,原來都是熟人,彼此相視一笑。」(註四十九)劉少奇在講話中不僅吹捧王光美,還不點名地批評了毛澤東。王力在他的回憶中有記述:「他說對毛主席著作也不要教條主義,調查會方式過時了,不蹲點就不能當中央委員,不能進書記處、政治局.彭真要轉發這個報告,要陳伯達同我把這個報告整理一下。我們把不合適的地方整掉了。後來突然少右同志說這個報告不發了,我們不知道為什麼。後來在毛主席處開會,毛主席強調王光美的報告不發了。當時在座的有李雪峰,毛主席說李雪峰不贊成這個報告。毛主席還說白區是有人才的,白區工作正確的代表是李雪峰。」(註五十)「本來桃園經驗(王光美報告)毛主席已批轉,要發下去的。可是劉少奇八月一日作報告后,江青到毛主席那裡哭,說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現在你還沒死,人家就作公開報告了。」(註五十一)

九月一日,在劉少奇的推動下,中共中央向各地轉發了「桃園經驗」,轉按語中,強調「桃園經驗的的「普遍意義」。(註五十二)

十月十二日,劉少奇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了《批轉李雪峰同志給劉少奇同志的信》,同意李雪峰提出的在四清中「反對右傾」的意見,強調要及時提出反對「怕左不怕右、寧右勿左」的問題,並提出了對已經「爛掉了」的地委、縣委、區委、公社、大隊和廠礦企業及其它機構,應當進行「奪權」鬥爭。

十月二十四日,劉少奇起草了《中央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奪權問題的指示》轉發了天津市委的《關於小站地區奪權鬥爭的報告》。小站「四清」工作組是陳伯達領導的,參加這個工作組的有天津市的胡昭衡、方紀等高級幹部。這個報告說天津南郊小站地區的政權是由「三個反革命集團」建立的「反革命兩面政權」。劉少奇肯定了天津小站的「奪權」經驗。

十一月十二日,劉少奇起草了《中央關於在問題嚴重的地區貧協行使權力的批示》(即「后十條」),這個批示肯定了在有些地方可以拋開原來的領導班子由「貧農、下中農協會」(簡稱「貧協」)來實行領導。等等。

劉少奇的這些舉措中,以轉發《桃園經驗》和《小站報告》影響最大,事後證明,這是「四清」工作組製造的冤案。劉少奇的這些舉措使「四清、運動向左傾錯誤發展,搞出了更多的冤假錯案。不僅一村一社,還在貴州省搞「四清」,把「桃園經驗」推廣到貴州省。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劉少奇在昆明給雲南、貴州兩省地、市、州委書記做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報告,王光美也做了關於「桃園經驗」的報告。劉少奇雖然沒去貴州,但貴州的「四清」是在他的思路和「桃園經驗」的指導下進行的。劉少奇在昆明的報告中,點名批評了貴州省委第一書記周林,所以,貴州省的「四清」運動非同小可。

貴州省的「四清」基本上是全體換班子。一九六四年十月,中央改組貴州省委,任命李大章代理省委第一書記、錢瑛代理第二書記、陳剛代理第三書記。去昆明開會的領導們帶回兩大本文件:劉少奇的講話和王光美的「桃園經驗」。從十月開始,在兩個月的時間里,在全省的省、地,州、市、縣開展了「奪權鬥爭」,從省委到地、縣委,到所有相當於縣級的機關、單位的領導班子「一鍋端」,一律奪權」。在一兩個月時間內,,貴州的大批幹部有的停職,革職,有的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有的甚至逮捕,關進監牢」。(註五十三)

這大概就是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我的一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中說的「一九六四的形左實右」的來由。

