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連載】楊繼繩《墓碑》(七十五)

【新唐人2014年2月20日訊】【導讀】《墓碑》是一本記錄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大飢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華社經濟記者、《炎黃月刊》副社長楊繼繩。他花了十多年時間,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翔實而豐富的資料記錄了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的史實,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謊言, 揭示了餓死人的根源是人禍而非天災。《墓碑》獲得二零一三年美國海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作者說《墓碑》不僅是為紀念死去的三千六百萬人的靈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共體制。

(接上期)

第二十一章 廬山之變

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從七月二日到八月十六日,一共開了四十六天。八月二日以前為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八月二日至十六日為八屆八中全會。

如果沒有廬山會議,按照一九五九年上半年糾偏的勢頭,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就可能消除一九五八年造成的大混亂,飢荒就可能止於一九五九年。如果是這樣,餓死人數只有已經發生的人數的百分之三十,即可以減少百分之七十的死亡。按照各省官方公布的人口數據計算,如果沒有廬山會議,非正常死亡人數只有六百六十五萬人, 可以少餓死一千四百六十七萬人(見本書第三十二章「大飢荒期間中國的人口損失」)。

廬山會議,不僅使一九五九年春天的一切糾錯措施剎車,還使一九五八年的那種錯誤政策更加嚴重泛濫,從而使大飢荒加劇並延長到三、四年之久。

廬山會議是極權制度的產物,不僅維護了極權制度,而且強化了極權制度。

一 神仙會暗藏殺機

一九五八年八月的北戴河會議以後,大躍進狂潮席捲全國,造成了全局性的混亂。為了挽回危局,從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五九年六月,八個月時間內,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採取了一系列糾正措施。

按照這一段時間的政策邏輯,廬山會議應當是在這些糾偏政策的基礎上,作進一步的調整。到了一九五九年六、七月,大躍進的高溫已經下降,領導人們也冷靜下來了。他們需要總結這一段時間的經驗教訓,安排今、明兩年的任務和各項工作。當然,這些任務和工作安排是狂熱過後較為冷靜的安排。參加廬山會議的人們認為,廬山會議的初衷應當是糾左的。

不過,這些糾左措施,是在一個重要的前題下進行的,即不僅不能傷及「三面紅旗」,還要在維護和高舉「三面紅旗」。在糾正錯誤時必須堅持一個總體估計:如果一九五八年以來的工作是十個指頭,其成績則是九個指頭,缺點和錯誤只不過是一個指頭。另外,在安排任務時雖然要比上一年冷靜,但也不能泄氣。「氣可鼓而不可泄」,這是毛澤東當時常說的話。

廬山會議之前,毛澤東的心情是複雜的,既認為一九五八年打了敗仗,應糾正錯誤,又怕自己在政治上丟分,甚至失去領導地位。他最怕被人說成路線錯誤。因為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看,只要是路線錯誤,就得改組黨中央的領導機關。路線錯誤頭子是不可能改正錯誤的,只有下台。而下台的錯誤路線的頭子,都沒有好下場。如果真到了這種地步,他就可能要步陳獨秀、張國燾、王明、博古、李立三的後塵。而這些倒霉的人,是他經常用來教育部下的反面教員。他的支持者也極力維護毛澤東這個最敏感的部分,誰的發言略有涉及路線、政治等內容,必群起而攻,大加韃伐。

