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密檔案】一位不應被遺忘的科學家-蕭光琰(下)

【新唐人2012年6月24日訊】【導讀】我走過了八十多個春夏秋冬,好多事情漸漸淡忘。對有些人與事的記憶,卻是越久遠越清晰。我想告訴人們,告訴下一代,中國一段不應該被忘記的歷史,中國科學界一個不應被遺忘的科學家——蕭光琰

(接上期)
他有一個幸福的家

雖然各種運動不停,我和蕭光琰仍然一起打球,兩家仍然經常來往。各種批判和人身侮辱使他越來越無所適從,剛回國時的熱情和自信漸漸消退。他和我講他的委屈,有時甚至流下眼淚。可貴的是他仍然念念不忘他的催化劑,不厭其煩地給我講他在科研上的思路,想讓我共享他對催化劑開發和應用的設想。我從心裏理解和同情他,可我只能謹慎地用我自己的方式尊重和保護他。

真正給蕭光琰生活的力量和勇氣的是他的家。他有一個和睦家庭。他自己愛好廣泛,對夫人非常體貼。夫人甄素輝不僅長得漂亮,而且氣質高雅,文靜寬厚。他們的女兒小洛洛胖乎乎的,一頭捲髮,聰明天真,又極有教養。那時候蕭光琰到我家,每次來都帶著他的夫人和寶貝女兒洛洛。我的孩子比洛洛大幾歲,他們在一起總是玩兒得很高興。

他的夫人當時天天擠公共汽車到大連海運學院去教英文,可是她從不抱怨,完全是一副隨遇而安的態度。在我家裡,我和蕭光琰談話時,他夫人從來不插嘴,如果我有事情問甄素輝,她總是就事論事地回答(不太流利的中文),從不多說。她非常愛丈夫,坦然地接受著現實。回國十年了,蕭光琰知道妻子承受委屈的能力遠遠超過自己,每次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夫人都靜靜地讓他傾吐,然後用女人的柔順和堅韌來安慰解脫。

她對蕭光琰照顧得無微不至。當天氣驟然變冷時,她會變出一件毛衣,而蕭光琰就像聽話的孩子,把毛衣穿上。你覺得他們之間非常和諧溫馨。蕭光琰對夫人的關愛無處不在。他會先走一步去給夫人開門,進了門如果夫人要脫外衣,他馬上從後面把衣服拿好,出門前他會先一步把夫人的外衣撐開,幫夫人穿上。有西方「婦女先行」的君子風度。他和夫人說話也非常客氣,從來沒有中國男人對待「屋裡的」那種命令式。我看到這些,覺得很新鮮,也很欣賞。

蕭光琰和洛洛討論功課,做遊戲。洛洛很爭氣,從上學就是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那時候我家裡養了一盆君子蘭,正值盛開之際,洛洛的可愛激起了我的藝術靈感。我叫她坐在君子蘭前面,要給她照相。蕭光琰竟然認真地問六七歲的女兒,你說坐在花的旁邊好還是坐在花的後面好?洛洛有自己的主意,坐在花的旁邊,眼睛看著花,我給她照了一張我自己很滿意的藝術照,可惜在動亂中丟失了。前幾天,女兒打電話高興地說,無意中,她發現了一張一寸的小照片,是我家三個小孩與洛洛的合影。洛洛舉著小手,樂呵呵地招呼人。

有了這個給蕭光琰安慰和幸福的家,不管外界的形勢如何,他都努力保持積極的生活態度。不僅永遠注重自己的儀錶,家裡也布置得極具藝術感。當外界的壓力越來越大時,蕭光琰所有的歡樂越來越寄托在自己溫暖的小家裡,寄托在孩子身上。接觸過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好丈夫,是一個好父親。他說有這麼可愛的女兒,有這麼漂亮溫順的妻子,還圖什麼呢?

兩極對話

我和蕭光琰的經歷、背景完全不同,很多觀點也不同,進行的常常是兩極對話。其實這些不同,開闊了我的眼界,向他學了很多東西。

他常說:工作和娛樂之間要有個平衡,只會工作,不講究一點娛樂和享受,也是人生的遺憾。人追求的不是工作的完美,而是人生的完美。他對別人批判他愛打球、愛跳舞大惑不解,他問我人如果不會休息和娛樂,工作有什麼意義呢?工作不就是為了人們更好的休息和娛樂嗎?

