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7月19日訊】中共自以為得計的策略是「憑藉國家暴力撐控西藏，達賴興不起大風浪；而西方國家有賴於中國大市場，不會真跟中國鬧僵，因此盡可以不理達賴，把他拖死後，流亡藏人就會隨之瓦解」，西方社會也就失去可捧的明星，那時在西藏境內轉世一個新達賴，再收攏西藏人心。同時在西藏推行世俗化，讓藏人變成像漢人那樣只追求金錢。
達賴啦嘛認為：假如按照毛澤東等當年簽署「十七條協議」時的中央對藏方針，以及後來胡耀邦對西藏的政策，不僅西藏問題，中國其他諸多問題也能順利解決。
藏文化與藏人的宗教，傳統，語言和特性等密切相關。達賴啦嘛指出「語文是表現民族本質的最重要的特徵。藏民族具有特殊的語言文字，藏語不僅是藏族互相溝通的語言，也是藏人書寫文章，歷史，佛學教義或科學技術等知識的唯一語言文字。藏語文是一個與梵文相媲美的文字，具有很高的表達能力，從梵文翻譯的內容，不論詞意，藏語文是唯一可以還原梵文的語言文字。達賴啦嘛指出：藏語文，是完整記錄自釋迦牟尼佛誕辰兩千多年來，形成和發展的佛教教義、佛教哲學，以及佛教科學的文字，包括那蘭陀傳承中，所有的顯密論典。特別是因明論典的完整教、學傳承和方式，當今惟有藏文中記載和保存。因此，保護和繼承西藏文明，不僅有利於世界和平，也是眾生的福祉；任何直接或間接的破壞行為，都無益於我們長遠的、共同的利益」。
藏傳佛教是佛教中保留最完整，內容最博大深奧的佛教傳承。它能夠延續發揚，是因為藏文所記載。
宗教涉及藏民的根本問題，佛教與藏人的本質密不可分。西藏是個佛教社會，歷來尊奉喇嘛的傳統。西藏流亡政府新當選首相洛桑森蓋（LobsangSangay）指出「宗教是心靈和精神的事，對藏人來說是不可或缺的」。藏民族有獨特的歷史，文化，宗教和傳統風俗習慣；達賴喇嘛是觀音菩薩的化身，以佛法管理藏區，延續了近四百年。藏區佛教信徒高達90％，因此佛法、佛祖和喇嘛對藏人至關重要，是藏民族的文化傳統。
佛教倡導清心寡欲、是超度來世的宗教，因此藏人重來世，來世和現世同等重要。佛教認為，生命在六道輪迴中循環，不斷經受痛苦；即使富人，也難免除精神煩惱和生老病死之苦。唯一的解脫之道在於修鍊成佛，方能脫離六道輪迴的苦難，得以在極樂凈土永享安樂——這正是藏人追求的人生終極意義與目標。
而成佛之路皈依上師至關重要，但是佛為了普度眾生，自願放棄在佛界享受安樂，忍受往複轉生之苦，屢返人世引導眾生獲得解脫。上師是信眾與佛界之間的橋樑： 「沒有上師，就算所有的佛都對我們微笑也無法看到。」因此藏人的每日祈禱首要表達皈依上師，其次才是皈依佛、法、僧，因而上師的地位至高無上；除了佛陀釋迦牟尼，藏人最崇拜的就是上師。達賴喇嘛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又是全藏精神與世俗的領袖，在傳承上是所有上師的上師，得到所有教派的一致依從，因此達賴喇嘛成為每一個信奉藏傳佛教者的根本上師[5]。因此，對西藏宗教的扼殺，實質上等於消滅了藏人的（精神）生命。
中共早在1950年代便大規模展開了滅佛運動。1962年，班禪喇嘛致信周恩來的「七萬言書」披露了中共的宗教迫害事實：「『破除迷信』，反對宗教；消滅佛像、佛經和佛塔；千方百計地使僧尼還俗。」「在各寺廟將僧尼集中在大經堂內，不分晝夜緊張地學習、強迫動員互相批評，對公開信仰宗教的人，戴以迷信分子和各種帽子，進行無法忍受的鬥爭打擊」。「竟有讓喇嘛尼姑和俗女各站一邊，強迫互相挑選成婚」。「西藏原有各類寺廟 2500餘座，民主改革后僅剩70余座；原有僧尼總數約11萬人，除外逃1萬，僅剩7000人」；「公然無忌地污辱宗教，把《大藏經》用於漚肥的原料，把許多佛像和經書用於製鞋原料；做了許多瘋子也難做出的行為。」
