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血紀》下集（76）

北京時間：2012-01-10 08:08

【新唐人2012年1月10日訊】【編者的話】《血紀》記述了大陸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農場，在勞改農村二十年的血淚歷程。《血紀》一書完全可以與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小說《古拉格群島》反映了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血腥恐怖讓人觸目驚心，而《血紀》則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難經歷為主線。這條主線也是毛澤東禍國殃民的編年史，更是陳力、張錫錕、劉順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詩。書中人物眾多，文筆樸素，使中共監獄的慘無人道和烈士的壯懷激烈躍然紙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書前言中說：「當這本書有幸與你相逢時，讓我們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相識，為融化中國專制主義，建立中華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請看長篇紀實連載《血紀》。

第八章：風雲滿布的年代

第三節：「六四」以後的那幾天……

七月初，我借出差重慶的機會，順便走訪了重慶大學同划右派的老同學，想聽聽他們對『六四』的見解，順便也想了解重慶大學的學生在「六四」運動中的具體行動。

早上十點鐘，當我順著漢渝路重大的后校門支路，走到松林坡楊家銘家。剛剛跨進她家的門檻，她連忙關上門，屋裡門窗關閉，顯露出十分緊張的樣子，開口的第一句話竟向我問道：「你怎麼這麼大胆，這幾天是什麼時候，還敢東走西竄的？」我被弄得十分的驚奇，反問道：「我又沒做錯什麼事，何來畏懼？」

她凝視了我好幾分鐘，像是在試探我似的，用一種十分神秘而略帶恐怖的眼神望著我說：

「你在工廠還不知道嗎，這幾天學校水緊得很，全校正在大清查，凡是六四期間上了街參与遊行的人，都要由學校保衛處進行登記，算有了新的『歷史污點』。有的頭頭已被隔離反省，聽說正在甑別，有的要逮捕送監，有的遣返回原藉下鄉落戶，輕的也要開除學藉。」

好了，一股正義熱情涌動下反腐敗反官倒的人，現在卻要面臨鋃鐺入獄的下場。學藉沒有了，前途渺茫，當年我們曾有過這種親身經歷的痛苦，而今卻要這些孩子們從蹈我們的足跡！

我望著面前這個三十年前同在南桐叢林溝與我共過患難，現今已白髮蒼蒼的老女人，一時不知該向她說什麼才好。

中共這一套用運動整人，制服學生運動的手段我已領教過了，從這位老同學的身上，使我深深感到歷史傷痕多麼深的刻在我們的身上。難道中國的命運就這麼長期操持在幾個寡頭手中嗎？如果大家都被紅色恐怖嚇成這樣，中國的民眾還有什麼希望？

我們相對的默默坐了兩分鐘，看得出她越來越不安，囁嚅著告訴我：「昨天黨支部書記還專門上我家來過問，最近有沒有人來找過你？」

時值七月盛暑，四周的門窗卻緊緊關閉，悶熱的空氣使我大汗順著臉頰淌下來，而心卻像冰凍一般，一陣陣戰慄。知道剛剛她的話已是逐客令，便立刻站起身來，告辭出門。

當我離開松林坡，朝著漢渝路往回走時，心裏說不出的懊惱。看來我完全不應該在這種時候跑到學校來，中共對付學校和學生的那一套，依然沒有變。今後只要中共存在一天，校園永遠不會是學生們安心攻讀的樂園。

舉目望公路兩旁的水泥電杆上，還殘留著六四那幾天學生貼出的標語殘跡，那激憤的人流彷彿還在眼前，耳中還響起那激昂悲壯的口號聲和歌聲……

專制！令人淚咒的中國獨裁，中華民族還要馭著你走多久？中華民族還要為這具殭屍付出多大的代價？中華民族的民主前途究竟還有多遠？今天我算是又上了一堂沉重的課。此時此刻，我的心情如當年在獄中一樣的沉重。

大約又過了一個月，我想去拜訪一下隔著一條龍鳳河，住在重慶儀錶材料研究所的程貽舉，因為他當時已是民主建國會中央委員會的常務委員，想來可以在他那裡採訪到在六四中，民主黨派發出的聲音，了解他本人的態度。