但是,從王光美三十五年以後的著文說,這些不全是劉少奇的錯,毛澤東也脫不了干係。一九六三年十一月,王光美按照劉少奇的意見,到河北省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蹲點五個月。王光美每回京一次都向毛澤東彙報一次,毛不止一次地提示:「根子在上邊。」王光美並不理解這句話的含義。七月五日,王光美向河北省委口頭彙報了「四清」工作的情況,整理出來后即《桃園經驗》。毛澤東看了《桃園經驗》很欣賞,將這份報告批轉全國,以示推廣,並讓王光美到處作報告,還讓劉少奇根據桃園經驗修改《前十條》。(註五十四)

王光美在書里只講毛澤東很欣賞《桃園經驗》,並由毛批轉全國,這也不完全符合事實。首先是劉少奇很欣賞《桃園經驗》。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九日,劉少奇親自致信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信中說:「王光美同志的這個報告,陳伯達同志極力主張發給各地黨委和所有工作隊的同志們。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記錄稿上修改了兩次,我也看了並修改一次,現在中央擬了一個批語,請中央審閱,如果中央同意,請中央發出。」由於是推薦自己夫人的報告,劉少奇這封信先是抬出「陳伯達同志極力主張」,後面又不倫不類地一連用四個「中央」,看來措辭很艱難。毛澤東八月二十七日作了批示:「此件先印發到會各同志討論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發到全國去。我是同意陳伯達和少奇同志意見的。」(註五十五)

劉少奇對農村階級鬥爭形勢作出過於嚴重的估計,是符合毛澤東當時的看法的。一九六零年十二月,毛澤東就認為大規模地餓死人的地方「民主革命不徹底」,即「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餘」沒有肅清。正是「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餘」造成了農民大量死亡。解決的辦法就是「民主革命補課」,即進一步肅清「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餘」。河南省委和信陽地委根據這個精神積極行動。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信陽地委就送上報告。報告說「民主革命補課的群眾運動高潮已經出現」。報告介紹了「民主革命補課」的做法:「像土改一樣大搞整風運動。這既是民主革命補課,又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繼續。」「採取革命的方法,堅持階級路線和群眾路線,放手發動群眾,奪取領導權。」「組織社員代表會,一切權力歸代表會,充分發揮代表會的作用。」「組織處理要堅持初步處理和最後處理『兩步走』的做法,貫徹執行狠、准、穩的方針。」「建立與健全『司令部』,組織強大的整風隊伍。」「把整風運動和生產救災、生活安排密切結合起來。」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毛澤東批示:「這是一個好文件,全國三類社都應照此執行」。(註五十六)從信陽地委的報告看,信陽等地的「民主革命補課」,和後來四清運動差不多。

中共中央把人民公社分為三類,問題最嚴重的為三類。三類社有多少?毛澤東有時說有百分之二十(註五十七),但更多的時候說「有三分之一」。(註五十八)毛澤東在一九六零年就有這種「三分之一」的判斷。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五日,他在一個報告上批示:「在講大好形勢、學習政策的過程中,要有一段時間大講三分之一的地區的不好形勢,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註五十九)他要通過「民主革命補課」的辦法把權力從「國民黨殘餘」的手中奪過來。

