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連載:《大遷徙》第四章

【新唐人2010年9月26日訊】第四章 田園將蕪胡不歸

20、“返庫自救”

農工點燃的庵棚漸漸熄滅,庫區狼煙慢慢消散,王福義潰敗的隊伍捂著新添的傷口,狼狽不堪地逃回了陝北高塬“渴死寡婦”的馬湖,劉懷榮、苗福群、陳文山的人馬也在當地政府組織的“清除”中土崩瓦解,四下逃竄。政府強拉移民回安置區的車隊揚起的塵土漸漸落定後,充滿殺氣和吶喊的庫區重歸寧靜。

失敗者並不甘心自己的失敗,他們伺機捲土重來。很快,渭北平原的渭南、蒲城、大荔等縣境內那幾大片鹵泊灘和鹽鹼窪地出現的新的躁動——十多年了,安置在這一區域的五萬多原華陰灘移民一直忍受著苦澀的鹽鹼水和缺衣少糧的生活熬煎。1964年以來,王志義、苗福群、王福義等人在庫區刮起的返庫風暴也一次次勾起了五萬華陰人對故土的懷念,他們也曾積極捲入那洶湧的風暴,雖未進入風暴的中心,但遼闊的華陰灘也一次次灑下了他們在農場爭地奪糧時流下的血與淚。

王福義潰散的隊伍剛剛消逝在茫茫的蒲城塬上,華陰灘五萬移民的“司令”劉懷榮已開始醞釀下一場更大的返庫風暴。這種“醞釀”或者說“預謀”的決心是艱難的 ——“劉司令”生活的地方是中國,自古以來,這就是一個“官為本”的國家——無權無勢的人叫“布衣百姓”,百姓把自己叫“賤民”而稱官員為“父母官”,甚麼“官尊民卑”,甚麼“民心似鐵,官法如爐”,甚麼“貧不與富鬥,民不與官斗”,這些成語民諺無不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善良的中國百姓。世世代代以耕種勞作為生的農民,心底裡更是懼怕政府,有著一種天生“良民”、“順民”的品德,只要有地種有飯吃,只要當官的不把他們逼到絕路,他們是萬萬不會“上樑山”的—— 即使是因政府幹部之錯,他們稍有“頂撞”,略有“抗旨不尊”,他們自己也會在一種大逆不道的負罪感下惶惶不可終日。所以,在中國,沒有——或者說很少有那種想和政府或願同官員作對的百姓,不進入生活的絕境,他們絕對沒有膽量和勇氣揭竿而起,不是非常原因,誰也會作國家的良民而決不去做政府的刁民。

何況,劉懷榮還不僅僅只是一個良民——當初,他領導下的義合鄉義升村三隊豐衣足食,富甲一方。政府修三門峽水庫要求“遷一家,保萬家”時,劉懷榮二話不說,未與家人商量就毫不猶豫地把全家11口人的名字全部報到了赴寧夏的先遣隊。他麾下的160多戶600餘眾也被他動員出了庫區。即使在安置區喝著不能喝的苦澀的鹽鹼水和令人作嘔的窖水,即使他的父母被餓死在遙遠的寧夏沙漠裡,他對政府、對國家的移民政策也沒有半點怨言。這種氣度,這種表現,不管是對國家對政府,還是對管理百姓的官員,劉懷榮無疑都應該算作一個標準的順民和良民……

要不是後來三門峽水庫高程的改變使庫區露出了那麼多誘人的土地,要不是部隊和省城的機關單位以國有所有制的名義併吞了移民集體所有制在庫區的那些土地,或者是安置區的糧夠吃,能解決飲用水問題,老社員能不歧視移民,或者是到庫區“拉吊莊”不老被追得雞飛狗跳,劉懷榮肯定會把這個順民和良民永遠當下去……

劉懷榮曾這樣告訴過記者:有時,我在想,假如僅僅只是自己失去了土地,只是自己過不下去,只是自己在安置區受歧視,那我也就認了。然而,關中東部幾十萬和自己一樣的農民都同樣喪失了土地,都同樣過不下去,都同樣在安置區受歧視,這就使人有些忍無可忍了。

這種移民背景下,“劉司令”身上那種“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古代義士秉性自然也就顯露了出來。

他覺得,忍無可忍,無需再忍,不“鬧”不行,就“鬧”個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於是,他加入了“鬧返庫”的隊伍,站進了王志義、苗福群、王福義等被人視為“刁民”的行列。站在這個行列裡,劉懷榮頓生幾分“壯士一去不復還”的悲壯和為民爭利的豪氣。他知道,這個行列裡的人,無論是怯懦的還是勇敢的,魯莽的還是工於心計的,輕率的還是深思熟慮的,無論過去是“良民”還是“刁民”,無論他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是先進或落後,只要邁出這一步,即意味著自己已脫離了農家人恪守的“樂天知命”的舊有軌道,闖下了“犯上作亂”的彌天大禍。

然而,劉懷榮仍硬著頭皮往下走,走進離“良民”標準越來越遠的地方,走進他無法預知福禍吉兇的暴風雨中。

劉懷榮並沒有人云亦云地胡鬧。他始終把握一個原則:作為本來就熱愛國家、熱愛政府的移民,只以返庫和種地為目的,返庫中要“鬧”得有理有節,不違法違規。他知道:這返庫“鬧”得出了“界”,或超出了國家和政府容忍退讓的底線,就會有一柄達摩克斯利劍從天而降,就會有諸如“暴亂”、“顛覆國家政權”、“破壞社會治安”之類的罪名讓你去領受牢獄之災。