那個年代,很多科技人員都想入團、入黨,一些研究人員非常注意搞好群眾關係,爭著做收拾衛生、打熱水之類的事,群眾的反映不錯。可蕭光琰不僅從來不做掃地清潔這些事,還說這應該是清潔工的事。

我對他說:為了給自己創造一個好的工作環境,你得入鄉隨俗,隨大流,不能輕易得罪周圍的人,對下屬的科技人員的要求不能太高,更不能為了工作上的事發脾氣。脾氣倔強的人常常質地脆弱,願望達不到還毀了自己。要有點兒遇水則柔,遇鐵則鋼的韌性。有人覺得你有博士架子,那你以後做事就注意點群眾影響,比如多和工人打招呼,幫助清理衛生,和工人打成一片。他會很奇怪地問:為什麼?

蕭光琰的動手能力很強,為了試驗,他能自己吹出各種試驗用的精密玻璃儀器,還經常教工人一些吹玻璃的特殊技巧,老玻璃工都很佩服他。他說那是工作需要,我可以做。可我的工資比一般工人高很多,讓我總和工人打成一片,去干工人的活,那不是浪費嗎?人是有分工的。

雖然他知道自己得到了不少物質上的照顧,可這些並不能改變一個有責任心的優秀知識分子心靈中的某些遺憾,他一直認為中國人的思想方法應該改變,最近看到有文章提到他曾寫信給妹妹說:「我曾經為黨對領導科學缺乏經驗而造成的一些缺點和損失而痛惜過,但是,我相信黨的領導會從經驗中逐漸懂得領導科學工作的規律。缺點是暫時的。一個科學工作者的責任,就是儘力幫助黨了解科學工作的特點和規律。」從這些話里可以看到他的一片真誠。我想他當時與我的很多談話,是希望我這個難得的知己能衝破思想束縛,更好地理解科研工作規律。

中國文化叫人隱諱的保護自己,「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冤家宜解不易結」,「好漢不吃眼前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些道理卻很難讓從小生長在美國的蕭光琰明白或接受。而他的很多觀念,對我來講也很生疏,很難解,有些我也是經過很長時間才理解。

成年累月,在強烈的政治氛圍中,蕭光琰已經逐漸失去了自我,他也認為自己應該接受改造了。那麼多人都說黨是對的,在這巨大的多數面前,他感到必須懷疑自己,否定自己,可他又覺得,怎麼可能所有的人都一樣,讓一個人完全變成另一個人?如果沒有能獨立思考的個人,社會能發展嗎?科學家即使已經盡量感受和運用自由的力量,思維也還是在種種習慣的束縛中,如果每天接受各種框框,必須往東想或往西想,能有突破嗎?

「拔白旗」運動更拉開了他和周圍人的距離。他不再輕易發表不同意見,改變了剛回國時,一有想不通的問題,就要打報告,要說清楚的態度。

現在想來,他經常對我訴說他對現實的不解和無奈,有些是很有道理的,他也希望從我這裏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作為一個基層領導,我已經習慣了和黨步調一致,對他的想法,不敢做深入思考,只是想讓環境盡量減少對他的傷害,讓他學會保護自己。可我們的私人友情無法改變大環境。我在承擔一個基層領導的責任,要對自己的行為後果負責,從不敢和他說得太深。這種有所保留的交往雖然溫熱過他因不斷的運動而灰冷的心,但卻無法解除他的痛苦和迷茫,無法改變他的命運。有些時候,理解一個人就是創造一個人,可惜在那個時代自己也怕犯政治錯誤,有些事情即使知道他說得對,也不敢給予大胆支持,潛意識當中,也在適應環境保護自己。所以直到現在,作為一個被蕭光琰真誠信任的朋友,我一直覺得很對不起他。

我被停職反省

即使我很謹慎,也沒保住自己,更沒保護好很多需要保護的知識分子。不久我自己也成了在黨內被批判的對象。因為我的很多想法與那個時代不一致,同時也有很多非常個人化的因素。