當我走進他的家門，也如楊家銘的家那樣，大熱天窗門緊閉，連窗帘都拉下了。他見到我時同樣面露恐懼的表情，決不比楊家銘更好，我在客廳的沙發上坐下后，他告訴我說：

「北京這次全國八大民主黨派，都參与了聲援學生運動的遊行。現在已將這次運動定性為動亂，八大民主黨派看來又一次在重大政治關頭『站錯』了隊。一如當年反右派運動一樣，現在只有聽憑（中共）黨中央『發落』了，我們都等候著中央的處份！」

說罷臉現陰沉，很失落的樣子。看到他的面容，腦子裡浮現了一個平時一貫在中共鞍前馬後，待候主人的奴婢像！

既然他不敢直言說「六四」孰是孰非，卻在小心冀冀地等著開庭審案，未免替他感到汗顏。也罷，就是中國民主黨派的天牌人物，還不是一付唯唯諾諾的相，除了在政治協商會議召開的日子，以「幫閑者」的身份出現，坐在主席台上，貌似木雕，平時是不敢輕言表態的。

看見他的禿傷樣子，我也找不到用什麼話來安慰他，只是重複的說，「大家上街和平請願，實在是對腐敗已經看不下去了，還不是為了中國好，希望政府知過而改。我們每個中國人在六四期間問心無愧，你也不用擔心。」

一場恐怖過去了，留在人們心坎上的又是一道深深的鞭痕，無論是自己燒自己的軍車嫁禍於無辜的學生和市民，還是軍人駕著坦克屠殺學生，罪魁禍首都是明白無疑的，罪魁的目的也是明白無疑的。只有目擊事件全過程的北京市民，都清楚記住這些軍人的番號。

北京市民因此在未來的歲月里，長期將遺恨放在四川人身上。

兩年後，我因公出差北京，有一次我的同事操著四川口音向一位北京市民問路，這位北京老鄉向他直翻白眼，眼裡透出極其鄙視的神色，白了他的一眼，什麼也沒回答他便走開了，口裡帶著鄙夷的口氣罵道，「四川豬！」

看到這種情景，為了防止在北京遇到更大的麻煩，我只好決定，在北京期間任何人上街都不要同當地人說話，凡事都由我操東北口音向當地的老百姓詢問。人民之間竟因六四如此隔閡！

其實慘死在「六四」中的，無論是學生工人和居民，甚至是軍人過後都應當清楚，他們都是專制和腐敗的中共政權的犧牲品。

在這些犧牲者中唯有投入靜坐絕食，要求中共當權懲治官倒，懲辦貪官，放棄特權，放棄獨裁實行真正民主的善良學生們，才是這次運動的主角和英雄。可惜他們沒有組織起一支足以摧毀中國專制政權的大軍。

在六四中以屠殺學生而暫時佔上風的中共獨裁勢力，效發他們的老祖宗毛澤東，不顧全世界人民的強烈反對，開始了又一次的「鎮壓反革命」運動：趙紫陽被軟禁；接著在全國範圍內，尤其是大學院校，開始了搜捕參加六四愛國運動的領袖和中堅人物，大搞人人過關，層層清理。

北京市把在六四中雙手沾滿鮮血的儈子手，陳希同推上了北京市長的寶坐，由他負責對六四民主運動的發起人狠下毒手。

當時由北京軍管會發出通輯令，通輯著名的民主運動領袖嚴家齊，萬潤南，陳一諮，以及學生運動的主要發起人方勵之，李淑嫻，追捕學生運動的著名領袖努爾開希，王丹等一大批精英。

當時落入軍警特務魔爪的人，數以萬計，一場真正的白色恐怖籠罩了各大專院校。對六四參与的學生登記，並受到處份，情節嚴重的與以逮捕勞教。

三十年來無論是我們這些不更事的少年，還是老教授們糊里糊途的被划為胡風份子還是右派，糊里湖途的「認錯」，後來又將這些糊里糊途的人，押到邊荒農村糊里糊途的流放，像牲口一樣的接受「無產階級」專政的鞭打，殘酷的折磨使他們大多數人死在流放地的深山峽谷中……