據一份「人民解放軍」內部資料披露，自1952年至1958年，共軍粉碎了996次叛亂，僅在Kanlho東北部殺害超過一萬名藏人；而在安多另一地區Golog，人口從1956年的14萬人，下降為1964年的7萬。
1956年西藏新年寺院被炸毀，至少2000名和尚信徒被殺死。西藏人不僅被槍殺，但還被歐打致死，虐待致死，活活燒死，淹死，被肢解，餓死，勒死，絞死，活活煮死，活埋，碎屍，砍頭等野蠻殘忍方式殺害。
1950-1960年期間，大量藏人被監禁，活著出獄者不到2%，他們分別被關押在166個集中營。對此班禪啦嘛證實：「大部分關押普通犯人的監獄管理極其糟糕，監管人員不關心犯人的生活、健康，惡言恫嚇、恣意毒打的事情時有發生。更甚者，監獄管理者「故意把地勢高低和寒暖差別很大的南北上下的關押犯遷來遷去，以致水土不服，衣被不能暖體，褥墊不能防潮，帳篷、房屋不遮風雨，食不飽腹等等，生活十分困苦凄慘，還讓起早摸黑地勞動，把最重最苦的勞動活交給那些人去干，因而使那些人不可抵禦地出現體力日衰，疾病，加以休息不充足，缺醫療，使大量關押犯非正常死亡。」
1959年是西藏最黑暗的時期，同情起義的村莊被整村炸毀；傷員被遺棄，活埋或任由野狗嘶咬，大量人員自殺。1959-1963年，至少70000余名藏人死於飢荒，占人口的2-3%。最近的研究顯示，死亡人數遠遠高於此，青海藏民死亡率高達50%。男女比率降成1比下7至11，亦即青壯年藏人基本上被消滅或監禁；1968年1月拉薩毛派與保守派武鬥，致數百人喪生。1969年另一次拉薩起義被中共血腥鎮壓，康巴游擊隊戰鬥直至1972年；1987 年起義又起，1989年西藏實行誡嚴，據張少松將軍稱，18個月期間至少600人喪生。1984年西藏流亡政府估計約173800人被槍決；西藏1/4成年男子是和尚，1/6被划為右派；在四川藏區，2/3藏民被捕關押直至1964年或1977年。
文革結束后，藏區6259座寺廟，絕大多數被毀壞一空，僅13個仍開放，大多數被變成軍營，商店或拘留所。寺廟內的大量珍寶，佛像，價值連城的字，畫，經書皆被毀或盜空。1973年一家北京工廠熔化了600噸西藏佛相。1983年一個西藏代表團，在北京發現32噸西藏遺物，包括13573座佛相。直到 1979年所有的學校僅教漢語。依1984年西藏流亡政府估計：約120萬藏人受害，其中約432000人在1959年起義中喪生。中國官方稱自治區人口從1953年的280萬降至1966年的250萬。按正常出生率計扣除流亡者，藏人死亡人數至少80萬以上，唯有紅色高棉的大屠殺可比。
1980年代，雖然表面上宗教活動得以恢復，宗教的核心――通過高僧虔誠的信仰、深入的佛學鑽研和教化活動啟迪眾生――卻已難覓蹤影。當局對現存僧團領袖實施「逆淘汰」選拔機制，「凡是堅持宗教原則、拒絕充當工具的領袖，都遭到打壓整肅甚至判刑；而對個人利益至上，善於投機，放棄宗教原則，甘當工具的僧團領袖，給各種好處，安排人大、政協甚至政府官職，對其活動大開綠燈，提供資源。
1994年北京「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治藏路線轉為強硬，達賴被當作了「打蛇」必須先打的「蛇頭」。
1995年達賴認定班禪后，北京更將其視為敵人。西藏黨委書記陳奎元指稱：「達賴集團滲透最嚴重、最廣泛的場所是寺廟，是他們施展陰謀、隱蔽藏身，追隨者最多的地方……如果不能有效地管理寺廟，就無法制止達賴集團亂藏禍國的陰謀，西藏勢必國無寧日。」陳還說：「假如群眾完全接受宗教的引導，許多人會由於宗教信仰而被達賴引入分裂祖國、危害社會穩定的危險境地。」1996年下令收繳和銷毀達賴像開始在整個西藏實施。由黨政官員和公安人員組成的工作組進駐寺廟，僧侶被要求人人過關，接受審查；眾多僧侶被趕出寺廟，遣送回鄉，關進監獄；留下的僧侶則必須公開表態反對達賴；制定了限制寺廟活動的規章，如禁止自行修建寺廟，限定寺廟僧人「編製」，禁止寺廟之間串聯，在寺廟以外不許宣傳宗教等，甚至活佛轉世都要在「黨的領導下」進行；寺廟自主名存實亡，政府官員被安插進寺廟管理機構。