「大躍進」運動之後,從輕工業部調來了大連市委新書記。他的夫人原來是國家石油局的副局長,調到石油研究所任黨委副書記。我那時老是覺得自己水平不夠,心想從石油局來的人,水平一定比我高,正好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來石油所,我就主動提出讓她擔任黨委書記,我擔任黨委副書記。科學院黨委經過研究,同意了我的要求。

新書記工作努力,但正襟危坐,常用獨得天下真理的樣子去教訓別人。知識分子不太吃這一套,所里的很多人有事不去找她彙報,而老是來找我談。群眾對她的不滿,在她那裡就轉化成對我的不滿。她給我的工作設置障礙,甚至不讓我到北京去參加我應該出席的科學院的會議。

開始我還是很想遷就她,但是有太多的觀點不一致,我對知識分子的愛護被認為立場站在「沒有改造好的知識分子」一邊。她是一個堅定的左派。

我們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大,市委只好派統戰部的人來調查。統戰部的人在石油所召集了會議,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奇怪的是竟然所有的人異口同聲,認為責任在她,不在我,所有的人都為我說話。她繼續呆在石油所已經毫無意義,只好把她調走。我又恢復了正書記的職務。後來她連續換了幾次工作,都搞不好關係。我那時還不知道,她的走,其實已經為我自己種下了未來挨整的種子。

1959年廬山會議,彭德懷被批判以後,黨內開始了「反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我成了在劫難逃的被批判對象。大躍進之後,市場物品緊缺,貨架上往往是空的。我家阿姨到市場買不到菜,回家說:外面到處是標語,搞除四害,搞六無六凈(已經不記得其定義),搞什麼六無六凈,大連市場的貨架子上才是六無六凈,什麼都沒有。我覺得阿姨形容得很形象,就在黨內的會上說了。

綜觀我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鬥爭不力,妥協退讓,加上「六無六凈」的「右傾言論」,市委領導就把我定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大連市委讓我停職反省,每天在家寫檢查。當時整我的勢頭很大,我心裏清楚這裏的內在起因:得罪了市委書記夫人。雖然心中無愧,失去工作,停職在家寫檢查,也還是有很大精神壓力。

在自己對黨的事業充滿熱情的不惑之年,無端挨整,使我對於「右派」、「白旗」被整的心態滋味,對蕭光琰和其他在運動中挨整的人有了更多的理解。更加了解了在由上而下的政治漩渦里,人們對自己的命運是何等地無能為力!表面上每個人的批判都是從革命事業,黨的利益出發,其實政治清算背後,摻雜了數不清的個人恩怨,好多人是利用把自己裝扮得大公無私來悄悄地獲得私利。

我被停職這段時間里,沒再去打網球,和蕭光琰在一段時間里就沒有了多少聯繫。

又見光明

當我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報到省委以後,省里派人下來調查,發現實在是沒有什麼事實,下面的人都替我說話,所以就決定不給我戴帽子,只算是有「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大約在家裡呆了半年以後,恢復了我的職務。這次停職反省,使本來個性不強的我變得更加謹慎。

我恢復工作以後,很珍惜工作機會,和張大煜所長的配合也愈加默契,一心想把研究所搞好。

張大煜長在中國,到德國留學四年,基本上接受的是中國文化。他工資很高,可十分節約。工作中他個性隨和,能變通順應,迂迴解決問題,逆境也在他身上留下印記,卻不會留下難以彌合的創傷。張大煜勤奮刻苦,對化學領域里的科學前沿非常熟悉,在研究方向和選題上很有前瞻性,廣招人才,尊重人才,知人善任。除了研究學問以外,他沒有很多其它的個人愛好,全部身心都投入到科研工作中。是個典型的中國式的優秀知識分子。大化所至今能在很多領域里保持領先的學術地位,張大煜功不可沒,是一個經得起時代考驗的科學奠基人。

當時張大煜有很多想法,他曾提出把「大連石油研究所」的名字改成「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從名字上就不再是完全搞實用科學,科學家們可以更放心大胆地選擇自己感興趣的題目,我給與全力支持。這在當時對科學家是一個很大的鼓舞。