儘管後來他也沒能躲過那個“破壞社會治安”的罪名,但對各次返庫失敗教訓的吸取不僅使他避開了更多的罪名,而且也為移民最後成功返庫奠定了紮實的基礎——

王志義等人的鋃鐺入獄使他明白了“鬧”的尺度和界線,對“鬧”的分寸有了更加準確的拿捏﹔在苗福群的屢“鬧”屢敗和屢敗屢鬧的“鬧”騰中,他學到了堅韌,也悟出了“鬥爭策略”﹔從王福義的失利中,他知道了“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在進庫前就首先派人去摸農場領導及農工對移民的態度,搞清哪個農場可利用,哪個連隊應作為攻擊對像﹔不久後的“清明祭祖返里”行動失敗後,他和王福義等人都有了“硬弄不行,得邊返庫邊上告,把問題反映到上邊”的醒悟……

有了豐富經驗的“劉司令”以布衣百姓少有的睿智在既要“鬧”返庫又不違法違規之間尋找著平衡。他說:返庫的事不“鬧”則罷,“鬧”就要鬧得有理,“鬧”得成功,至少,“鬧”返庫不要授人以柄,鬧得自己不能脫身,鬧得入獄坐牢……

在這樣的原則下,1982年返庫前,劉懷榮首先開了一個大會,讓移民了解自己設計的返庫“藍圖”。這個會是1981年11月的一天在稼店鄉司家村開的。

會場佈置得很氣派很有聲勢,四面的牆上、樹上都插滿了紅旗,紅紅綠綠的標語口號從村裡貼到了鄉上。
會場上,“移民返庫動員大會”的會標和兩邊“返庫有理,種地有權,徹底解決,只有返遷”的口號遒勁有力,很有氣勢。

會議規模很大,一萬多與會者把村裡的打麥場擠得滿滿的,周圍的空地裡也全是人。參會者很廣泛:華陰八個鄉的移民來了,渭北五縣(蒲城、富平、澄城、合陽、白水)的移民代表也來了,稼店鄉政府的幹部也來了——他們是得知消息後準備來攪局的,但一看會場周圍站滿了手持棍棒,隨時準備與人惡鬥的年輕人,幹部們只好放棄興師問罪的打算,站在場外暗暗監視會議動向。為會議擔任警戒的年輕人挑釁道:“鄉領導,該幹嘛就幹嘛去吧,用不著你們站崗放哨了!”

“放心吧!誰敢搗亂,我們一定把他揍得屁滾尿流!”

“回去吧,我們可沒給你們安排吃喝……”

“今天人多,你們的安全有甚麼閃失可沒有人負責。”

在會場警戒者的威脅和驅趕下,鄉幹部們氣憤而又無可奈何,只好悻悻而去。

會議在掌聲和口號聲中開始。各縣代表發言後,華陰的代表也表達了堅決返庫的決心,最後,劉懷榮講話。這位在各縣移民中有較高威望的“司令”歷數移民的苦難,痛陳一年來糧食歉收,移民生活的艱辛,然後指出,只有返庫奪回土地,生產自救,才是移民的唯一活路。

接下來,“劉司令”在一片掌聲、口號聲和歡呼聲中部署:1982年正月15日返庫。各縣參加返庫的一個村分成一個點(華陰共60個點),每個點製作一面旗幟﹔一個點準備五口鍋灶,一個縣安排一個醫生。每個返庫者都要帶足糧食和農具……

為了使返庫萬無一失,司家村會議後,劉懷榮分五個組對會議佈置的工作進行了檢查,同時,於1982年的正月初九派出三個“偵查員”到庫區摸情況。

一切準備就緒,正月15如期而至。又一次返庫浪潮呼嘯奔湧著捲向庫區。

《渭南移民志》說:1982年,移民返庫,由旱塬地區發展到平源灌區,返庫地點,由朝邑灘發展到華陰灘,返庫移民在3000多人次。他們攜帶口糧、種籽、牲口農具,湧向庫區。一路上散發傳單,張貼標語。在華陰灘召開2000餘人(據移民回憶,華陰實際返庫6000餘人,本次返庫的總人數近一萬)的“移民返庫誓師大會”。他們高呼“寧做庫區鬼,不做安置區人”、“不忘移民苦,返回老家園”的口號,大造聲勢,在庫區搶種3000多畝……

《移民志》沒有記述到的還有這樣一些情節:這天,“總指揮部”“劉司令”一聲令下,八縣幾百餘鄉的移民一萬多人出發了,一百多輛隆隆轟鳴的小四輪拖拉機在前開道,車上坐滿了高擎“移民返庫”、“生產自救”的移民。浩浩蕩蕩的隊伍裡,劉懷榮、苗福群、王福義、陳文山等“司令”各自走在本縣隊伍的前邊。他們的身邊,行進著充當“衛隊”的青壯年,還有背著鍋碗搞後勤的婦女,挂著藥箱的醫生和專門去開商店的“店員”。一路上,人聲鼎沸,狗吠牛叫,每逢路過場鎮,移民們還動情地唱起篡改的《松花江上》。

“我的家,在渭河平原,那裏有棉花小麥,還有那,祖輩的墳山。五六年,五九年,在那些傷感的日子。離開了家鄉,去了旱塬高山……爹娘呀,爹娘呀……何時才能回到黃河灘邊……”歌詞雖不倫不類,歌聲卻淒淒切切,催人淚下。

路過鄉鎮城區,移民們那被個別政府幹部恨得牙痒痒的“囂張氣焰”一點也沒有收斂,一夥年輕人還故意衝著政府大樓扯著嗓子高唱:“東風吹,戰鼓擂,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不是移民怕官員,而是官員怕移民……”。