西藏黨政幹部和員工都被明文禁止信仰宗教，要視達賴為敵人，家裡嚴禁掛達賴像，不許設經堂佛龕、請僧侶念經、做佛事、掛宗教性標誌或讓子女去西藏流亡政府辦的學校上學，違者被開除黨籍、公職，退休者扣發退休金，學生則不予升學。
如今形式上的宗教活動照常進行，然而西藏宗教的命脈——被稱為「三寶」的佛、法、僧卻都受到遏制和摧殘。當局對講經弘法的封殺，使宗教失去哲學思想的傳播，百姓的信仰只能停留在形式與迷信層面，無法了解宗教真諦，由此必將造成宗教衰微，奢靡之風的興起與社會風氣的敗壞。
嚴格控制宗教致命的後果是造成藏傳佛教傳承的斷裂。傳統西藏宗教有一套內部制約系統，達賴、班禪雖有「轉世」制度，但格魯派高僧和寺廟主持卻實行任期制，由具有真才實學的喇嘛競爭，勝者成為葛丹寺主持，並成為達賴、班禪的當然老師。這個制度保證了藏傳佛教純正教義的代際相傳和「高僧大德」的不衰，但 1959年後這種制度被中斷。
王力雄先生認為：今日西藏並無真正的宗教自由。政府對登記在冊的寺廟宗教活動嚴加管理，限定寺廟僧人「編製」，禁止寺廟之間「串聯」，規定寺廟之外不許宣傳宗教，對體制外自發的宗教活動嚴厲取締。王正確指出中共迫害西藏宗教的邏輯是：只要藏民族保持一體，中國就難以在西藏鞏固主權，藏民族之所以能保持一體，在於沒有階級鬥爭，而沒有階級鬥爭的根源，在於西藏宗教。所以，且不說共產主義無神論與宗教先天對立，僅出於以階級鬥爭發動底層群眾、分化西藏傳統社會的具體目的，也不可避免把矛頭轉向西藏宗教，把它當作 「麻醉勞動人民的精神鴉片」打倒。不打倒宗教，則不可能把西藏底層人民從上層社會的精神威懾下解放出來，使他們有敢於做共產黨同盟者的勇氣，中國的主權就無法得到在西藏紮根的群眾土壤。
毛澤東親口對達賴啦嘛說「宗教是毒藥」因此毛的宗教政策是滅佛，而今日中共的宗教政策旨在誘導僧侶階層整體墮落，對佛教更為致命。袁紅冰教授深刻指出：「人是心靈的存在。對藏傳佛教的最可怕的威脅在於，中國官僚寡頭集團一直試圖從西藏人的胸膛里，剜出那顆精神信仰的心，並塞進一顆在物慾中腐爛的心」[7]。綜上所述，若沒有確證證明中共有計劃群體肉體滅絕藏人，無疑中共對西藏實施了宗教文化滅絕政策。而宗教文化滅絕實質上等同於精神心靈滅絕藏人。
the non-violent, moderate path espoused by the presentDalai Lama could be abandoned by Tibetans after his death. “Violence is something in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Tibetans.But so long as we have the Dalai Lama it is not easy to organiseanything. It will take time," “The Tibetan Youth Congress’scommitment to independence will neverchange," Beijing is deliberately stalling in its sporadic talks with theDalai Lama’s representatives, since it believes that afterhis death the Tibet issue will simply vanish from the international agenda.
