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3月13日訊】《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1942年6月15日
尤任對延安一些黨的會議的開法作了這樣的總結：
黨的會議是根據上面的指示定下來的，不允許“無計劃地”主動召開會議。小組長作必不可少的開場白，說明會議議程的主旨，也就是預先為發言的內容和性質定好調子。
黨的紀律建立在批評和自我批評這種極其殘酷的方式之上。每次會上，小組長指出誰該受到批判，以及他為什麼要受批判。通常，一次會議有一個共產黨員受到“嚴厲批評”。人人都批評他。大家不得不這樣做。
被批評者只有“承認錯誤”這一個權利。但如果他不認錯，認為自己沒錯，或者“坦白”得不夠(據小組長或任何一個黨員看來)，那麼就再批判他。
會議多，發言長，調子高，內容雷同。這是一種真正的心理戰。
一些小錯誤，甚至連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往往也就成為“嚴厲批評”的內容。
我親眼看到一個小伙子，因為同一個女孩子談了話而受到嚴厲的批評，雖然誰也不知道他們談了些什麼。一般他們都設法不准我們參加黨小組會。
還有一次，無恥地謾罵一個女孩子，因為她竟敢在閒暇時穿過去留下來的一件家常衣服。發言者大聲斥責她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思想，並不惜用上一些下流的形容詞。
但人們的看法是，這只不過是一種心理戰而已。在心靈深處，人總歸還是人。他們跳將起來，說一通，於是就盡了義務。
然後，一個個像石頭人似的坐著，或者公然用打瞌睡來消磨時間。
1942年6月17日
當我們的軍隊在蘇德前線軍事上失利後，特別是當我政府由於對法西斯德國作戰，明顯地不能滿足中共領導所急需的大量武器之後，他們對蘇聯小組的態度發生了急劇變化。
中共領導人不肯理解武器對我們的極端重要性，我們自己也迫切需要武器。如果蘇聯戰敗，那麼不管是特區，還是共產黨軍隊，都將不存在。它們不是會被國民黨就是會被日本人摧毀。可中共領導人認為這是瞎說八道。
我看，中共領導人希望得到武器，並不是為了向侵略者展開武裝鬥爭，而是為了同國民黨鬧摩擦。這使東京的人感到多麼高興呀！
可是，康生代表中共領導向我保證，中共軍隊決心對日作戰。中共其他官員也向我作這樣的保證。這只是隨便說說呢，還是在搞兩面派？還是說，搞兩面派已經成為政策了？
1942年6月18日
日本人正在蘇聯—滿洲邊界完成其從去年11月開始的軍事建設。上幾周內，從日本運來的彈藥和裝備急劇增加了。據日本俘虜說，日本正急於在國內成立新的步兵部隊。
日軍正匆忙地把步兵師改建為摩托化師。四個團建制的師改編為三個團的。最新式重型坦克正運抵滿洲。
在中國活動的日軍只有10個步兵師，在南海地區另有20來個師。到目前為止，50多個師留作後備，毫無疑問是想用於對蘇聯發動軍事行動的。
流傳著很多關於日本企圖在今春進攻蘇聯的謠言。法西斯的東條內閣在德國的壓力下，以及為了要建立“新亞洲”—即要在東方摧毀任何有力量反對日本帝國的真正軍事力量，無疑是不會排除向蘇開戰的可能性的。這是個無可置疑的事實，但這也取決於蘇德前線形勢的發展。
康生的秘書肖里，到我們這兒來得很勤，特別是喜歡在我們吃飯的時候來。他填飽肚子以後，就談起哲理來了。今天，他一邊剔著牙一邊說：“幾千年前你們白人在幹什麼呢？你們用弓箭，而我們已經有了火藥。那時我們已經會開運河，築堤壩，建要塞，並且還會燒瓷，織造絲綢，造紙，做墨，而白人還在靠吃生肉過活。我們已經產生光輝哲學的時候，白人還剛剛在草創字母。我們的文化孕育了東方的文明，她是世界文化的發源地。”
多爾馬托夫氣得滿臉通紅。他走的時候，我們只是客氣地對他笑了笑。
古老悠久的文化使人們把封建的中國看作是第一個世界大國。幾千年來，這種思想在中國社會得到精心培育。遺憾的是，共產黨的某些黨員到今天還沒擺脫這種影響。
在中共領導中，毛澤東派正在佔上風。這表現在中共領導的政策上，中共領導不惜同國民黨瀕於破裂，而無視這一政策對解放事業的危害。這種做法不僅對日本有利，而且危及特區和中共本身的存在。在數量上佔巨大優勢的國民黨，很容易把駐在特區的少數軍隊消滅掉，然後摧毀中共的黨政機構。中共領導的政策真叫人叫驚！（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