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4月4日訊】《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1942年7月9日
尤任和阿列耶夫已從前線巡視回來。他們對所見的情況感到沮喪。
八路軍的隊伍(當然還有新四軍)，早已停止了對侵略者的主動出擊和反擊。盡管瘋狂的日本軍隊在中國東南部發動猛烈攻勢，日本還威脅要進犯蘇聯，這種情況至今依然沒有改變。
中共部隊對目前日本掃蕩其佔領區的行動不作抵抗，他們撤上山去或者渡過了黃河。
中共領導把國民黨看作是主要敵人，不遺餘力地要奪取中央政府控制的地盤，用各種手段來達到目的。
這些明顯的分裂活動危害中國人民反對侵略者的解放運動，加重了中國人民的犧牲，並造成與國民黨發生軍事衝突。而國民黨的力量，在目前來說，是非中共所能望其項背的。
1942年7月10日
我逐頁地翻譯毛澤東在文藝問題座談會上的講話。
他5月2日所作的報告是個引言。但是他在5月23日會議上所作的結論實際上是個政治報告，而且依我看來，帶有重要的掩蓋的傾向。下面就是值得注意的一頁：
“比如說文藝界的宗派主義吧，這也是原則問題，但是要去掉宗派主義，也只有把為工農，為八路軍、新四軍，到群眾中去的口號提出來，並加以切實地實行，才能達到目的，否則宗派主義問題是斷然不能解決的。
魯迅曾說：“聯合戰線是以有共同目的為必要條件的。……我們戰線不能統一，就證明我們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為了小團體，或者還其實只為了個人。如果目的都在工農大眾，那當然戰線也就統一了。”
這個問題那時上海有，現在重慶也有。在那些地方，這個問題很難徹底解決，因為那些地方的統治者壓迫革命文藝家，不讓他們有到工農兵群眾中去的自由。在我們這裡，情形就完全兩樣。我們鼓勵革命文藝家積極地親近工農兵，給他們以到群眾中去的完全自由，給他們以創作真正革命文藝的完全自由。所以這個問題在我們這裡，是接近於解決的了。接近於解決不等於完全的徹底的解決；我們說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和學習社會，就是為著完全地徹底地解決這個問題。我們說的馬克思主義，是要在群眾生活群眾鬥爭裡實際發生作用的活的馬克思主義，不是口頭上的馬克思主義。把口頭上的馬克思主義變成為實際生活裡的馬克思主義，就不會有宗派主義了。不但宗派主義的問題可以解決，其他的許多問題也就可以解決了。”
很明顯，這個報告是針對中共幹部中的某一派人的。
按毛澤東所說，黨內什麼情況都不令人滿意。黨在思想意識方面，“活的馬克思主義”已被“教條”所代替。如果把它變成為“實際生活中的馬克思主義，就鳥會有宗派主義了”。
可見，“實際生活中的馬克思主義”這個問題已經提到了中共的日程上。
1942年7月13日
昨天，康生給我一份毛澤東與斯諾談話的記錄。我把在莫斯科出版的那本留在家了，有些部份我要再看一遍。康對這種要求總是欣然答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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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音機裡對蘇聯在軍事上受挫大肆喧嚷。日本電台從早到晚在重覆著戈培爾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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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擔心。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國內出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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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突然被邀到毛澤東那裡去。到他那裡時已經很晚了。他一個人在。我們互相問了好。
毛澤東詳細詢問了蘇德前線的形勢。我把了解的情況告訴了他。他靜靜地聽著，看了幾次地圖。我幫他找到了他叫不出名字的那些地方。
窯洞裡烟霧彌漫，到處都是香烟屁股。主席遞給我一把椅子，自己坐在我對面的椅子上。他說，蘇聯政府沒有理由要擔心；對斯大林和蘇聯人民的擔懮，他和中國人民是理解的。因此，”我已經命令對日本法西斯作好戰鬥準備。讓他們來侵犯蘇聯邊境試試！你們不用擔心。八路軍的部署正在作必要的調整”。（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