三十年後的今天，北京的學生走上街頭招喚民心，同全付武裝的軍警搏鬥，在兩個月中把中共的內部矛盾，和危機四伏在全世界面前暴露無餘。

尤其是在強大民心的催化下，中共政權一度汲汲可危，而它的內部也在這種民主潮流中分化互解，彈指一揮三十年，這又是一個了不起的變化！每一個人都看到中國，決不是中國獨裁勢力能所欲為了。

1989年6月23日，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召開，會議題目便是「公審」趙紫陽。李鵬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關於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中說；「趙紫陽在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健時刻，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嚴重錯誤。」

趙紫陽是鄧小平一手推到中共中央總書記的位置上，僅僅幾個月又把他打翻在地，這既說明共產黨在失去民心的作用下已亂了陣腳。鄧小平沒有像毛澤東那樣，氣勢洶洶以叛徒罪名將趙紫陽「永遠開除出黨」。更沒像斯大林對付孟什維克和托洛茨基處以絞殺。

鄧小平看到史大林，毛澤東眾叛親離的晚年，他想逃避焚屍揚灰的厄運。他的內心又是何等虛弱。

李鵬在這個報告中不是公開承認，當時中共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上么？實際上獨裁的中共，不得不在專制和民主的較亮中，修改一黨獨裁的臉譜。

如果趙紫陽能與鄧小平相抗衡，實際上反映了共產黨已經到了沒有主義的時候。所以六四事件雖然又犧牲了許多為民主而戰鬥的年青人，中共也不得不答應，嚴懲貪官污吏，放寬黨禁。讓各民主黨派稍稍有一點生存的餘地，敢於在某些問題上行使監督的權力。

當然，鄧小平自己便是毛澤東的叛逆，他知道趙紫陽所做的僅僅是對學生運動的同情，趙所主張的，不過是政治體制向民主方向再邁進一步。對於學生運動殘酷鎮壓的決定，也讓鄧小平足足猶疑了兩個月，必竟國內日漸猖厥的腐敗是他的一塊心病。

所以，在六四學潮的推動下，6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上還通過了，「堅決」把懲治腐敗作為頭等大事，特別要注意抓好的決定。

1989年下半年以反貪污，反賄賂為主要內容的運動，便掀開了帷幕，8月1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於貪污、受賄、投機倒把等犯罪份子必須在限期內自首坦白的公告》規定，貪污份子必須在10月31日前向政府自首坦白，8月19日監察部發布《關於有貪污受賄行為的國家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必須在限期內主動交待問題的通知》，說明中共中樞機關不敢對六四事件無動於衷。

他們明白，逐漸腐敗的政府正坐在失去民心的火山口上，再不整治將會使整個統治大廈崩塌，但是它卻不想用人民的力量，自下而上的開刀這個腫瘤，而是採取了一個內部的行政命令辦法來處理它。

這就正好對爛瘡自已下刀，爛瘡是永遠割不掉的。事實證明中共這些年來貪污之風越來越嚴重，貪污腐敗與專制政權結下了不解之緣，仗著不受約束權力的掌權者，對另一批同樣掌著權力得到賄賂的人實行整肅貪污，能治得了誰？

事實上，對六四的鎮壓，客觀上放縱了中共各級貪污的膽子。從九三年開始全國紀監機關自己公布的數字，貪污賄賂案件以每年9%的速度遞升，而受到黨紀政紀處份的官員，又以12%的速度遞增。從中共檢查機關1990年至1998年共受理各種腐敗案件達110萬件，立案五十余萬件，涉案人員達六十余萬。

後來為了專制，中共的獨裁頭子江澤民喊道，「對腐敗現象如果不採取堅決果斷的措施，而任其發展，就會葬送改革開放大業，最終也要失去黨的執政地位。」他的擔憂是必然的，但他的驚呼絲毫沒有阻止中共腐敗的大勢。