那時我受科學家們的熏陶,產生了一個基本思想,就是科研工作一方面要有明確的學科方向,這樣在基礎理論上才能有突破,真正推動科學事業;另一方面,必須有結合實際的題目和項目,這樣科技人員才會更直接地看到自己社會價值,產生更大的科研熱情。

我和張大煜交流了這些想法,決定和一些技術骨幹進行更深入的討論。於是1962年大連化物所在青島開了一次會議,解決大化所科學研究的大方向問題。這就是對大化所的未來有重大影響的「青島會議」。這次會上,我們還明確提出要培養年輕人。在科學領域里,很多重大發現都出自年輕人。當時選了10個年輕科學家作為技術骨幹和重點培養對象(他們中有六個後來當了科學院院士),提供了必要的人員和設備,讓青年科學家放手干。同時確定了黨政工作人員要為科研人員服務的指導思想。

那時從上到下還是提倡自我批評。所里進行了「解疙瘩」等撥亂反正的活動,對反右派,拔白旗,反右傾中的一些過火做法進行糾偏,運動中有些有過激言行的人還誠心誠意地向蕭光琰賠禮道歉。我也很真誠地向在過去的運動中挨整的人道歉,當然包括蕭光琰,希望他們不計較運動中的過火行動。蕭光琰很興奮。

蕭光琰是個不掩飾自己情緒的人。當他感到作為一個人受到應有的尊重后,心情十分愉快。他又開始常常邀請一些年輕人到他的家裡,用水果、點心和糖款待他們,和他們談工作,談學習。

他請年輕人教他夫人學中文,讓他夫人教年輕人學英文。看到有的年輕人的英文不好,買來英文小字典送給他們,讓他們多背多記一些單詞。他認為做科研前提是掌握信息,要掌握信息必須學好英文。他努力用實際行動改變和周圍的關係,有時是有意識的,有時則是無意識的。人總是會被潮流裹挾的,蕭光琰在慢慢地改變自己,試著融入這個社會。

在這段時間里沒有什麼運動,蕭光琰的失眠也奇迹般地好了。心情的舒暢使他恢復了科研熱情,產生了很多創造性的思維,又開始專註地搞他的催化劑。當他讀到很多生物酶的催化作用時,立即聯想到化學催化劑,想到是否可以把一些生物酶用於體外的生物或化學反應。這個想法,使他很激動。當時在大化所沒有搞生物催化劑的條件,當他知道青島海洋生物研究所有可能進行這方面的工作時,就要求兼任那裡的研究員,以滿足他對催化劑事業的追求。

最近幾十年,新的生物催化劑--各種酶--不斷被發現,成為現代生物化學的重要領域。在日常生活中,酶也有了愈來愈廣泛的應用,例如用蛋白酶或脂肪酶清理下水管道,大量的工業污水處理,等等。這證明蕭光琰在六十年代初對未來的學科方向看得非常准,相當有預見性。

在這種寬鬆的環境中,蕭光琰煥發出極大的科研熱情和聰明才智,他努力工作,這期間完成了很多論文。1964年大化所承擔國家急需的「大慶中油加氫裂化制取航空煤油和低凝柴油」的課題攻關任務,蕭光琰為催化劑最後研製成功作出了重要貢獻。他的工作成績很快得到了肯定。不久他當了僑聯的副主席。1964年大化所成立了三室,他當了室主任。

那時他曾經找到我,說他想見一見已經十年沒見面的哥哥,如果他哥哥不能來中國見面,是否可以到香港見面?他希望他的哥哥也能來中國工作(他哥哥當時在美國的保密單位任職)。我當時聽了,很感動。在歷盡人世滄桑的今天,我覺得他在多次挨整之後,還想讓他的哥哥也來中國工作,太天真了。

1964年末,我離開大化所到北京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工作。那時候的通訊條件和現在沒法比,此後,和蕭光琰的直接來往就很少了,只是從到北京開會、辦事的人那裡聽到些零星的情況。

文化大革命開始

1966年,「文化大革命」時中國人和人之間的相互傷害,走向極點。我很快就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每天挨斗。