過去經濟工作由陳雲主管。一九五八年,毛澤東和譚震林、田家英一起談話,談到經濟形勢和有關問題時,毛澤東突然說起,還拍了桌子:「只有陳雲能管經濟,我就不能管?」一九五八年毛澤東走到前台直接管經濟,結果碰了大釘子,捅了大漏子。一九五九年他對吳冷西說:「搞經濟,我們這些人恐怕不行了。」還說;「去年是打了一次敗仗。」又說:「沉重的心情直到五月後才開始好轉」。(註一)此外,在一九五九年春夏,中共中央第一線工作的領導人發出的一些糾錯政策,毛澤東雖然沒有說什麼,但從心裏是不愉快的,認為是消極的。(註二)可見,在廬山會議之前,毛澤東的心情不只是沉重,應當還有酸楚、焦慮、不滿。處在極權頂點的毛澤東,有這種複雜的心態,對他的部下是非常危險的。一旦發作出來,就會傷人。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二-十三日,在頤年堂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檢討了一九五八年的錯誤。他說:「我第一次抓工業,像我一九二七年搞秋收起義時那樣,第一仗打了敗仗。不僅我碰了釘子,在座的也碰了釘子。」毛澤東還詳細地談到他在田裡躲了一夜,第二天還不敢到處走動,第三天才找到起義的隊伍。他說:「當時非常狼狽。因為從來沒有帶過隊伍打仗,沒有經驗。抓工業也沒有經驗,第一仗也是敗仗。」他還說:「人不要不如豬,撞了牆就要轉彎。」看來,毛澤東是認了錯,是準備「轉彎」的。但是,他對大躍進的錯誤認識是很膚淺的,沒有觸及到根本問題。他說:「去年(一九五八年)我們至少有三大錯誤:第一,計劃過大,指標過高,勉強去完成,必然破壞比例關係,經濟失調;第二,權力下放過多,結果各自為政,政策也亂了,錢也花多了;第三,公社化過快,沒有經過試驗,一下子推開,大刮共產風,幹部也不會當家。現在糧食供應緊張,主要是虛報產量,還有吃飯不要錢,敞開肚皮,吃多了。」(註三)

六月二十九日,毛澤東在武昌他乘坐的船上,召集了各協作區主任開了個小會,有柯慶施、李井泉、王任重、張德生、歐陽欽、林鐵等。他們準備一起從武昌動身,上廬山開會。(註四)在赴廬山的船上召開的會上,毛澤東提出了十九個問題請大家討論。這十九個問題除了國際問題是周恩來建議加上的以外,其它都出自毛澤東一人。這十九個問題是:一,讀書,高級幹部讀《政治經濟學》第三版下冊,縣級讀《好人好事》、《壞人壞事》、《中央政策和工作方法文件》;二,形勢;三,今年任務;四,明年的任務;五,四年的任務;六,宣傳問題;七,綜合平衡問題,工業和農業中都有;八,群眾路線問題,工業和農業中的;九,建立和加強工業企業管理制度和提高工業產品質量問題;十,體制問題,即下放了的人權、工權、財權、商權要收回,由中央、省兩級控制,反對無政府主義;十一,協作區關係問題;十二,公社食堂問題;十三,學會過日子問題,富日子當窮日子過;十四,三定政策,糧食定產、定購、定銷,三年不變;十五,農村初級市場的恢復問題;十六,使生產小隊成為半基本核算單位;十七,農村黨團基層組織的領導作用問題;十八,團結問題,中央至縣委;十九,國際問題。(註五)

在這十九個問題中,最為核心的是對形勢估計和對一九五八年的評價。對這個核心問題,毛澤東已經定了調子:「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

在當時那種制度下,毛澤東的意志是不能違背的。既然毛澤東給糾正一九五八年的錯誤定了調子,劃了範圍。誰不按這個調了說話,誰超越了他劃定的範圍,誰就可能遭到滅頂之災。

毛澤東不乏支持者,在毛澤東的周圍和封疆大吏中,有一批人是堅決維護「三面紅旗」的。上海的柯慶施,四川的李井泉,是毛澤東權力在地方的兩個支柱。他們兩人不僅是封疆大吏,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他們是地方官員中僅有的兩名政治局委員。在北京的高官中,林彪、康生,是堅決肯定「三面紅旗」、堅決支持毛澤東的。在南寧會議上因馬鞍形問題受到批評的周恩來,這次也是堅定地站在毛澤東一邊的。他不是不了解下面的真實情況,可能是出於維護團結,也可能是出於自保。其他大部分官員都是採取自保而隨風倒的態度。另外,軍隊的高級幹部由於來自不同的「山頭」,在過去的黨內鬥爭中又結下了舊怨,如果有新的政治鬥爭,也是報復舊怨的好機會。還有一些政治投機者、政治陰謀者,也總是依仗毛的權勢,在整人中求得晉陞的機會。

六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在周小舟的陪同下考察湖南時得出了「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的結論。還回到了闊別三十二年的家鄉。二十八日赴武漢,二十九日乘船到達廬山。登山後他賦詩一首:

登廬山一九五九年七月一日

一山飛峙大江邊,
躍上蔥蘢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熱風吹雨灑江天。
雲橫九派浮黃鶴,
浪下三吳起白煙。
陶令不知何處去,
桃花源里可耕田?