從一九六零年到一九六一年,針對農村幹部中出現的問題,全國各省都召開「六級幹部會」,農村大搞「整風整社」。通過這種政治運動的方式,對一九五八年以來的「五風」進行清算。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三日和三十日,中央先後發出《關於山東六級幹部大會情況的批示》、《關於反對官僚主義指示》以後,全國已有一部分地區在農村中初步開展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三反」運動所展開的鬥爭,正是兩條道路的鬥爭的一個重要的方面。(註六十)一九六零年五月二十一日,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提供的廣東「三反」經驗將打擊矛頭針對社隊基層幹部,其主題與方法和幾年後的「四清」運動極為相似:運動的對象是農村基層幹部;運動的重點是清理賬目、幹部退賠;鬥爭的指導思想是以黨的階級路線來開展「三反」,即清除出身地富的「成份不好」的幹部,等。陶鑄的報告獲得毛澤東賞識, 一九六零年六月十四日,毛在批示中說「廣東省委提出的問題和對這個問題的處理辦法是正確的,可供各地參考」。(註六十一)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的中央工作會議,著重討論了關於農村整風整社和糾正「五風」問題。在這個會議上,毛澤東把農村幹部分為六類:第一類,五類分子,地主階級復辟的,就是反革命;第二類,本來是好的,變壞了,被人家拉過去了,也是反革命;第三類,死官僚主義分子,死也不改,共產風一直在刮,黨的話不聽,不能說是我們的人,是敵人;第四類,頭腦不清,是糊塗人;第五類,知道一些,不甚清楚;第六類,頭腦清楚,事情辦得好。毛澤東說,前三類屬於敵我矛盾,后三類是好人。對於前三類,一定要發動群眾,搞階級鬥爭。(註六十二)

六級幹部會和「整風整社」中清算出來的問題是駭人聽聞的。本書有關一些省的章節中記述了不少駭人聽聞的事實。但是,有一個問題無法回答:為什麼農村幹部這麼肆無忌憚地摧殘農民?這本來應當從極權制度中尋找答案,從人民公社制度中找答案,從一九五八年的政治氣氛中找答案。在這種制度環境和政治環境下,好人也會幹壞事,本來素質很差的農村幹部更是肆無忌憚了。但是,毛澤東等用階級鬥爭的思維來分析,認為幹壞事的都是階級敵人,而這些階級敵人又是前政權(國民黨政府)的殘餘分子。為什麼殘餘分子還存在?因為民主革命不徹底。所以,「整風整社」實際就是「民主革命補課」。這樣,就把大飢荒的責任推到已經失去大陸政權的國民黨身上了。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召集中央局第一書記和部分省市委書記座談,十二月二十五日,四川省委副書記廖志高寫信給省長李大章。這封信先是轉述了毛澤東將農村幹部分為「六種人」的意見,接著寫道:

主席講,恐怕百分之九十是好人(后三種人)。請大家研究,前三種人百分之十是否恰當?要求大家具體分析,因為落後社中也有好隊好人,而且壞人的性質不完全一樣。另外是由於人為的原因把工作搞壞了,把生產搞糟了,究竟佔多大面,要各省在這次會上研究。

談到有些壞人絕了群眾生活之路,把逃荒的群眾圍起來不準走,不準群眾扯野菜等情況時,主席講:這種人一定是反革命,或者是像反革命。

井泉同志彙報到落後地區,不是刮共產風而是刮國民黨風時,主席說:國民黨還沒有死亡,不僅台灣如此,大陸上也是如此。又講,這些人是假共產黨之名,行國民黨之實。

彙報到農村整風時,主席講,城市也必須整風,並且同意農村先整、城市整風放后的意見。主席講同意小平的意見,整風要先分是非,後分敵我,這樣就能幫助好人過關,就不會亂。當井泉同志彙報到有右傾倒退的問題時,主席講,不僅有封建主義的問題,還有資本主義的問題。又講,必須把壞人搞掉,共產風要糾,把東西退回去,工作搞好,把三級所有制建立起來,讓群眾放心。

主席還講,凡有壞人的地方,必須像通海口一樣,派大批確實得力的幹部去打殲滅戰,搞徹底,搞透,不透必須返工,試點務必搞好。爛透了的地方,主要依靠外來的力量(工作團)去搞。同時也必須靠本身的百分之七十的基本群眾。(註六十三)

湖北省沔陽縣通海口人民公社是中共湖北省委抓的反「五風」的典型。這裏運動進展的情況及時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報告。中共中央在一個介紹通海口這個案例文件(註六十四)中說,省委組織的工作隊於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日進村。工作隊一進村,就像土改時一樣,採取依靠貧農、紮根串連的辦法,組織一支純潔的貧農隊伍。生產隊成立貧農代表會,小隊成立貧農小組,讓他們起來和「五風」作鬥爭。