我經常被拉出去遊街。一次造反派把我拉到街上時,給我掛個大牌子,我們手裡還拿著盆,拿著棍,一邊敲一邊跟著喊打倒自己。人群中的女兒看到了我,我心中嘀咕著回家怎麼向他們解釋。回家後夫人、孩子像迎接「英雄凱旋」一樣,準備了好飯好菜,想用這種辦法安慰我,我知道瞞也瞞不住乾脆直話直說,「今天我被遊街了,給我掛個大牌子,寫著「打倒鐵杆保皇派白介夫」,不過我一看,旁邊那人掛的牌子上寫的是「打倒鋼桿保皇派×××」,心裏想,還有比我硬的呢!」全家大笑起來。

另一次鬥爭會上,造反派給我帶了頂常見的很高很尖的紙帽子。不知誰想出來新花樣,給我旁邊那個挨斗的人戴了頂老戲里縣官戴的帽子。兩邊有兩個大耳朵,斗他時一按他的頭,兩個大耳朵就跟著一煽一煽的,我看著覺得很可笑,雖然在挨斗,心情並不壞。這時候,突然有個造反派黨委副書記,年紀比我還大,上台狠狠煽了我兩巴掌,以表現他的革命精神。那時有很多這樣的人。

人有群膽沒有孤膽。那時候被打倒的人很多,心裏不太緊張。在挨斗時,周圍很多人,特別是所里的工人對我仍然特別好。一次鬥爭會上,造反派把我按到地上跪下。這時一個外號叫唐二愣的工人,對著造反派大叫了一聲:「別讓他跪著,他跪著也比你們站著高。」我當時心裏真是感動。唐二愣馬上也進了專政隊,他出身好,什麼也不怕,造反派拿他一點辦法也沒有。

不久,造反派讓我收拾東西,我知道以後就不許我回家了。那時候周圍已經有不少人自殺,包括我的好朋友王志華(科學院的副秘書長)。我曾參加抗日,有跟著共產黨打天下的歷史背景,記得當群眾敲鑼打鼓開除我黨籍的時候,我很自信地對家人說,如果我被開除,那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得被開除。我長期做人的工作,知道怎樣在盡量不傷害別人的情況下保護自己,本身性格也比較平和,不很激烈,總是相信這種情況會改變。這些因素都使我對「文化大革命」的猛烈衝擊有較強的耐受力,即使這樣,有時候我也覺得很難熬,很理解人為什麼會想到自殺。

我被關在專政隊時,常常會想到過去在一起的同事都怎麼樣了?我常常想到蕭光琰,很為他擔心。蕭光琰的歷史背景不能給他任何保護,他的思想行為和當時的社會有如此之多的格格不入,他性情急躁,有人說他像個玻璃製品,透明,堅硬,很容易破碎。他夫人中國話都講不流利,他們一家怎麼度過這場災難?他們挺得住嗎?

我被放出來不久,就聽說了蕭光琰的遭遇。我這麼不愛激動的人,卻久久地,久久地不能平靜下來。

走向深淵

根據我對蕭光琰的了解,和他周圍人陸陸續續的述說,他生活的最後片斷,在我面前一幕一幕地閃現。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蕭光琰像當時中國無數的「臭老九」一樣,成了被打倒的對象。他家也像我家一樣,擠進其他幾家人。住進來的人要共用廚房、廁所。這對很習慣保護隱私的蕭光琰來講,是太不習慣了,突然,你的一舉一動都在別人的監視之下。

他和他夫人本來就不太會做飯,這時候幾家人擠在一個廚房,常常沒有空間輪上他們做飯。在外面挨了批鬥回家,只能喝口水,吃幾塊餅乾。周圍的人都有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和自我保護意識,對他們一家人都唯恐避之不及,誰也不敢理他們,冷眼和歧視包圍著他們。

「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以及過去那些對他生活作風、工作作風的批判已經太不夠分量了。「文化大革命」形成了一個最專制同時也是最自由的空間,只要你出身好,或暫時屬於「革命群眾」,那你就可以發揮自己最豐富的想像力去臆測別人的心理,去給別人扣帽子。所里的大字報又再次推斷蕭光琰回中國是想當特務。

