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10日訊】【編者的話】《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延安日記》
1943年8月30日
王明留在延安了。我們的機務人員儘可能的一直推遲行期。可是，中共中央主席終於如願以償。
康生現在可鬆一口氣了。王明處於他的監視之下，可以說已成甕中之鱉。
康生在延安的一個相當有代表性的黨的會議上作了一次報告。他的報告談到特區反對蔣特和日特的鬥爭，這次運動的成果和新的任務。揭露「特務」運動和整風之間的明顯聯繫，在這個報告中第一次揭示出來了。
康生報告的絕大部份是用來批評(要是只是批評就好了)共產黨的國際主義派。對他來說，國際主義者就是投降派，是陳獨秀和陳立三的追隨者，是最惡劣的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份子。
而且一般說來，黨的一切災難都源於國際主義者。這些「中國共產黨內的共產國際的空想家，在共產黨員的頭腦裡灌輸幻想，說什麼有可能同蔣介石合作。國際主義份子早在武漢時期(1938年)就已開始了這種兩面派的活動。他們對共產黨造成很大破壞。這些「投降份子」和「妥協份子」的活動所造成的損失，確實無法估量」。
因而，這個報告具有特別明顯的反對國民黨的性質。同時，康生強烈譴責「莫斯科派」成員和黨的其他「教條主義份子」的「可恥幻想、冒險主義和目光短淺」。
情報局局長故意不點名，但他指的是誰，大家都是清楚的。後來，往往是只要一談話，就點周恩來、博古、王明和洛甫的名字。上述集團中在黨內負次要職務的所有其他成員，也遭到責難非議。
情報局局長故意轉彎抹角，(無疑，他是按毛的指示行事的，因為他的人談起話來都是這個樣子。)舉例說，他對抗日統一戰線本身並不置一詞，可他又叫每個人都明白，要不是由於上面提到的那種「幻想」，黨和特區都不會遭受那麼大的損失，不會聽任蔣介石的和其他的特務得安安逸逸，從事破壞共產黨的團結、瓦解根據地經濟和削弱武裝力量的活動而逍遙法外。
康生挑動黨的積極份子反對「教條主義者」和其他「機會主義者」。他說恐怖是革命的需要，說懲辦是應當的，並贊揚整風的成績。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殺氣騰騰的講話提到，各黨組織行將召開會議，來詳細討論投降份子、機會主義份子和一般的「教條主義份子」所犯的錯誤。情報局局長列舉了主要「罪狀」，包括使國民黨和日本特務充斥於各根據地，以及使新四軍陷於潰敗的投降活動。
《解放日報》公佈了關於中央政府的軍隊和中共的軍隊投入抗日戰爭兵力的材料。發表這種對比數字還是第一次，這樣做有其特定目的。就我所知，中共中央主席正想方設法要與美國掛鈎。這些數字正是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為駐重慶的美國大使館提供的。
根據這些數字，八路軍和新四軍牽制了全部在華日軍的58%，以及匪偽軍的90%。這個數字是誇大了，至少可以這樣說。(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