進入庫區,按事先的安排,苗福群、王福義、陳文山等“司令”各帶一股移民向朝邑、沙苑農場而去。劉懷榮則帶幾千移民直奔華陰灘。“劉司令”從事先派出的 “偵查員”那裏得知:華陰農場八連的空房子最多,八連的人也最愛打架。這之前,為爭地已與人數次惡鬥,他們打移民,打其他連隊,當地政府工作人員也打,某鄉一書記被其打斷好幾根肋骨。該連由此聲威大震,人稱“鋼鐵八連”。

劉懷榮不信邪,他要“化”掉八連這塊“鋼鐵”。採訪中,劉懷榮竭力而又有些詞不達意地想向記者表達出一種關於威懾與和平共處之間的關係,但他的語言表達和概括能力都達不到那樣的水平,講來講去也沒有講清自己的意思,急得他滿臉通紅,說話都有些疙疙瘩瘩了。

記者只好用二戰時英國人伊宛里克的那種觀點幫他概括:所謂和諧和睦,只有在實力相當時才能提出來討論——平衡源於力量,和諧有賴於威懾。

記者把這個意思講出後,劉懷榮一拍手,連連贊同:“對!對!就是這個意思……”

“劉司令”的思路是:華陰灘是塊風水寶地,但也是一座不容二虎之“山”,一旦進入此“山”,朝邑農場四連襲擊王福義部那種事肯定在所難免,要趕移民出灘和企圖將移民“驅逐出境”的也肯定不只一個八連。所以,要想在華陰灘上站住腳,不做鐵錘,就作挨打的鐵氈。

劉懷榮想把移民變成砸向鐵氈的“鐵錘”。想從此在華陰灘紮下根來。他想到了作“鐵錘”的捷徑:擒賊先擒王,對手中誰橫就專跟誰拼,殺雞給猴看或殺一儆百——具體說,就是要“殺”八連的威風給庫區敢於挑戰和企圖挑戰的其他農工看!

到華陰灘後,幾千移民呼啦啦地將八連所有的空房間搶佔一空,並在八連的周圍密密麻麻地搭建庵棚。劉懷榮的“衛兵”為他搶佔了四間空房,他“指揮部”的牌子就挂在中間兩間房子的中間——26年後,劉懷榮還記得:“那次返庫的苗福群、王福義、陳文山都挂了『移民返庫生產自救指揮部』的牌子,但我住的那裏挂的是 『總指揮部』的牌子。”

上午11點,三面大旗幟在劉懷容的“總指揮部”升起,各村各點也同時樹起了印有“移民返庫”、“生產自救”字樣的旗幟。接著,震耳慾聾的鞭炮響起,移民們像過節一樣在鞭炮的煙霧中興奮地奔跑著、歡呼著……

21、威懾

二十六年後,劉懷榮回憶華陰農場八連農工面對移民返庫後所作所為的神情時非常得意:“他們怯怯的,根本不敢動!”

對於那些“怯怯的”農工,“劉司令”和他的部下們表現出了極大的的寬容和真摯的友好。以前,每逢搶種搶收季節,農工常請流落庫區的移民幫忙種地,除供吃供喝外,干一天,農場還給移民付兩到三元的報酬——劉懷榮在庫區“拉吊莊”時,就曾多次給農工種地混飯吃並掙一份外水補貼家庭。

有時,農工不請他也去幫著干——他見不得那些從城裡來的娃娃幹活笨手笨腳的樣子,更不能容忍那些城裡人對土地作踐糟蹋,他覺得,城裡來的人根本就不熱愛土地,完全是以應付了事的態度進行掠奪式耕種,那些過去肥得流油的土地到了城裡人手中,那結局也就難免像一個胖嘟嘟的娃娃死了親媽,遇到了一個並不喜歡小孩的後娘。才幾年時間,庫區的土質越來越瘦不說,還嚴重鹽鹼化和沙化,地裡的草比莊稼還深。視土地若生命的劉懷榮見自己熱愛的土地被如此糟蹋,心中十分難過,很多時候,農工不請他也會去地裡侍弄一陣,在勞作中寄託自己對這方故土熱愛、留戀的深厚情感。

“返庫自救”以來,劉懷榮和他的部下們就向農工宣稱:這次,移民返庫幫農場種地,不吃農場的飯,更不要農場的報酬,白幹了還負責教農工種地。他們的行為除有建立“統一戰線”的政治目的外,還真實地隱含著一種無法割舍的情感——就像久別的遊子歸來,要伺俸護理瘦骨伶仃的母親一樣。

移民們幫農工幹活中的統戰目的和土地情結同樣鮮明、突出。劉懷榮反覆吩咐他的部下:不得破壞一草一木,不得與農工發生衝突,不能給他們留任何把柄。“劉司令”要給地方官員們留下這樣的印象:移民返庫後不會影響噹地穩定,他們能同農工和平共處……

部下們似乎十分理解劉懷榮的意圖和苦心,嚴格地執行著“司令”的指令,對農工的挑釁作到了罵不還口,打不還手。

返庫的第十一天,“怯怯的”農工們終於忍不住試探性地反擊了。李軍等三個青年移民去井邊挑水,農工楊小剛來了,他邊猛推李軍三人邊罵:“你他媽的,誰允許你們到我們的井裡來挑水!”

被推倒在地,水撒一身的楊軍爬起來問:“你們的井?我爺爺那一代人就在這口井裡吃水了,你們才來幾年,怎麼就成你們的井?”

楊小剛耍橫,“現在就是老子的井了,怎樣!”

李軍冷笑道:“哼,簡直豈有此理!”