到了跨進二十一世紀，據中共自己所公布的資料，新華社2004年公布，1月——11月查處的貪污賄賂以及各種瀆職侵權的案件3650件，涉案人數42225人，比2003年增加了五倍。足以說明中共的腐敗已病入膏肓，整個的國家行政管理可以說是無官不貪，甚至於還出現了所謂59歲效應，官吏在退休以前都要大撈一把的事，成為國家機關腐敗的公開現象。

89年8月15日國家審計局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公布了對中國康華髮展總公司，中國信託投資公司，光大公司，中國工商經濟開發公司，中國農村信託投資公司等全國最大的幾家公司的審計，對這些公司的內幕沒有公開。但據傳它們與中共天字第一號掛勾，並由太子黨的實權派所操縱，並以這些中共的實權派為後盾則是明白無疑的。

這些公司，從事私自買賣外匯，倒賣國家緊俏商品和走私偷稅漏稅數額之大要以億來計算，由於劣跡昭著加上統治集團的內訌，五家公司被責令追交了五千萬稅金了事，實際上這些公司都是當權者私人資本的基地，以後發展成了中國最大的金融集團，以分贓並保持著相對平衡而相安無噪。

5月19日監察部發布限定全國的貪污份子，規定在10月31日的最後期限主動交待問題的通知，本身說明中共的大小官吏無法無天，全無顧忌，若不是六四的推動，監察部也不會向全國大大小小貪污份子發通諜了。

現今限期已到，檢查機關隨後公布戰果，在這一階段受理投案的人達到三萬多人，中共自己十分明白這個人數只是事情敗露，沒有必要再隱瞞下去的小魚小蝦，真正的鮫龍還藏在深水處，永遠都不會觸動他們。

當時社會流行著，「大鬼坐衙門，小鬼跪階下，三堂審貪官，只給外人看」這樣做做樣子勢必還要使中共更進一步腐化。到了2004殺了一個廣西大員成克傑又怎樣？不在制度上下功夫，中共的滅亡是遲早的事。

設計師因在國人中名聲太臭，不得不引咎退出政壇，轉到幕後當起太上皇來，11月9日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上，作出同意他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算是對六四運動的引咎自責，無論怎麼說，他交出了軍權。從此個人專制主義的標誌，行政長官終身任職的權力，在全國人民民主運動的推動下取消了。

但是中共一黨專制仍頑固地保持下來，在國內外強大與論的震懾下，統治集團從新改組，一方面清理趙紫陽這樣的政治異已，另一方面為緩和國內矛盾，在肅貪、扶貧、禁毒、平抑物價、綜合治理社會治安，等方面作出一些收攬人心的動作。

1992年，中共十四大上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行向市場經濟的轉軌。次年，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決定，從1993年按照市場經濟的法則進行體制改革，毛澤東最後一點僵死的國有模式終被衝破。

然而頑固的中共獨裁勢力並不會因此甘心退出歷史舞台，在血腥鎮壓六四后，將六四領袖人物驅出海外，想以此消除他們在國內的影響。

流亡在外的民運精英們，紛紛組織民主政黨繼承發揚六四革命播下的種子，繼續同中共的獨裁勢力作鬥爭。

1990年1月，北京解除戒嚴令，並對王丹等人進行審理，儘管這是違背民意和憲法的，但比之當年毛澤東對政治犯的趕盡殺絕，殊及無辜，無中生有等等暴行就緩和多了。

同年6月28日一直在美國大使館請求政治避難的政治犯方毅之，李淑賢夫婦得到准許讓他們赴美「治療」，使他們得以流亡海外。

令人感到驚心的是，鄧小平用坦克對付『六四』卻給毛澤東這個惡棍找到了腐屍還陽的借口！一股專制腐敗勢力在民間蠢動，使毛澤東惡名得以抬頭，他們把政府貪污腐敗以及學生鬧事，歸結為鄧小平復辟資本主義的結果，不但這魔頭當年所犯的累累罪行沒清算，還公開鼓吹：「只有毛澤東才會禁絕貪污腐敗」。