儘管蕭光琰想努力適應中國的環境,到頭來還只能當個反面教員。他回中國以後除了給哥哥寫寫信,從沒和其他在國外的人來往過,他心裏清楚自己不是特務。至於其它問題,其實大多是學術問題,因為接受了一套美國實驗室和公司的管理方法,在中國不適用,因此得罪了一些人。自己原本不參与政治,與人無爭,與世無爭,哪裡有能力去反黨。

文革開始時,蕭光琰還能承受。起碼他每天還能回家。洛洛生在中國,文革開始時她只有十四歲,當時學校里開始把同學分成「黑五類,紅五類」,她當然屬於「黑五類」,壓力很大。因此也清楚地感到爸爸的心理壓力。

蕭光琰一家一直在互相安慰,互相支持,盼望情況起變化。一年過去了,兩年過去了,他們全家都挺住了。可形勢愈加惡化。工宣隊又進駐了大化所。蕭光琰意識到,自己遇到比以往更大的危機。

工宣隊有個人老是戴著八角帽,大家都叫他「八角帽」,是大連電磁場的工人。態度很兇狠,動輒就動手打人。1968年10月5日,工宣隊派人把蕭光琰抓進「牛棚」,與其他牛鬼蛇神集中在一起。同時,抄了蕭光琰的家。抄走了他家一切值錢的財物,其中包括甄素輝父親給她留下的家傳的戒指(有人說是孫中山送給她家的)。

在中國這個環境中,蕭光琰特殊的經歷,使他比一般人更依賴他的家,突然進了專政隊,離開了夫人,離開了女兒,他感到失去了一切。前面一片黑暗。

人們在努力證明他是特務,不管有沒有根據。工宣隊希望工作有成績,能抓出美國特務,在當時多榮耀啊。於是蕭光琰被搞成有背景、有組織的特務機構的成員。人們不去追究這特務是真是假。當時所謂「打擊一小撮,保護一大片。」其實是「打擊一小撮,嚇倒一大片。」大多數群眾是順應潮流的,也形成一種可怕的力量。

「八角帽」的功勞越來越大。在他眼裡,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怎麼「教育」都不過分,他們沒有什麼功勞,卻過著比工人好得多的生活。他們用當地人發「博士」的諧音給蕭光琰起了個外號叫「白屎」。從蕭光琰的交代里得不到更多的特務活動信息,為了擴大戰果,有人開始動武,特別是「八角帽」,認為這樣才可能讓他徹底交待問題。每天拳打腳踢,甚至用「三角帶」這種特製的刑具來鞭打。嚴厲的、無休止的「審訊」周而復始:你在美國掙那麼多錢,生活那麼好,為什麼回到中國?你能把美國的資料弄到中國來,一定也能把中國的資料弄到美國去,你為「美帝國主義」搞了多少情報?

蕭光琰不斷地寫檢查,寫揭發材料,回答他永遠找不到答案的問題。他寫出來的東西不能讓工宣隊滿意,他們需要的是有轟動效果的揭發材料。他們逼他一遍遍地寫。

四顧無援,遍體鱗傷的他,在經歷了世道人心,生死榮辱之後,心如死灰。剛歸國的時候受到懷疑,五年,十年還在懷疑,回國服務快二十年了,還在懷疑。他面對著一個他無法理解、也無法理解他的世界。

1968年12月6日,工宣隊的「八角帽」又對蕭光琰進行體罰。他精神特別壞,喃喃自語:「共產黨的政策是給出路的……」在這段時間里,他一定反覆想過自己的出路,尋找過生存下去的理由。可是,他看不到出路。他不想連累家人,不想辜負甄素輝的感情,更不想對不起孩子。最好的辦法就是什麼也不留下,讓他們更容易劃清界限。這幾乎是文革中自殺的人的共同特點,要麼不留遺囑,要麼留遺囑把自己大罵一頓,為的是不牽連家人。

12月11日晨,當專政隊員喝令「牛鬼蛇神」起床時,蕭光琰終於不必再爬起來,面對這個醜惡的世界了。驗屍結果:服過量安眠藥——巴比妥自殺。他走了,帶著滿身的傷痕。他剛剛四十八歲。