“你他娘的土包子還懂豈有此理!”楊小剛邊罵邊揮拳打去,李軍當即鼻血噴濺,另兩個移民剛問:“你為甚麼打他?”楊小剛拾起地上的扁擔罵道:“老子不但打他,還要揍你!”接著又向兩個移民一陣亂打,其中一人腿部受傷倒地,另一個頭部傷口鮮血直流。

忍無可忍。李軍擦一把臉上的鮮血罵聲“媽的,欺人太甚!”然後攥緊拳頭和另一個移民一步步向楊小剛逼近,倒地的移民也艱難地站起,一拐一瘸地圍了上來。李軍大叫一聲一把楸住楊小剛的領口揮起了拳頭,但就在拳頭要砸下的一瞬間,卻突然停在了楊小剛的頭頂,過了五六秒鐘,李軍的拳頭鬆開了,他一把推開瑟瑟發抖的楊小剛,扶著受傷的同伴離開了。

欺人太甚,“劉司令”豈肯善罷甘休。他派人叫來八連的保衛科長何某,用氣憤而不失幽默的語氣通報說:“何科長,你那個叫楊小剛的農工好厲害,把我的三個人打得頭破血流呵!”

何科長得意地呵呵一笑:“承讓,承讓!”見劉懷榮臉色陰得可怕,何科長又改口說:“年輕人打架嘛,難免擦破皮流點血,我們就別去管他了。”

劉懷榮啪地一拍桌子,“那是打架嗎!一個人把三個人打得頭破血流,你的農工真有那麼大的本事?我倒想領教領教。”劉懷榮站起來,一字一句地說:“何科長,毛主席早就講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講到這裡,他提高嗓門朝門外的“衛士”喊道:“王小華,去調五百人來,跟他們八連的一百五十號好漢比試比試!”

何科長慌了,忙攔住王小華,然後朝劉懷榮尷尬地一笑道:“劉司令,別這樣,我們八連那些人哪是你們的對手呀。打你人那小子我知道,是個二球貨,你就高抬貴手放他一馬算了……”

農工一人打三人移民不還手的事很快在庫區引起議論紛紛。移民們認為窩囊﹔農工說這是劉懷榮的韜略﹔渭南地區有位姓陳的領導則誇獎說:“劉懷榮那些移民的紀律比部隊都還嚴吶!”

不管人們怎樣評價“劉司令”對“打架事件”的態度和策略,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從那以後,庫區內農工和移民的關係發生了微妙的改變:懾於移民人多勢眾和較強的組織紀律性,農工再也不敢輕舉妄動地進入移民佔領區,移民在庫區的領地逐步鞏固。楊小剛打人事件後,農工和移民不僅再也沒有發生過大的摩擦,沒有打過架,相反,大家和睦相處,相安無事。

這種和睦相處的氛圍使得農工和移民有了更多相互溝通的機會,這種溝通使更多的農工逐步醒悟到:移民“鬧返庫”的目的只是庫區那些被他們視為生命之根的土地,而土地對於自己這些來自西安的農工根本就不重要,相反,這些土地是改變自己城市人身份的一種羈絆,是阻止自己回西安同家人團聚的最大障礙——農工的生命之根在西安,農工更留戀那個曾養育自己的城市,只有回到那裏,自己才能擺脫目前這種臉朝黃土背朝天的勞苦,才能獲得恢復自己城市人身份的機會。要回到那裏,唯一的出路就是農場把那些原本屬於移民的土地交還給移民,無地可種的農工自然就可以返城安排了。

不同的目的使農工、移民這對昔日的冤家成了“一條戰壕裡的戰友”,農工和移民串通一氣的局面出現了——被採訪的移民們至今大多仍記得,農工是怎樣暗中為他們提供方便,主動讓出地盤,讓出住宿的地方。以往,每當政府組織力量驅趕庫區移民時,農工總是重要的先鋒隊。後來,當地政府又想利用農工驅趕移民時,竟被其拒絕了。這種關係的變化使當地政府幹部驚呼:“農場職工和移民穿一條褲子了!”

情況還不僅僅如此,據大荔移民李孝玉回憶:數年來,移民同農工爭鬥總是兩敗俱傷,這樣的結局使移民“司令”劉懷榮、王福義、陳文山等人逐步認識到:農工與移民之間並沒有甚麼根本的利害衝突,其實是可以成為朋友的。於是,他們安排移民同農工交朋友。

根據“司令”們的指令,移民對農工的滲透取得了成效——移民代表侯正亮與四連農工顧石強成了拜把兄弟,後來,政府方面想驅趕移民到農場去聯絡農工時,他就將情況及時傳遞給移民,移民得到消息,馬上卷起被蓋就躲進莊稼地裡,使當地政府費很大勁才組織起來的行動常常扑空。

大荔、華陰等縣和渭南地區不斷把移民返庫後的嚴峻形勢層層上報至陝西省政府,一份《情況匯報》中稱:這是一次有組織、有計劃、有準備的返庫,其規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大,方法比以往更難對付。劉懷榮率眾返庫之時,即做了充分準備,他們攜帶糧食、鍋灶、農具、種籽,他們在庫區搶佔農場房屋自搭庵棚,開商店,養雞鴨,完全是一副既來之則安之的架勢。自返庫以來,他們分片搶佔地盤,劉懷榮的人馬駐紮華陰灘,強佔農工土地3000餘畝。

蒲城王福義和渭北五縣的人馬會合後,數千移民強行開進部隊雨林農場場部,佔據農場五六十間窯洞,自己建窯洞一百多間。朝邑灘上,苗福群和陳文山也率眾數千搭建庵棚,強住農場房屋,搶種土地……

《情況匯報》以近乎疾呼的急切口吻反映著事態的嚴峻:移民同部隊的關係危機!移民與農工的關係危機!整個庫區危機!