據群眾揭露,這裏的「五風」問題十分嚴重。幹部可以隨便打人、罵人、捆人、吊人,罰款、罰跪、罰曬、罰凍、扣工分、扣口糧、扣「五票」(布票,油票等)、搜查、抄家、鬥爭、反省、「剝皮」、「充軍」、「照相」、「辯論」、奪飯碗、關黑牢、戴高帽、遊街示眾。官路管理區總支副書記楊遠輝,用上述辦法親手處罰過一百四十二人,有十二戶被逼外逃。

這個公社各級幹部有百分之三十一的人有貪污行為,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挪用公款,有百分之三十八的人超支借錢。多吃多佔更為普遍。在社員忍飢挨餓的時候,兩年來全公社各級幹部多吃多佔有數可查的,有糧食三萬六千多斤,豬肉四千一百多斤,油六百二十六斤,蛋四百三十一斤。他們「要魚就打,要米就拿,要柴就拉,要菜就拔」。在物資供應緊張的情況下,一些憑證供應的短缺商品都被幹部佔了。

由於幹部的種種惡行,社員把幹部稱之為「土皇帝」、「活閻王」、「新惡霸」、「新地主」、「新保長」。

工作隊認為,這裏的「五風」問題,除極少數小隊屬敵我性質矛盾以外,絕大部分生產隊和小隊屬人民內部矛盾。

工作隊所說的敵我矛盾,是指能找到敵對階級「血統」的壞幹部,通常的說法是「打進來」的,沒有敵對階級「血統」的壞幹部,被說成是「拉出去」的。凡是地富反壞分子(即「打進來」的)和蛻化變質分子(即「拉出去」的)掌權的生產隊和小隊,一律對這些人殘酷鬥爭,奪回領導權。

對於人民內部矛盾則採取另一種辦法。對犯有嚴重錯誤的幹部,開大會批判;對錯誤較小的幹部,開小會批判。大會小會相結合,讓群眾把話說完,把氣出盡。並讓幹部向被他迫害的社員賠禮道歉。

一九六一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在批轉湖北沔陽縣通海口人民公社這個報告時加的按語說:「凡五風嚴重,但不是敵人占統治地位的公社,都應當採取通海口公社整風的辦法進行整頓。」一九六一年的「整風整社」是「四清」運動的前奏。「整風整社」是怎樣演變成四清運動呢?不用演變。有些地方的「整風整社」和三四年以後的「四清」運動毫無二致。湖北省的通海口是一例,黑龍江省的向陽川人民公社也是一例。

黑龍江省合江地區富錦縣(八十年代劃歸佳木斯市,九十年代縣改市,由省直轄)向陽川人民公社。這是富錦縣委的重點社,是有名的「糧食囤」,地多,地肥,人強,馬壯。但是,自一九五八年以來,由於「五風」橫行,勞動力大量外流,耕畜大量死亡,生產急劇下降,群眾生活水平急劇惡化。一九六零年同一九五八年比較,耕地面積減少了百分之二十一,勞動力減少了百分之二十四點七,大牲畜減少了百分之三十點五,糧食產量減少了百分之七十一,商品糧減少了百分之八十四,社員收入減少了百分之九十四點七。對不聽話的社員,百般打擊陷害,有多名社員被幹部逼得走投無路而自殺身亡。改變階級成份、打成「五類分子」就是陷害社員的主要手段之一。從一九五八年以來,全社共有三百多個貧下中農被劃成「五類分子」,白天監督勞動,晚間審訊鬥爭,有不少人被打成殘廢。給幹部提意見的被趕出屯。兩年來,僅馬鞍山和六合兩個管理區,被趕出屯的貧下中農就有六十多戶。