中共后極權時期為了防止老百姓打倒他們，對毛澤東時代強行灌輸的文化遺毒，根本不清算，只將露骨的文化獨裁收斂了起來。毛澤東『愚』錄，雖沒有再泛濫，『欺』世歌「東方紅太陽升」，「大海航行靠舵手」卻沒有列為禁歌。

尤其對幾千萬的饑民被餓死，人民一貧如洗，人民之間尤如野獸般的相互殘殺，知識份子在運動中大量被虐殺，流放，人性已普遍為獸性所替代，父子不相識，兄弟相殘等極其嚴重的罪惡，並沒有得到清算。

我原以為，毛澤東專制遭到否定后，在信仰危機中，應當出現一個對獨裁的批判時期。但事與願違，連我寫這個自傳時，仍處在擔驚受怕之中，並出現了「只有毛澤東才會像惡神一樣鎮住貪污、腐敗和煙毒娼妓」等等奇談怪論。由於歷史相去越來越遠，這種奇談怪論競成為民間輿論就更令人深省了。

曾經在八十年代初期出現過一點「傷痕文學」卻像小媳婦那樣嚶嚶哭泣了一陣，便很快消聲了，1981年由白樺編寫的『苦戀』，哪怕是哀訴獨裁對知識分子任意殘害的作品，都遭到黨閥們的口誅筆伐。

午台上，千方百計掩蓋獨裁統治下殘酷鬥爭和冷酷的人際關係，表現那個年代竟是：「純真可愛，開誠布公的人際關係。」我舉一個最露骨的電視片「真誠年代」，那是徹底歪曲了當時的社會關係！令人嘔心。

今天，大陸上再有才華的作家提到毛澤東如骨梗喉，要末繼續寫『愚民作品』，要未寫些無聊的武俠艷聞，或家庭糾紛的低俗東西。

鄧小平一方面頑固堅持把毛澤東這個死人像，照樣懸挂于天安門城樓，以對付民主運動；

另一方面大肆宣揚只有發展才是硬道理。這是這個時代中共政策的兩手，然而毛澤東的罪惡不得以清算，中國的獨載不與揚棄，中國社會就始終難以進步，這一點也是六四失敗的原因。

人心背離促使中共進一步的分裂，『六四』后，中共中央的總書記趙紫陽，於2005年1月14日在北京含恨去世。六四以來拒絕中共要他承認六四期間所犯「路線錯誤」；拒絕承認學生在六四事件中使社會動蕩的指控。

他以行動證明，中共在八九年的歷史關頭已不是一個意志統一的，目標明確的執政黨。並說明中共除了用軍隊和暴力來實現它的集權，別無他法！證明當前中共內部的腐敗正在醞釀著巨大的社會動蕩。

而我們這些經歷了這幾十年中共暴虐的人們，看到中共這種內幕，要想社會長治久安，必須從新建立中國的政治制度，建立和經濟發展協調的民主社會。

最近在世界主流思潮推動下，許多知名的學者，不怕中共打壓，在08憲章的簽名運動中，簽上自已的名字，這證明「民主」巳逐漸成為大家追求的共同目標，堅持獨裁的中共頑固派睜開眼，不要等著被歷史唾棄那一天。

今天「六四」那一尊在自由村裡樹立起來的民主女神，像一輪朝陽，照醒了億萬昏睡的人們，接著又在悲壯的歌聲中緩緩離去。

『六四』之火雖被中共享血腥手段撲滅，但是放開眼看看世界，『六四』期間戈爾巴橋夫造訪北京，學生運動給他留下極深的印象：共產黨所建立的奴隸制，被撕下他們獰猙面具后，再也難於維持下去。

這一年東德人民在古城萊比錫發生大規模遊行示威，要求民主改革，11月9日德共在國際新聞發布會上宣布放寬東德公民出入境制度，隨之東德人民擁上柏林街頭，自發用鎚子榔頭電鋸敲打柏林牆，建於1961年經歷二十八年之久，1989年11月10日，人民終於推倒了這堵155公里長，對東德人民禁錮與奴役的牆。牆倒之日東德人民歡聲雷動，喜迎德意志祖國統一。

葉利欽在蘇共中央成立民主綱領派，1990年9月民主綱領派退出共產黨，並在競選中當選為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