危機的事態驚動了陝西省政府。陝西省政府表態了——庫區各縣、區、鄉鎮的有線廣播反覆播報著省政府的指示:“庫不能返,地不能種,種了無效。”

移民們毫不退讓。華陰灘、沙苑灘、朝邑灘上的移民們以標語、口號、對話等方式傳出了針鋒相對的聲音:“庫失修,民必返。”“返庫有理,種地有權”。

公開的對抗形成了令人不安的僵持,政府幹部的行動首先打破了庫區的僵持局面。1982年農曆2月26日,陝西省民政廳王廳長、農業廳樊廳長、渭南專署宮專員、安置區和庫區各縣縣長及各鄉鎮一二把手到庫區“安撫”移民。領導們“安撫”的第一站是華陰。

在華陰灘“移民返庫生產自救總指揮部”,宮專員先同劉懷榮談了一次話,說“省、地、縣、鄉的四級領導準備召集移民代表對話,希望你能顧全大局,在會上協助領導做做工作,動員移民回到安置區。”

劉懷榮表示:“各位領導先聽聽移民的呼聲,如能基本滿足移民的要求,我一定配合領導的工作。”

接下來,劉懷榮被貴賓一樣迎進了坐滿省、地、縣領導的華陰農場場部大會議室的主席臺上。往下一看,劉懷榮發現各鄉鎮的書記、鄉鎮長同幾十名移民代表各坐一邊。會議室外,一千多名前來“旁聽”會議的移民也靜靜地擠在屋檐下及會場兩旁的壩子裡,在瑟瑟的寒風中,大家屏住氣息,默默地張望著會議室,生怕聽不清會場裡的聲音。

正在這時,會議室傳出省農業廳樊廳長的聲音,“苗福群來了嗎?”有人回答“沒有。”

“他怎麼沒有來呀?這個老漢,不知道天高地厚,像疥肚子(即癩蛤蟆)跳門檻——蹲尻子傷臉(有文章說這句話是某專員罵劉懷榮,劉說,這句話其實是樊廳長在那次會上對我指桑罵槐)!”樊廳長的話音剛落,會場的氣氛一下變得劍拔弩張。

劉懷榮噌地站起剛想說甚麼,一個叫車利洲的移民老漢卻搶了先,只見他站起,從屁股後抽出旱煙袋梆梆梆地在椅背上猛敲幾下才說:“我們移民是不知天高地厚,我們響應黨的號召去寧夏,去陝北高塬,歷經世上磨難,遭盡人間苦罪,你們卻以為我們是囚犯,把我們當疥肚子。好哇,今天就請你說清楚,我們怎麼就是囚犯,怎麼就成了疥肚子?”

車利洲的話像一粒火星,騰地一下點燃了移民們壓抑已久的怒火,會場內外不斷傳出夾雜著怒罵的質問聲,“對,讓他說清楚,誰是疥肚子!”

“我們是疥肚子,你們當官的是甚麼東西?說!”

“為甚麼辱罵我們移民?”

“不說清楚弄死他個狗日的!”

“讓他站起來說,怎麼不說了?啞啦!”

樊廳長自知失策,不敢吱聲了,移民得理不饒人,幾個老頭老太婆衝進會場對樊抱胳膊扯腿,宮專員剛要上前阻難,一白鬍子老漢一下跪在他面前高呼:“青天大老爺,你給我們移民做主啊!”宮專員趕緊俯下身去扶白鬍子老漢。

這時,樊廳長已被幾個移民逼到牆角,他本想指桑罵槐地給坐在主席臺的劉懷榮來一個下馬威,沒想到卻犯了眾怒落得個引火燒身。他朝會議室的同僚們投去求援的目光,但同僚們有的埋頭抽煙,有的無可奈何地避開他的目光。面對那些憤怒的臉膛和朝自己指指點點的移民,樊廳長懵在那裏不知所措了。

坐在主席臺左邊的民政廳王廳長見狀,側過身拍拍劉懷榮的腿,“老劉,制止一下吧!”

劉懷榮頭也不回地說:“你們把群眾逼起來了,我沒有辦法。”

宮專員湊過來拍拍劉懷榮:“懷榮,你就看著我丟人呀!”

劉懷榮仍推辭:“宮專員,不是我看領導丟人,我實在……”

不待劉懷榮講完,宮專員接過話頭:“別說沒辦法,試試吧。”

“那好吧,我試試。”劉懷榮答應專員後朝會場大吼一聲,“靜一靜!”會場內外的怒罵吼叫聲立即嘎然而止。劉懷榮本想讓宮專員等官員就此下臺,但想到樊廳長剛才辱罵移民那些惡毒的話語,他又故意重新在會場掀起波瀾,“別在這裡喊,回移民返庫總部喊行不行?”

“不行!”會場內外喊聲更響了,有人還故意把會議室的大門和窗戶擂得咚咚直響,“堅決要那家夥說清楚,誰是疥肚子!”

“姓樊的承認自己是疥肚子我們就不吱聲。”

“姓樊的,承認自己是疥肚子吧……”

畢竟是官場的人計高一籌,渭南縣史縣長在宮專員耳邊說了句甚麼,然後朝會場喊道:“靜一靜,下面,我們歡迎劉懷榮同志講話行不行?”