一九六零年十月底,由省委、合江地委和富錦縣委聯合組織了工作組,到向陽川人民公社進行「整風整社」試點。工作組的報告認為,「這是一個被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把持了領導權的三類社。」「 經過一場複雜尖銳的階級鬥爭,徹底解決了敵我矛盾問題。」經東北局農委工作組複查,同意工作組的意見。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五日,東北局農委工作組和黑龍江省委工作組寫的《向陽川人民公社整風整社試點工作報告》中(註六十五)詳細了幾個月的「整風整社」的情況。

在公社黨委的十三名委員當中,有六人被定為「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死官僚主義分子」。工作組認為,全公社十五個管理區,就有五個被「地富反壞分子」、「日本小特務」、「蛻化變質分子」把持。「日本小特務」是指在「偽滿州國」期間,可能為日本人干過不大的事,但無確實的證據。

在社員吃不飽的情況下,向陽川人民公社的幹部大吃大喝,利用權力姦汙女社員。馬山管理區的幹部一九六零年就吃了十二頭豬,四千斤大米白面,喝了二百多斤酒。糧食管理員胡勤堂拿社裡的糧食餵了十一條狗,專門殺狗肉吃。

這份報告寫道:「整風整社」工作組進入公社后,遇到「三不清」:敵我不清,好人壞人不清,幹部和群眾的思想動向不清。他們找當地幹部多次談話,也沒有發現問題。後來,工作組跳出幹部圈子,訪貧問苦,發現積極分子,找「根子」,終於掌握了一批可靠的積極分子。工作組以積極分子為核心,召開貧下中農座談會,讓大家對幹部問題進行大鳴大放。根據大鳴大放揭露出來的問題,對幹部普遍進行「五查」:查成份,查出身,查歷史,查社會關係,查行動表現。開始大鳴大放中,社員怕報復,不敢講話。工作組向群眾表決心,不徹底解決問題不走。這樣,土地改革時的場面又出現了,像當年鬥爭地主一樣鬥爭壞幹部。最後把「印把子」從敵人手中奪回來了,交給了真的貧下中農。群眾把這次「整風整社」稱為「第二次翻身」,「撥開烏雲見青天」,「感謝毛主席派來的親兵」。

這個報告還講述了,在這場鬥爭中,一些「階級敵人」如何拉攏四清工作隊員、工作隊員如何拒腐蝕的故事。

據本書作者參加「四清」運動的經歷,無論是湖北的通海口公社,還是黑龍江的向陽川人民公社,一九六一年整風整社的的做法、用語和「四清工作隊」基本一樣。所發生的故事和「四清」時基本一樣。《桃園經驗》、《小站報告》中的訪貧問苦、紮根串連的方式,揪出一個個反革命集團的做法,在一九六一年的「整風整社」中就有了。

一九六三年春夏之後,飢餓基本解除,全國經濟形勢開始好轉。現在該是搞階級鬥爭的大好時機了。抓階級鬥爭正是共產黨幹部的強項,面對大有作為的時機,他們一個個摩拳擦掌,心情亢奮。於是,四清運動在全國迅速鋪開。在《二十三條》制訂以前,劉少奇是全國「四清」運動的總指揮。隨著《二十三條》的制訂,劉少奇就失去了全盤指揮「四清」的權力開始削弱。