早在六十年代，中蘇兩國互爭『領導權』的共產黨頭目，早己分道揚鑣，社會主義陣營早巳解體。

1991年8月19日葉利欽當選為首屆俄羅斯總統。蘇聯成為歷史名辭。

中共可以在大陸這塊落後的封閉故土上，用暴力繼續維持他們的獨裁，然而，違背民心和民主潮流的反動能堅持走多遠？大陸築起的壩，終有倒塌的一天。

以後每年到六月四日這一天，不獨北京的獨裁執政者如臨大敵戒備森嚴，我們更透過當局的層層封鎖，聽到來自全世各個角落中國人嘔歌六四的記念歌聲，這歌聲帶給我們多少懷念和思考！。

第四節：從遊行想到的

1999年5月9日凌晨零點，我被一陣口號聲從夢中驚醒，坐起身來，側耳傾聽。樓下的街道上人聲嘈雜，由手提麥克風傳出來的口號聲，和人群中有節湊的吶喊，匯合在一起，雖然有些混雜，但仔細分辯仍聽得清楚。

其中頻率最高的呼喊聲分明是：「強烈抗議北約轟炸我駐南使館的野蠻行徑」而那有節湊的吶喊是：「中國，雄起，……中國，雄起」。口號和吶喊在剛剛入睡的小城上空彙集在一起，顯得非常的剌激。

我馬上想到昨夜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已播出：「五月七日晚，北約的三枚導彈襲擊了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致使大使館被炸毀，三名駐南記者遇難，一名失蹤，二十名使館人員受傷」的消息。

同時還播出了中國政府所發表的嚴正聲明，稱：這一事件是北約蓄意對中國的挑釁……云云。在表達了憤怒和遣責后，提出「最強烈的抗議，並保留進一步採取行動的權力」。

與此同時，中國駐聯合國代表要求聯合國安理會，召開處理這一事件的緊急會議。隨著，中央人民政府，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和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相繼發表聲明，擁護政府維護主權尊嚴的嚴正立場。

此刻我已明白，北碚的兩大院校師生，現正走出校門組成遊行隊伍，表達他們的「愛國心聲」。

我連忙從床上翻身坐起，很快穿好衣服，走下樓來。只見一支大約幾百人的隊伍，經我們住的大樓前，向著天生橋方向前進。

從隊列後面向前看到最前面的幾排學生，用身體並排地裹著一付紅色的橫幅上，猜得出是抗議北約「暴行」，捍衛民族尊嚴的內容。

領頭學生兩旁及隊列周圍，稀稀拉拉跟著幾個手執麥克風的年輕人。口號聲正是從這裏發出，再由遊行人們合著節拍響應而成。

學生隊伍後面是一群住在附近的市民，他們進進出出人數不定，最後面跟著十余兩出租的士，大約是些專跑夜路的青年司機，跟著「看熱鬧」，也順便給中途從遊行隊列中退出，準備回家的人，提供一點交通方便的。

計程車隊列的後面，便是十幾名騎著摩托的武裝警察「斷後」，人聲喧嘩，似乎並沒有人專門去注意他們的「特殊使命」。

就這樣，這個由學生、市民、計程車和警車組成的隊伍，在狹長的街道上排了足有一百多米緩緩前進。在昏暗的街燈下，我認出他們是附近的工人和居民，商店的營業員、三輪車夫、小飯館里的服務人員，以及還沒有找到工作的下崗工人們。

我插進他隊伍中，想聽聽生活在社會下層老百姓的議論。

自從1989年『六四』學運以後，我已整整十年沒看到學生們組織的規模壯觀的遊行隊伍了。但眼前看到的這支隊伍，無論在規模和情緒上都無法與當年的『六四』相比。

平時他們聚在一起，多半都花在麻將桌上那點事。而今天，他們都以好奇的口氣，議論著從早到晚電視里重複播送的消息，發著莫明其妙的提問。

「克斯握是什麼國家，在那裡啊？」一位小飯館的中年女人，向她身旁的一位戴眼鏡的附近小學的教師發問道。

「北約在那裡？為什麼要轟炸中國，他們隔我們很近嗎？」一位工人打扮的人向他身旁的老者發問道：「我們在這裏干吼干鬧的，美國政府會理睬么？」

儘管政府所掌握的媒體、報紙、電台和電視天天都在宣傳報導在南斯拉夫發生的戰爭。但從周圍人們令人可笑的問題中知道，除了為數不多的人知道南斯拉夫的地理位置，以及在那裡發生的民族衝突和近期以來發生的戰爭。