“行!”剛才還是驚濤駭浪的會場馬上風平浪靜,幹部和移民們都鼓掌歡迎,樊廳長這才趁機退下,還想捉弄樊廳長的劉懷榮只好接招講話。

不過,劉懷榮並沒有按照領導的意思講,而是藉此宣傳移民返庫的話端理直。他從移民響應國家“遷一家,保萬家”的號召講起,歷數移民在寧夏,在陝北高塬遭受的種種苦難,痛陳移民失地後的痛苦和艱難,指責一些幹部當初對移民的謊言與欺騙,然後再把話題回到陝北乾旱上,大講“返庫自救”,“返庫有理”,直聽得在場的領導們大氣呼呼而又不敢打斷。特別是宮專員本身有高血壓,會前被折騰了那麼一陣子已有些吃不消,劉懷榮那近兩小時的長篇大論,聽得他心煩意亂,如坐針氈,最後高血壓復發,被人扶出了會場……
劉懷榮友善地叫自己的“赤腳醫生”替宮專員治病。宮專員拒絕了劉懷榮的好意。

22、祭祖

劉懷榮得意地告訴記者,“清明返庫祭祖是一次偉大的行動,是我組織返庫中最成功的一個傑作。”

採訪時,已86歲高齡的劉懷榮依然能清楚地回憶起自己這個得意之作的來龍去脈,依然能記得“傑作”中的每一個主要人物和每一個也許並不重要的細節。對於記錄這一事件的所有文字資料,劉懷榮完全熟悉到了如數家珍的地步。更令人吃驚的是:他竟能大段大段地背出《黃河大移民》中的內容,然後極有見地地加以評論。

他說:《黃河大移民》這本書寫得很好,但作為紀實文學,它太文學了些。紀實的作品,應是真實的。但這本書在寫我的那一部分,有失實的地方。比如,書中說我們清明返庫時,“聲勢浩大的移民隊伍穿城而過,在渭南市街上遊行一圈,上百輛手扶拖拉機上,移民打著紅旗,扯著白紙黑字橫幅標語:『清明返里祭祖』……” 情況不是這樣,當時,我們已在庫區,是正月十五去的,已在庫區建好庵棚,搶種耕地,說我清明時才一身皂衣,鼻樑上架副墨鏡,肅穆地站在最前邊一輛拖拉機開道車上,情形如同閱兵式,這不但與事實有出入,也太誇張了。並且,當地政府到處組織人抓我們回去,我們還敢開那麼多的拖拉機在渭南市穿城而過,到街上去遊行一圈?那不是自投羅網嗎……

不管怎麼說,劉懷榮雖然沒有書中描寫的那麼張揚,但在庫區,劉懷榮的確正在緊鑼密鼓地籌劃、部署著一場即將聞名三秦的“清明祭祖返里”。

其實,劉懷榮對自己這一“傑作”的構思,應該說早在1981年11月(陰曆)冬荒到來前就開始了。當時,他預計:返庫後,不管你去多少人,少則一兩月,多則三五月,政府必定會組織力量對其遣返。要達到徹底返庫或者是在庫區堅持得長久些,除了人多勢眾,還得要理由正當,師出有名,且應使返庫不斷形成一波接一波的**。

劉懷榮盤算:1981年莊稼欠收,第一波可在1982年的正月以“生產自救”為由返回庫區,先種上棉花、玉米。移民缺糧,返庫人數肯定眾多。移民在自己原來的土地上種點莊稼度過飢荒也名正言順﹔清明時節,再掀起返庫第二波。劉懷榮深知移民對埋葬在庫區的祖先遺骨有著不能忘懷的深情,清明返庫,更容易勾起他們懷舊戀祖之情。且當地政府也無話可說,有甚麼理由禁止人們在傳統的掃墓日回鄉祭祖呢﹔清明之後再堅持兩月左右便是收穫玉米的季節了,這種時候,誰要想趕走缺糧已久的移民,簡直比虎口奪食還要難——更重要的是,“誰種誰收”,這是關中大地流傳了數朝數代的習俗,政府幹部也不能破這規矩。收了這一季,馬上就該種小麥了……

劉懷榮彷彿看到千家萬戶已返回庫區安居樂業的景象。在這種美好“景象”的激勵下,劉懷榮滿懷信心地實施著他的“藍圖”。清明前的半個月,他就與手下商議,為了進一步加強移民的返庫意識和擴大返庫的影響,利用清明之機,動員一切力量到庫區“清明祭祖”。那之後,他派人秘密回村,通知所有移民,除留下看家的外,全部到庫區“祭祖”。同時,他還派人去與蒲城王福義,澄城兩大“司令”苗福群和陳文山等人密謀,讓其在渭北五縣多組織人馬下山參與“清明祭祖”。

劉懷榮的部署雖然十分秘密,但移民們在相互通知串聯時仍露出了風聲。清明的前一天,渭南的史縣長找到劉懷榮的“總指揮部”問:“老夥計,聽說你明天要開祭祖大會,有多少人?燒不燒紙?游不遊行?我好安排。”

見縣長已知道了自己的計劃,劉懷榮心中不由一緊,臉上掠過一絲恐慌,一個個疑慮湧上了他的心頭,“他此時來干甚麼?『掐頭頭』把我抓走?破壞明天的祭祖大會?”他知道,縣長如果現在“掐頭頭”把自己突然抓走,這次策劃已久的“清明祭祖”將群龍無首,必定歸於失敗。如果是他明天派人阻止自己的“祭祖”大會,那也必將成為一場惡戰。他不想被抓,更不想祭祖大會遭到破壞。於是,面對史縣長的詢問,他狡黠地嘿嘿一笑道:“史縣長,移民都把鐵鍋吊起當鐘打了,還祭啥祖?開啥會?大家是回來管理一下地裡的玉米,順便給祖宗上上墳。”

史縣長不信,“順便上墳?為啥都集中在一天來?”

