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11日訊】 在《遭遇警察》這本書裡，記載了我第一次被政治警察抄家的情況，那是發生在 2010年。我這裡主要講的是我在「茉莉花革命」期間所遭受到的酷刑。
2011年 2月19日，是一個讓我永世難忘的日子。這一天下午四點左右，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區分局20多名國保警察闖入我家中，強行將我綁架抬走。這一切都是因為在2 月17日下午，我在推特（TWITTER）上轉發了有關「中國茉莉花革命」的信息。
也許大家都知道，在2月19日這一天，在北京還有滕彪、江天勇、唐吉田三位律師也同時被綁架。但需要提及的是，他們是因為開會討論幫助陳光誠而被綁架，只有我才真正是因為「茉莉花革命」而被綁架。
在我被綁架之前的當天上午，政治警察曾找我談話，讓我刪除轉發的信息，我拒絕。政治警察威脅說，你這樣做知不知道後果？我說有什麼後果，把我抓起來？我妻子李昕艾在旁邊補充說，你們不是有「黑頭套」嗎？他們走了之後，我們不理會他們的威脅，繼續在推特上轉發有關「中國茉莉花革命」的信息。
由於我的反抗，四個政治警察只能分別抓住我的手和腳，將我抬走。當我被抬出門之時，21個月大的大兒子洛洛因為看到我被人圍住並抬出了門，哭著喊：「爸爸！爸爸！……」；而躺在床上才3個多月大的小兒子恩恩也因為受到驚嚇而大聲地哭了起來。在後來「被失蹤」的63天裡，大兒子洛洛的喊聲與小兒子恩恩的哭聲，時時在敲打著我的心。
他們把我抬進車之後，為了不讓我知道他們「黑監獄」的具體地點，就給我戴上了「黑頭套」。一段時間之後，由於 「黑頭套」上的汗臭味，加上空氣極為不流通，我突然嘔吐了，一會兒後又嘔吐了一次。我要求他們給我解開「黑頭套」，並給我擦擦穢物，他們不理，就這樣讓我聞著「黑頭套」裡的穢物味和汗臭味。
到達「黑監獄」之後，我依然戴著「黑頭套」，他們簡單給我擦了擦，直到當晚大約十一時，才將我的「黑頭套」取下。在後來轉移到第二個、第三個「黑監獄」的過程中，我又被帶著「黑頭套」。總體而言，在我被失蹤期間，總共大約被戴了十五個小時的「黑頭套」。
取下「黑頭套」之後，三名政治警察進來，他們說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他們先要求我跪下，我不跪，一個警察就在身後踢我跪下。然後他們又要我脫去所有衣服跪著，一個警察說如果明天真發生「茉莉花」革命，今天就將我殺了。還說這荒郊野嶺的，有的是地方，可以將我挖個坑埋了。在他說話時，兩外兩個警察在身後走動著，不時用腳踩我的腳與腳趾，還對我進行「性騷擾」，用腳碰我的生殖器。
關押在第一個「黑監獄」的14天裡，只有一天晚上讓我躺在床墊上睡覺，其他時間都讓我坐在椅子上，有幾個晚上我只能坐在椅子上打瞌睡。而起初幾個晚上，他們甚至也不讓打瞌睡，當我一低下頭，他們就立刻吼起來問：「幹什麼呢？總之在63天中，前後有15天不讓睡覺。
在第一個「黑監獄」的14天裡，政治警察不同意我洗澡，直到3月6日晚上才同意我洗澡。也就是說，我有16天沒有洗澡。
在第三個「黑監獄」的時候，也就是4月14日晚上，一個政治警察審問關於我在民主中國用其他筆名發文章的事情，我不承認，他就打了我好幾個耳光，並且打疼了我的眼睛，事後他給我買來了眼藥水。他還揪著我的頭髮到電腦前看，後來又兩次用腳將我踢坐在地上。
非常荒唐的是，對於這些毆打、下跪、性騷擾、不讓吃飯、不給水喝、不讓睡覺等等行徑，在最後同意釋放我之前，政治警察還拿著攝像機逼我撒謊說，我在那裡很好，沒有遭受任何酷刑。
後來，我發表了一篇長達17000字，名為《古川：「茉莉花」飛來「黑頭套」——被綁架失蹤63天的日子裡》的文章來記錄我失蹤期間的經歷。在我們2012年7月6日出國之前，政治警察又找我談話，讓我寫反思文章，讓我撒謊承認我文中提到的酷刑、性騷擾是編造的。此外，他們還威脅我說，你和妻子都構成了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不聽話就把你們全抓走一人關一單間，兩個孩子送兒童村。
實際上，我們原計劃在2012年4月4日來哥倫比亞大學，但政治警察卻阻止我們。4月4日凌晨兩點，我們趁在樓下看守我們的警察打瞌睡時，丟下行李，只背著電腦包，抱著孩子，悄悄地溜出住地，然後坐出租車去了機場。然而，在當天中午11點，我們卻被機場警察攔截，說我們出國會危害國家安全。隨後，政治警察將我們綁架回去。我和我妻子分別被兩個警察架走，他們甚至用衣服摀住我妻子李昕艾的口鼻，致使她遭遇謀殺，差點窒息。當時左側的警察對右側的說：「別捂死了。」右側的警察才稍稍鬆開點，才讓我妻子緩過點氣來。
從 2005年以來，我多次被政治警察威脅，三次被沒收護照，兩次失去工作，兩次被阻止出境，兩次被抄家，一次被綁架失蹤。這就是我的經歷。
文章來源：《縱覽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