這種漠不關心，正是中共長期愚民所造成的。

『六四』后在中共統治下，長輩們對年輕學生的擔心一直沒有消退。上年紀的人還用十年前看『六四』老眼光，認為學生上街，又不知為反那一個貪官？

至於那些新近下崗的失業者，他們被面臨的艱難生活弄得心力憔悴，所以一看到遊行隊伍馬上就敏感到，又不知是那裡生活不下去的失業工人，被迫起來向政府請願；或者就是那條街的拆遷戶，因為所住的陋室被房屋建築公司老闆強行拆遷流落街頭時，被迫起來向政府吶喊請願。

居民們在遊行隊伍中相聚，各聊各的家常，干涉那些剛從床上被鬧醒，跑上街看熱鬧的自家孩子，且聽他們的對話：

「你們廠的下崗生活費定了么？」；

「孫二娘的下崗飯館昨天才開張，張嫂的擦皮鞋攤證是昨天向段上去要的，擦皮鞋還不錯，一天也掙個十來塊錢，相當於吃低保了。」

「這該死的江澤民把我們工人是整慘了，今天可不是工人階級當家作主了，工人們都下崗討飯。」

「娃兒要讀書，學費書費往那裡去湊錢，生活這麼貴，低保費就只有百十元怎麼活呀？我們家的小三，小學畢業就只有上街賣報紙了。」；

「去當棒棒吧，可是那有那麼多請棒棒的？」；

「李二嫂就只好去干那事，每天晚上都可以看到她，在黃昏時候去守電杆」；

「拾破爛的人越來越多了，我們家的小子也干那事，每天滿街頭揀爛紙，一天下來只能揀兩塊錢的東西。」；

「昨天西師的員工宿舍又發生了殺人的事件，警察出動時殺人犯早已逃之夭夭了」；

「這社會亂了套，晚上我就關照我們那口子，不要上街，謹防半夜三更撞上鬼」；

「封三哥兩個娃兒都沾上了毒癮，你們的小二要小心，他常常與封三哥鬼混，那天說不準撞鬼，怎麼死在下水道里還不知道」；

「前天開到壁山去的公共汽車，又發生公開的搶案，那趟車上，餘二哥被殺成了重傷！」

「你們知不知道天生街段自殺的那兩口子，失業幾年了，女的又有病拖著兩個娃兒，段上的人去處理，那住的地方比狗窩不如，屋裡沒有一樣象樣的傢俱，兩張破床上沒有一床好鋪蓋……可憐丟下兩個娃兒，唉！」

我身後的兩個年輕人卻另有高論，一個說：

「這世道太不公平了，窮的窮富的富」。說著他指了指身後不遠跟著的摩托民警唱道：「一等公民稱公僕；二等公民叫大款；三等公民算倒爺；四等公民大蓋帽；五等公民公務員；我們呀是新生的無產階級」。

另一個接著說：「誰叫我老漢是窮工人。原先說地主、資本家騎在他的頭上，現在啊，五等公民騎在我的頭上了。

忽然隊伍中不知是誰爆出一聲：「江澤民雄起」的喊聲，隊伍中原先有節湊的「中國雄起」喊聲中，在人們的笑浪聲中揪起軒然大波。於是「中國雄起」的口號聲變成了「江澤民雄起的」吶喊。

一種對當局的無奈，點燃了這支隊伍的後半段，而跟在遊行隊伍後面乘坐摩托的刑警們，若無其事的任隊列中怎麼喊，只要不喊打倒共產黨，打倒江澤民的口號，誰又願意去干預那些分明有怨恨情緒，掙札在貪困線上的人？