“只有清明才能上墳,自然要集中在一天來。”

史縣長問不出個名堂,只好指著劉懷榮警告說:“老劉,別給我耍花招啊,有甚麼我可唯你是問!”劉懷榮大包大攬地一拍匈部,“縣長放心,出了問題你找我!”

史縣長半信半疑地離去。第二天,令史縣長瞠目結舌的事情終於發生了。上午11時許,連夜下山返庫的萬餘名移民匯聚到華西鎮的十字路口,然後浩浩蕩蕩地舉著 “返庫祭祖”的旗幟朝華陰城遊行而去,一路上,移民們高呼“還我祖墳,還我土地”,“種地無罪,返庫有理”等口號。引得市民圍觀,造成城內交通堵塞。

最後,隊伍在華陰城邊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公祭儀式。在一隊侍衛的簇擁下,一身皂衣,神情肅穆的劉懷榮登上臨時搭建的簡易主席臺,頻頻朝呼喊喧鬧的人群招手致意。臺下漸漸靜了下來,劉懷榮這才摘下墨鏡,開始抑揚頓挫地宣讀事先準備好的悼亡詞。那篇出自於讀過私塾的“秘書”李鬍子之手的悼亡詞半文半白,劉懷榮讀起來有些疙疙瘩瘩,七拉八扯,他越讀越覺得彆扭,於是,乾脆扔掉講稿信馬由韁地演講起來。他先把北宋一位名人那“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強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的話以他的理解翻譯成現代語,然後再大講“水可載舟,亦可覆舟”之類的道理,斷定“庫區的個別官員騎在移民頭上作威作福,早晚會遭到廣大移民的唾棄”。接著,他話鋒一轉,聲情並茂地抒發對庫區移民祖先的追思和懷念,同時自責離開庫區後未能常給各位祖先守靈掃墓的不孝,最後,他歷數庫區幹部欺騙移民外遷,使其不能安居,不能盡孝,並痛陳政府幹部幫西安等地的政府單位在庫區搶佔土地,挖人祖墳的種種行為……

講到動情處,劉懷榮潸然淚下。他揮淚問道:移民兄弟們,我們能容忍那些佔我土地,挖我祖墳的強盜嗎?
“不!”臺下人熱淚盈眶,揮著手臂發出怒吼,猶似一聲悶雷滾過。

“華陰農場的人把我們祖先人的墳都刨了,把骨頭當做牛骨頭狗骨頭作了化肥我們怎麼辦?”

“趕走他們!”

“還我祖墳,返回老家園!”

“不忘移民苦,我們要種地!”

“寧做庫區鬼,不做安置區人!”
……

臺下的口號此起彼伏,一浪高過一浪。這一幕看得史縣長膽戰心驚,鬼火直冒,但他明白,任何一點輕舉妄動的後果都是不堪設想的——誰敢動了臺上那位攪起這場怒潮的“司令”,臺下的這些“怒潮”就不只是遊行一下,呼呼口號那麼簡單了,這些為了生存而聚集的移民會成為失去理性的“覆舟”之水,會為了帶領他們謀生存的“司令”去與人拚個你死我活。意識到這一點,恨得咬牙切齒的史縣長只好無可奈何地克制著,直到公祭儀式結束,他才用微笑掩蓋著滿腔怒火前去面見劉懷榮:“老劉啊,你不是說大家返庫只是管理一下地裡的玉米,順便給祖宗上上墳嗎,怎麼搞出那麼大的動靜?你給我弄大麻煩了!”

“麻煩?甚麼麻煩呀?”劉懷榮表面裝聾賣傻,其實,他心裡非常清楚史縣長的“麻煩”——聽縣、鄉幹部講,渭南地委行署領導對史縣長阻止移民返庫不力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某領導還在電話中對他吼:“你去把那個劉懷榮看緊點,再出甚麼事,你這縣長也就別當了!”

為了穩住劉懷榮,使其別再弄出甚麼事來,史縣長不得不強裝笑臉,“老劉,過去的事就算了,你們還有甚麼活動呀,說了我一定盡力滿足。”

劉懷榮知道史縣長“盡力滿足”中的虛情假意,但他仍裝作信以為真的樣子告訴史縣長,“我們還要上華山祭山神,望你能安排。”

劉懷榮料定這樣的要求史縣長斷然不會同意——上萬名“鬧事”的移民上華山祭奠山神,那將會是怎樣一種情形!這種情形造成的巨大聲勢和“政治影響”別說一個小小的史縣長,就是渭南或者西安的官員也未必能承擔得起這個責任。劉懷榮提出這個要求,不過是針對史縣長的虛情假意的一種回應,說完也就沒有記在心上。不料,第二天,史縣長通知劉懷榮,“地委、行署領導同意你們16個領頭的去華山。”

“其他人呢?為甚麼不讓所有移民都去?”

“去多了不安全。”

“甚麼不安全,是想把我們領頭的與移民分開後再一網打盡吧?不去,不去了!”