廣大農民,對「大飢荒」時期基層幹部不顧人民死活,深惡痛絕,強烈要求罷免和懲處那些作風惡劣、多吃多佔、打罵社員、逼死人命的幹部。「四清」運動給了農民這個機會。

在「四清」中,為了啟發農民階級覺悟,在社員中開展憶苦思甜活動。憶舊社會的苦,思新社會的甜。可是,社員不憶舊社會的苦,而是憶「大躍進」以來受到的種種苦難,幹部如何打他們,說家裡人是怎麼餓死的,說著說著就泣不成聲。在這時,如果原來的幹部在場,只要有一個社員喊一聲他的名字,馬上就有人把他揪到台上,拳打腳踢,誰也制止不了。農村幹部恐慌、絕望,只好自殺。據湟中縣公安局事後統計,全縣在開展「四清」運動中,有三百四十九名幹部自殺。到一九六六年上半年,青海省在十三個開展的「四清運動中,有一千七百多名幹部自殺。(註六十六)這些基層幹部是 「大躍進」運動的積極分子,沒有他們,「大躍進」在農村搞不起來。現在出了這麼打亂子,死了這麼多人,中央不承擔責任,「四清」中讓基層幹部當替罪羊。

隨著「四清」運動的全面鋪開,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分歧終於爆發。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中央召開了討論「四清」的工作會議,制定《二十三條》。在會議期間的十二月二十日,召開了一次「很小規模」的常委擴大會議,一向對毛澤東百依百順的劉少奇,在這次會上卻和毛澤東爭執起來。王光美、劉源的書中介紹了這場爭論:

劉少奇提出:主要矛盾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性質是「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

毛澤東說:地富是後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幹部,「四不清」幹部是當權派,你只搞地富,貧下中農還是通不過的,迫切的是幹部,就是發動群眾整我們這個黨。

劉少奇說:「四清運動」中,各種矛盾交叉在一起,很複雜,還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有什麼矛盾解決什麼矛盾,不能都上升為敵我矛盾。

毛澤東激動地說:「我們這個運動,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是什麼『四清』『四不清』運動,什麼多種矛盾交叉的運動,哪有那麼多交叉?所謂『四清』、『四不清』,什麼社會裡都能整;黨內外矛盾交叉,什麼黨都能用。沒能說明矛盾的性質!不是別的什麼主義教育運動,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劉少奇堅持己見,請教式地問:「對這個『派』,我總是理解不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有,但是資產階級要消亡了,怎麼可能有什麼派?一講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處都有敵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毛澤東不假思索,脫口而出:「張霖之就是!」

劉少奇不再問了。因為在當時的情況下,毛澤東點誰的名,誰就要被打倒。(註六十七)

毛澤東對這次爭論十分在意。幾天以後的十二月二十六日,是他的七十一歲生日,他在人民大會堂用自己的稿費擺了幾桌菜。毛澤東和幾位勞動模範及科學家在一桌,其他幾位中央領導人在另一桌。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通常是談笑風生的,這次卻一臉嚴肅。他一開始就講,今天沒有叫我的子女們來,因為他們對革命沒做什麼工作。隨後他批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提法,說:什麼四清四不清,黨內外矛盾的交叉?這是非馬克思主義的。還指責中央有的機關搞「獨立王國」,還談到黨內出修正主義的危險。席間鴉雀無聲。(註六十八)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八日,還是在討論「四清」工作的這次會上,鄧小平主持了一次會議,他以為是中央書記處召開的一般彙報會,會前,鄧出於好意地對毛澤東說:「主席身體不好,可以不參加。」毛澤東誤解了鄧的好意,他一手拿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一手拿著《中國共產黨黨章》,走進了會場。他說「一個不叫我開會(指鄧小平),一個不叫我講話(指劉少奇),為什麼剝奪黨章、憲法給我的權利?」毛說的「(劉少奇)不讓他講話」是怎麼回事?陳伯達晚年向他兒子陳曉農談了當時的情況:

在討論「二十三條」的中央會議上,毛主席先發言,剛講了不多幾句,劉少奇就插話。插話說幾句不就行了么,總還要讓人家講完嘛。可劉少奇卻自己一直說了下去。毛主席就沒有機會再講。第二天開會,毛主席就拿來了黨章,說黨章規定,黨員在黨的會議上有發言權。參加會議的人一聽就明白他是說劉少奇不讓他發言。(註六十九)