此時我隨著遊行隊列走到了隔西師大門不遠的上坡馬路段。原先在月亮田參入遊行的人紛紛走出隊列，在馬路兩旁的人行道上漸漸散去，但「江澤民雄起」的笑浪聲，卻並不因此而減退。

好在這年頭不像毛賊東年代，動不動用暴力對付活不下去的老百姓，現在老百姓在私下可以不避『皇上』忌諱，說些不為當局喜歡的話，那也僅限於『私下』，這種有限的牢騷話正反映了民心失去，中共已處末代。

囯民政府時期，組織民眾遊行示威以反對政府，是中共欺騙民眾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共建政后，依然用民眾遊行作欺騙民眾的重要手段。此刻，處在遊行隊列中，六十年前的往亊不斷在我腦子裡湧現：

記得1950年年底的一亇晚上，夜空中突然飛起了幾道耀眼的照明彈，接著位於嘉陵江邊解放台，傳來了隆隆的禮炮聲，不一會安在自來水塔附近的高音廣播喇叭，傳出一個宣佈西藏『和平解放』的消息。當夜地處北碚附近幾所學校和機關就在老新華書店，舉著火把在川東行署官員指揮下舉行了這座小城的第一次環城遊行。以後每年『五一』和『十一』都要在解放台舉行遊行慶典。

建政初期那三年，都會在這裏舉行殺人的『公判大會』，每次要求學校組織參加，使每個參會的學生領會那種『新鬼煩怨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的慘景，這便是中共特有的『洗腦』方式，那時紅色恐怖籠罩著大陸。

1953年以後，這種遊行慶典成了『制度』，開會那天九點鐘，所有該到會的單位到齊后，主持會議的人宣布大會開始，全場起立唱國歌，按貫例三部曲一完，到會者原地坐下。

各「領導」在主席台前相繼講話，內容都千篇一律的口水話。但對於盤腿而坐的我們，則是最難熬的兩小時，直挺上身正襟危坐，就是練了幾天禪功的人，也要逼出一身大汗，毎次遊行前又要舉行貫常閱兵典禮。

1955年，我考入重慶大學后，這種每年兩次由官方組織的遊行，在重慶市中區解放碑舉行。前去參加的單位是指定的大專院校和機關，人數也有規定。

參加單位準備了象徵性的大彩車，那是按照組織者的意圖，製成的鋼鐵廠、發電站或農莊的模型，車上盛裝的彩男彩女，在遊行時，揮動花束向周圍的圍觀者致意。

遊行隊列中最打眼的是由重慶軍事院校組成的隊列，他們在列隊通過解放碑的檢閱台時，禮炮齊鳴，坦克和軍車隆隆開過，步兵方陣整齊的邁著閱兵式規定的步伐，接受重慶部隊長官檢閱。

隊列中舉著：「隨時準備粉碎來犯者」的巨幅橫幅，其勢殺氣實足。現在回憶，這樣的遊行示威完全為了鎮懾老百性，同時也是做給民主世界看的，此乃毛賊東全民洗腦的重要手段！這種慶典，也不知耗費了多少人力財力。

可憐的大陸百姓在這種長期折騰中怎麼不窮！除了嚇唬老百姓外，起得了什麼作用啊？
1958年5月末，我已成了被監督勞動的右派，在指定管理教師的監督下，參加了校園裡的遊行。

反右剛告一段落，校園裡的「陽謀」暫時收場，二十多名下放幹部在一片喝彩聲中，被校方戴上「光榮下放」的大紅花，簇擁著登上披紅戴綠的彩車，遊行隊伍鑼鼓齊鳴，繞校一周以示告別。

吃過午飯後，我們這七十多名已被認定為第一類極右派，打好了自己的背包，連人帶包的塞進了幾輛卡車中。在干放幹部乘坐的包車押解下，離開了學校，向南桐馳去。我就這樣結束了我十五年的學生生活，並從此告別了校園。

這一去成了我人生的轉折點，慘痛的遭遇，過早地結束了我的幼稚期。

我在懞懂中開始了我長達二十多年的練獄，監獄的『年輪』在我身上刻了整整二十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