達賴喇嘛，「你們不需要擔心」，2011年3月19日在達蘭薩拉大乘經苑的講話
達賴喇嘛在西藏和平抗暴52周年紀念集會上的講話（2011年3月10日）
Myhope is that Tibet will once again become a land where the six million Tibetanscan live in total freedom, according to theprinciples of Buddhadharma.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Dharma is a core issue for us. The whole Tibetan civilizationis built around Dharma, and the Tibetans, a Buddhist people, have evensometimes gone to the extreme of taking up arms to preserve the Dharma – I amnot saying this is the right approach, rather to stress the fact that Dharma isprecious to the Tibetan people. [In recent history] it wasn』t when the Chinesetook away the land from the Tibetan rich, but precisely when the monasterieswere being reduced to rubble, and when learned scholars and venerated religiousleaders were being imprisoned, and in many cases executed, that the Tibetansthroughout the plateau rose up and resisted. I would like Tibet to become amodernized country where its people can take full advantage of scientific and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 yet not at the cost of losing our Buddhistidentity. If we lost that, and even gained so-called total politicalindependence, this would be meaningless.Lodi Gyaltsen Gyari ,The Future of Tibet http://www.mandalamagazine.org/archives/mandala-issues-for-2002/december/the-future-of-tibet/
仲維光先生指出：任何一種宗教，由於追求的是人最根本關切的問題，堅持的是人最根本的價值，因此，在最根本上它必然是超越種族、地域的。它必然是人類最根本的寶藏。佛教如此，基督教、伊斯蘭教也是如此。即便儒學，也是如此。達賴喇嘛像甘地、哈威爾一樣超越了政治，地域，種族，宗教！哈威爾是從求真中，康拉德是從思想的對抗，知識分子的獨立性，索爾仁尼琴、布羅夫斯基是從人性，從藝術，達賴喇嘛則是從價值關懷，精神信仰，文化倫理實現超越。以獨立思想對抗專制，哈威爾、康拉德等知識分子樹立了典範。以文化傳統對抗當代共產黨極權主義專制，中國學者陳寅恪，余英時、許倬雲等人都努力過。如今，達賴喇嘛在以傳統文化及信仰對抗專制，已經成為當代，乃至歷史上最卓越代表人物。他在這一領域中樹立的高峰，將和哈威爾等人在現代知識分子中樹立的對抗專制的豐碑並立。他樹立的典範，不僅是以傳統、文化、信仰對抗專制，而且是一種更重要的，更普遍的，對西方民眾也非常迫切的超越政治的關懷與追求。
Tibet issue Tibetan viewBBC April 2008。An internal Chinese military documentstates that from 1952 to 1958,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crushed 996rebellions and killed over 10,000 Tibetans in the north-eastern region ofKanlho. Golog, another Amdo area, saw its population halved from an estimated140,000 in 1956 to about 70,000 in 1964.
袁紅冰，「西藏的命運――寫于《金色的聖山》新書出版之際」 2005年3月25日
文章來源：《博訊新聞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