這是「八角帽」沒有想到的,也是工宣隊的頭頭沒有想到的。他們不知道靈魂高貴的人往往脆弱。據說工宣隊也感到緊張,他們加緊搜查了每個被專政的人,防止再有「畏罪自殺」的。可見他們知道把人逼上絕路是錯誤的。但工宣隊同時宣布這是階級敵人走投無路時的選擇,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勝利」。工宣隊的人貼出了「特大喜訊」曉喻全科學院,決定「乘勝前進,深挖一切階級敵人」。

他們確實取得了偉大成果。由大連化學物理所、大連海運學院、大連運輸公司、大連婦產醫院組成了聯合專案組,並命名編號,把以蕭光琰為中心的(三○一)特務集團案列為重點大案,進行緊張的內查外調,株連所及達十一個單位二十六人,其中包括和蕭光琰交換過熱帶魚的老理髮員,以至給蕭博士打過針的護士。當然,他們說這是「清隊的重大收穫」,「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但可惜的是,任你怎樣政策攻心,棍棒啟口,硬是搞不到一點像樣的證據。所以,「三○一」一案實質上毫無結果,以至不了了之。可惡的是,「專政隊」的暴徒及其幕後指使人的功勞卻不減。大連化學物理所已經得到上級的重視,不久,他們就成為毛遠新親自抓的典型,作為「工人階級佔領科研部門」的活樣板,把他們的『經驗』赫然發表在《人民日報》上。

九泉相會

在蕭光琰已經長眠不醒時,甄素輝正在營城子農場勞動改造。當天下午大化所工宣隊的人把她叫到大化所。嚴肅地宣布:「反革命特務分子蕭光琰畏罪自殺,他的問題是敵我性質的。你要繼續交待。」

甄素輝異常安靜。她甚至失去了女人痛哭的本能。她看著丈夫的遺體,提出了任何人都沒法拒絕的要求:准許她請兩天假,回家照料多日不見的孩子,她的請求被批准。她當天就回家了。自從他們夫婦倆被關起來,十四歲的洛洛就開始孤身一人,無人照料。

甄素輝天性柔弱,卻善解人意,在蕭光琰心情惡劣時,她總是輕聲細語地給他安慰。她外圓內方,有自己生活的原則,做人的原則。蕭光琰多次挨批判,甄素輝永遠站在他身邊。可是蕭光琰悄悄地走了,沒留下一句話。出於母親的本能,甄素輝不能不想,如果她隨蕭光琰走,洛洛怎麼辦?洛洛沒有成熟到能像成人一樣為自己負責,又不是幼稚的不懂事的小孩子,我想甄素輝一定和女兒進行過一場世界上最艱難的談話,進行了外人無法判斷的生死抉擇。洛洛曾把自己的一張照片留給了同學,小小的孩子在照片背面工工整整地寫著:永久的紀念。看來她對一切是有準備的。

甄素輝和洛洛一起包了餃子,一起吃了餃子。幾天後,當人們發現她們的屍體時,母女倆緊緊地相擁,凄然地告別了這個世界。

多少年來洛洛可愛的樣子一直在我面前晃動,無法忘卻的可愛、弱小與無辜!剛剛十六歲,正值對未來充滿美好幻想的花樣年華。我也一直想為什麼甄素輝能作出這樣的選擇?唯一的解釋是她心中充滿太深切的愛與太徹底的絕望!

據說周恩來知道了這件事,而且親自過問,追究責任。當年毒打蕭光琰的「八角帽」和工宣隊的頭頭都受到了處罰。

我不能說蕭光琰是一個沒有弱點的人,但我可以說,我自己,我周圍的很多人,愧對蕭光琰的赤子之心,愧對蕭光琰對我們黨、我們國家、和對我們的信任。他曾懷著怎樣的熱情踏上這片土地,又懷著怎樣的絕望無聲離去?歷盡凄風苦雨之後,他的一家竟選擇了這樣的方法駛進人生避風的港灣,這成為我心中永遠的痛。

愧對蕭光琰的親人

「文化大革命」結束不久,蕭光琰的哥哥蕭光灝從美國回到中國,他要求和我見面。我當時很奇怪,他為什麼要見我呢?蕭光琰去世時,我離開大化所已經三年多了。我的印象中,他的哥哥應該比我大幾歲,但看上去挺年輕。他一下失去幾個親人,卻仍不失其溫和善良。見到他,我除了寒暄,竟一句話也講不出來,心中湧起的全部是難過和慚愧。