劉少奇的這種做法令人不解,陳伯達也不理解。可見兩人矛盾之深。王光美、劉源的書中寫道:「毛澤東不能容忍對他的權威哪怕最輕微的挑戰,平等的討論意味著蔑視他的權威,稍受頂撞,便勃然大怒。他對劉少奇說:『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註七十)

毛澤東在一九七零年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說,他是一九六五年一月討論「二十三條」的時候確定要打倒劉少奇的。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後,文化大革命開始。由於北京市委已被定為「黑市委」,以它的名義派出的「四清」工作組立即撤出。延慶縣的「四清」運動中途停頓,我們參加工作隊的學生也撤回學校參加文化大革命。其它各省的情況也大體如此。

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果然打倒了劉少奇。當然不只是用一個小指頭,而是發動了大規模的政治運動。把文化大革命歸結為毛、劉之間的權力鬥爭,歸結為毛的個人性格和品質,是過於膚淺的;但是,毛對劉的猜疑、不滿,是其中的一個因素。在民主制度下,領導人的更換有一套正常機制,但在專制制度下,在最高領導人周圍總是充滿諂媚和陰謀,領導人的更迭總是伴隨著殘酷和血腥。坐在權力最高位置的人,常常感到像坐在火爐上一樣(曹操說過讓他當皇帝就是把他推到火爐上)。熟悉中國專制歷史的毛澤東,自然會對周圍的人有提防和猜疑。

註解:

[註四十七] 中共邯鄲市委:《關於三十二個農村三反試點基本總結和下段安排意見向省委的報告》,一九六零年六月二日,中共邯鄲市委文件,[六零]一四一號。

[註四十八] 王光美:《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即《桃園經驗》),一九六四年七月五日,見《批判材料: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一九五八年六月-一九六七年七月》,第四七一-五七零頁。

[註四十九] 李新:《「四清」記》,載《回望流年:李新回憶錄續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二零-一二一頁。

[註五十] 在延安時,毛澤東說白區正確路線的代表是劉少奇,現在說白區正確路線的代表是李雪峰,毛澤東的這一改變意味深長。

[註五十一] 王力:《王力遺稿——王力反思錄》(下),香港北星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五七三頁。

[註五十二] 《中央轉發「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的批示》一九六四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六四]二七號。

[註五十三] 高華:《在貴州「四清運動」的背後:對一篇當代史回憶文本的解讀》(修訂全本),載《領導者》二零零六年一月號(總第十二期)。

[註五十四] 王光美、劉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零年,第一一零頁。

[註五十五] 黃崢主編:《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二八五頁

[註五十六] 《對信陽地委關於整風、生產救災情況報告和中央轉發這一指示稿的批語和修改》,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四零七-四零九頁。

[註五十七] 《對黨政幹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草案)」的批語》,一九六一年一月九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四一七頁。

[註五十八]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五三三-五三四頁。

[註五十九] 《在中央機關抽調萬名幹部下放基層情況報告上的批語》,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三四九頁。

[註六十]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三七八-三八三頁。

[註六十一] 《中央轉發廣東省委關於農村「三反」問題的兩個文件的批語》,一九六零年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二零七頁。

[註六十二]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二零零三年,第一一零一頁。

[註六十三] 李大章:「大出給省委常委和西南局同志一閱」,四川省檔案館,辦公廳,二四一二。

[註六十四] 《中央批轉湖北省委關於沔陽通海口公社整風整社第二階段總結報告》,一九六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註六十五] 東北局農委工作組、黑龍江省委工作組:《向陽川人民公社整風整社試點工作報告》,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五日。

[註六十六] 尹曙生:《從批屍鬧劇看「四清」運動》,載《炎黃春秋》,二零一零年第七期。

[註六十七] 王光美、劉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第一一五-一一八頁。

[註六十八]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一九九三年,第一一三一頁。

[註六十九] 陳曉農:《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星克爾出版社,二零零五年三月。

[註七十] 王光美、劉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第一一八頁。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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