毛澤東的心境總是那樣豪邁、廣闊而俯視一切。他為什麼想起了陶淵明?是想到自己萬一政治鬥爭失敗,走退隱歸田之路,還是想把政治對手推向遠離權力中心的桃花源?

如果在民主政治制度下,毛澤東這次是很可能下台的。當時可以說是民怨沸騰。專制制度下的官員們通常是報喜不報憂的,但當時毛澤東卻收到了不少批評「三面紅旗」的材料,這些材料已收集起來作為廬山會議的參閱文件:一九五九年五月,江西省委黨校八十多名縣委一級幹部在「鳴放」中,把「三面紅旗」說得一無是處。廣州軍區四十二軍政治部報告反映,一些軍隊幹部的批評矛頭直指中央:「去年不僅是工作方法上有問題,而是帶有路線性質的錯誤,中央要負責任。」國務院秘書廳的幹部在學習中對人民公社、大辦鋼鐵等也提出了否定的看法。天津各區黨員「比較一致否定大躍進」,對大辦鋼鐵、人民公社提出了懷疑和指責。各民主黨派的一些負責人對「三面紅旗」的批評更為尖銳。這些是選送到會上的材料還是經過處理的,下面幹部反對「三面紅旗」的呼聲比這些材料要強烈得多。

就是在毛澤東周圍的人,相當多的人並不承認「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認為一九五八年的問題很嚴重。六月二十七日到七月一日,到廬山開會的中央領導人,從北京乘專車到武漢,然後乘船到九江。在這列專車上的高級幹部們自由交談,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中的問題是重要談話資料。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兼國務院副總理和國防部長彭德懷坐在一起。陸定一上山前曾奉周恩來之命調查過大鍊鋼鐵的問題。他看到了很多令人擔憂的問題,如弄虛作假的現象很普遍,「小土群」、「小洋群」的辦法煉鐵是極大的浪費,大批壯勞動力去煉鐵了,地里的莊稼沒有收,等等。他向彭德懷談了這些情況,彭德懷十分關心這些事。(註六)

按照原來的安排,會議開半個月,通過《廬山會議諸問題議定記錄》后,下山各司其職。當時參加會議的人都認為是反左的,二零零三年四月本書作者同當年參加廬山會議的李銳交談時說:「連柯慶施帶上山來的材料也是反左的,會議轉向以後他不得不再讓上海送反右的材料。」

毛澤東的思想深處是不是這麼想的?看來不是那麼簡單,毛澤東已經看到了自己所處的危機,有人對「三面紅旗」提出了質疑。七月十日下午,毛澤東召集會議,並作長篇講話。在這次講話中,他最關心的是對形勢的估計,這個問題的實質是對「三面紅旗」的看法。他警告說:「在這個問題上,認識不一致,黨內就不能團結,這是關係到全黨、全民的大問題。」(註七)看來,毛澤東是想糾正大躍進中的一些具體錯誤,但對「三面紅旗」的問題,不容許有批評意見。

頭幾天,會議的開法是「暢所欲言,各抒己見」,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人們稱為「神仙會」。與會者講了不少大躍進帶來的問題,批評的聲音較強。有些天真的人真想「暢所欲言」。毛澤東真願意讓大家「暢所欲言」嗎?真願意硬著頭皮聽批評嗎?不是。在七月二十三日的講話中就很明確表示反對批評的態度:

一個高級社(現在叫生產隊)一條錯誤,七十幾萬個生產隊,好幾十萬條錯誤,要登報,一年登到頭也登不完。這樣結果如何?國家必垮台。就是帝國主義不來,農民也要起來革命,把我們這些人統統打倒。辦一張專講壞話的報紙,不要說一年,一個星期也會滅亡的,大家無心工作了……假如辦十件事,九件是壞的,都登在報上,一定滅亡,應當滅亡。那我就走,到農村去,率領農民推翻政府。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我就另外組織解放軍。我看解放軍會跟我走的。(註八)