蕭光灝話還沒開始,已是老淚縱橫。

他說他很後悔,那時候蕭光琰多次寫信想見見他,來中國也可以,到香港見面也可以,他對中國的一些情況也有所聞,但自己的工作放不下,一直沒回來。總以為都還年輕,將來見面的機會很多。實在沒想到此生不能再見。每當想到這裏,他就覺得沒有盡到當哥哥的責任,蕭光琰一定是有難處才多次寫信想見他。可蕭光琰在信里從沒講過他的真實處境。他怪罪自己為什麼就沒早一點兒想到呢。「文化大革命」一開始,美國也有報道,那時能設想蕭光琰的處境,可已經無法聯繫,現在來了,可是太晚了!什麼也不能為他做了。

蕭光灝說他很早以前就從光琰的信中知道,我和蕭光琰關係很好,給了他很多關照和幫助,他這次來一個是想看看弟弟、妹妹生活過的環境,看看他們走過的街道,他們工作過的地方,做點生者還能為他們做的事;另外就是想來看看蕭光琰的朋友,也表示一點謝意。他說蕭光琰在回中國這段時間里,除了家庭之外,總還嘗到了一些人間溫暖。

不是指責,不是聲討和憤怒,而是感謝,這是我萬萬沒想到的。作為一個基層領導,其實很多批判打擊蕭光琰的運動都是我領導的。雖然有很多都是不得已而為之,但這畢竟有一份我的責任。聽到這裏我實在有些聽不下去了。我很想說「對不起」。

我不記得當時我都對他說了些什麼,可我記得自己歷經劫難,剛剛在走上坡路,還心有餘悸。當時「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心中有再多的不滿也不敢否定「文化大革命」,不敢否定任何一次政治運動。我不想去說空話大話,也不敢說出自己真正想說的話,那種惶惑和尷尬的心境至今記憶猶新。聽說他來中國還有一件事,就是想找到當時孫中山送的那個戒指,對他來講,這個戒指有太多的紀念意義。後來調查,這個戒指被當時抄蕭光琰家的人賣了,最後也沒有找到。

現在的中國我以為可以講真話了,可是與蕭光灝天各一方,也許我們永遠失去了交談的機會。我已經八十多歲,一直堅持打網球,揮拍之間,我常常想到蕭光琰,想到他說要練好基本功,想到我們曾經的友誼。到現在我也打聽不到蕭光琰一家的骨灰在哪裡。這樣一個和睦的家,以這樣慘烈的形式寫下了這樣的悲劇,是我們民族的不幸。那個荒誕的歲月的形成,應該反省的不僅僅是上層領導,也包括我們基層領導。每一層人,包括我自己,都有一份責任。蕭光灝也快九十歲了,我希望他能知道,我們沒有忘記蕭光琰,沒有忘記這個充滿愛國熱情的科學家的毅然選擇,沒有忘記他對中國石油工業的貢獻,沒有忘記我們給他造成的致命傷害。

歷史常常會以不同的形式重演。我期盼「蕭光琰」式的家庭悲劇不以任何方式再現。我們急需建立起有效的監督機制,不靠英雄人物來扭轉乾坤,使這個國家即使有錯誤,也行而不遠。我們也要完善我們的文化,增強其包容性,容納不同的習俗及思維方式。

不能從苦難中汲取教訓的民族,一定是沒有前途的民族。

注:我年事已高,記憶會有很多的不準確和疏漏,可自己已經沒有精力去找人核實。若有當事人了解更詳細、準確的情況,我希望本文有機會得到補充和修改。文章大概成稿后,讓女兒去大連,找當年與蕭光琰共事的人核實和補充了一些情況,他們是陳慶道、李文釗、劉宗海、陳怡萱。另外關力、劉秋榮、楊海平對本文進行了一些文字修改,在此一併表示感謝。

(完)

原標題:我與蕭光琰的苦澀友誼

(作者系北京市前副市長、北京市政協第六屆、第七屆主席)(責任編輯 吳 思)

文章來源:《炎黃春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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