既然毛澤東從根本上反對批評一九五八年,為什麼還要開「神仙會」呢?那是引蛇出洞。引蛇出洞的辦法一九五六年用了一次,結果大獲全勝,把五六十萬說真話的知識分子打成了右派分子。在一九五九年三四月的上海會議上,毛澤東大講海瑞,提倡海瑞精神,還把《明史》「海瑞傳」送給彭德懷,讓彭向海瑞學習。就是在這次上海會議會上,毛澤東還談到彭德懷,他說:「我這個人是被許多人恨的,特別是彭德懷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跟彭德懷同志的政策是這樣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僅跟彭德懷一個人這樣,跟其它同志也是這樣,」(註九)這不僅僅是引蛇出洞,還暗藏殺機。在毛澤東心中,彭德懷是一個不聽話的人。黃克誠說:「早有一次,主席對彭開玩笑地說:「老總,咱們訂個協議,我死以後,你別造反行不行?」黃克誠說,可惜彭德懷並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說就說。(註十)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先引誘彭德懷「犯我」,然後再將「犯人」的重武器打向彭德懷。

在會議的最初幾天,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在發言中承認河南共產風、浮夸風很厲害,影響全國,特向各省道歉。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講了湖北的一些實際情況,心情顯得很沉重。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發言認為總的形勢不能太樂觀。有些人也對大躍進提出了種種批評。但在批評的同時,有些人維護大躍進,經常打斷批評者的發言。這使得一些想批評者感到有壓力,覺得不能暢所欲言。打斷髮言的人除了保衛自己工作成績的「諸候」以外,還有羅瑞卿大將、譚震林副總理等人。

在會議參閱文件中,有幾份否定「三面紅旗」的資料。如《李雲仲同志的意見書》,江西省委中級黨校的材料,廣州軍區四十二軍政治部的報告,各民主黨派的一些負責人對「三面紅旗」的批評等。毛澤東都不加表態地批給與會者參閱。(註十一)有些參加會議的人看到所發的這些文件,強化了「廬山會議要反左」的看法。其實,這些文件也是為了「引蛇出洞」。毛澤東在七月十日和十六日還兩次召見他的幾位「右派朋友」談話,他們是周小舟,周惠、李銳、田家英等,談話是輕鬆愉快的。講了很多「私房話」、「知心話」。書生李銳天真地感到:「山中半夏沐春風,隨意交談吐寸衷」,「登樓再度群言堂」,「都覺暢懷言已盡」。實際這兩次談話是火力偵察,看一看反對他的力量到底有多大,了解一下反對者的動靜。毛澤東多次說他有幾個右派朋友,其實,他的那些右派朋友都沒有好下場。毛澤東熟讀中國古籍,對君王之術爛熟於心。經過江西肅AB 團、延安整風、高饒事件、反右鬥爭等一系列實踐,毛澤東整反對派的技術已經得心應手,爐火純青。

說是半個月的會,已經開到超過了半個月,也沒有散會的意思。除了毛澤東以外,誰也不知道會如何繼續開下去。會議進程和內容全在毛澤東一人心中。毛澤東也不事先透露他的意圖,都是臨時發表講話,引導會議走向。而他的講話事先沒跟任何人商量,也不向人事先透露,都是突然襲擊。這就是中國當時政治制度的特點。

註解:

[註一]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第三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十二-十三頁。

[註二] 這個意思從他的愛將李井泉嘴裏說了出來。參見本書第二零一頁《井泉同志召集涪陵、內江、瀘州、溫江、綿陽、南充地委書記座談會紀要》,一九六零年二月十四日晚。

[註三] 吳冷西:《憶毛澤東》,北京,新華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一三四-一三六頁。

[註四]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二零零三年十二月,第九五二-九五三頁。

[註五]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三三一-三三二頁。

[註六] 陳清泉、宋廣渭:《陸定一傳》,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四五一-四五二頁。

[註七]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二零零三年十二月,第九七零頁。

[註八]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澤東思想萬歲》(一九五八-一九六零),文革中編,編者不詳,第二三九頁。

[註九]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海口,南方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四六七-四六八頁。

[註十] 《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二六二頁。

[註十一]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三四二-三四三、三六六頁。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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