劉懷榮話未說完,便拂袖而去,走出老遠,史縣長仍站在那裏皺著眉頭望著他的背影直搖頭。

如此“囂張”的劉懷榮、陳文山、苗福群、王福義等人的行為促使當地政府加緊了對返庫移民的驅趕。清明祭祖事件後,當地政府就開始派員說服和動員四大“司令”及他們手下的大小頭目返回安置地,但這種說服動員的效果微乎其微,動員幾個月,幾乎就沒有一個移民回安置點。這種沒有效果的動員說服迫使政府幹部們採取強硬措施。

1982年中秋前後,整個渭南地區一直處於緊張戒備狀態。原華陰市政法委書記李集新至今還記得渭南地委書記、專員親自坐鎮督戰,如臨大敵一般調兵遣將的情景:全地區九個縣市,不管有無移民,不管是安置縣還是移民縣,到處都在動員,到處都在調動人力物力前去庫區參戰。鄉鎮街道或村裡的大喇叭裡不停地播放著領導的講話:“對那些不聽勸告,不肯回安置區的頑固分子,就是抬也得把他們抬回去,兩個人抬一個不行,就去四個人抬,抬不動就用車拉。我們就是要實行人海戰術,大兵團作戰,徹底挫敗這些非法返庫者!”

有移民參加返庫的各縣任務更重,渭南地區要求:自己的小孩自己抱,凡有移民的地方,要自掃門前雪,各拉各的人。為了完成任務,這些縣各村社的幹部、基幹民兵全部集中到了縣裡,各級黨政機關除了留下守門的,其餘人員全部傾巢出動,縣委書記、縣長帶隊指揮,各鄉書記、鄉長分別帶領人馬、車輛奔赴庫區,一時間,條條通往庫區的道路上車輛轟鳴,塵土飛揚,大批車輛、人員擠滿了大荔縣城,也擠滿了華陰、朝邑灘頭,到處是人聲鼎沸,馬鳴車叫。

這種兵臨城下的陣勢極大震懾了那些沒有見過世面的移民,他們驚惶地奔走相告:“政府軍來了!要把我們全部抓起來……”

驚惶的信息者像瘟疫一樣迅速在移民中傳播,幾個“移民定居點”的人無不驚恐萬狀,慌作一團,有的甚至開始收拾行裝,準備逃跑。開初,劉懷榮還試圖穩住陣角,他召集幾個小頭目開了個短會,讓大家分頭去安撫穩定惶恐的隊伍,同時,劉懷榮還派人前去大荔和朝邑聯繫苗福群、陳文山等人,約定三處結成同盟,相互支援。但不想,苗福群、陳文山等人也已被“政府軍”分割包圍,自身難保。

轉眼間,清明祭祖聲勢浩大的移民隊伍失去了昔日在鬥志和力量上的優勢,與“政府軍”短兵相接後,很快就節節敗退,最後被其團團包圍在各自的“指揮部”附近很小的範圍裡。然後,“政府軍”將那些擁在一起哭爹叫娘的移民一個個撕扯開,抬手抬腳地將其拖到一旁,連同他們的鍋碗瓢盆和充滿汗臭氣的衣物、被子扔上汽車強行拉走……

最後,高聲叫罵的劉懷榮被史縣長指揮人從“總指揮部”拖了出來。

與此同時,朝邑灘的苗福群也在他的“指揮部”裡與大荔縣公安局長進行了一番無畏的叫板和對峙,最終被一群公安人員抬胳膊搬腿地硬塞進了為他準備的專車。而在這之前,陳文山、王福義和他們的部下們已在“政府軍”的押解下行進在返回澄城與蒲城的山路上……

到此,以清明祭祖的方式實施的返庫再次以失敗的結局告終。

23、“狂妄至極,囂張至極”

26年的時光沒能塵封劉懷榮對那段“走麥城”歷史的記憶,講到被人摁住手腳強行帶離庫區的情景時,老漢立即表現出了自採訪以來少有的激動和憤怒,講話的思維方式和語調也變得奇怪起來,“他們搞突然襲擊,以多欺少,這是政府幹部應幹的事嗎?”

但他很快在對另一件事情的講述中求得了平衡,“我告了史縣長,上邊批評他了!還賠償了我們移民四萬多元的損失。”講到這裡,劉懷榮得意地揭下帽子,用手撣了撣灰塵,似乎要撣掉那段不愉快的記憶。

事實上,到地委、行署“告”史縣長只是劉懷榮這次歷時兩個多月**的一個開端。1983年2月,春節剛過,他便從渭南一路“告”到西安,最後反覆穿梭於北京水利部、農業部、中紀委討要公道。

終於在水利部聽到了“公道”的聲音,“你反映的事很重要,移民工作是個新生事物,我們沒有經驗。但我們的原則是一定要把移民安置好。”水利部的接待者還告訴劉懷榮:“你們看哪個地方好,報上來,我們儘可能按要求安置。”

這次接訪和接訪者的承諾真偽已無法考證,但1984年秋收季節,劉懷榮忙著在澄城、白水、富平等縣傳達無數次的“進京**精神”就是這些內容。“中央的關心和答復”點燃了安置區移民返庫的希望之火。

劉懷榮回憶說:1984年4月以來,我都在各縣組織發動群眾,與苗福群、陳文山、王福義等人商議返庫之事。我們共召開了兩次總指揮部聯席會議,劃分了返庫後各自佔據的範圍,議定了統一行動的日期。6月7日,我們在蒲城縣龍陽鄉上村開了一個返庫代表大會,參加會議的有三四百人,我在會上安排佈置了返庫的事。這次,我們調整完善組織機構的情況正如《黃河大移民》中記述的那樣,成立了返庫種地生產自救指揮部,下邊設置了由知識青年為主體的參謀系統,觸角一直延伸到省城、專區、縣城的龐大的情報系統,起草文告,散發傳單的宣傳系統和由精壯青年所組成的總部衛隊。

這次,移民返庫的目的已不僅僅只是搶種土地和房屋,而是從一開始就著手建立起移民新秩序。在動員發動期間,移民們就進行了街道規劃,劃分宅地,打井壘牆,分田承包。一切有條不紊,秩序井然。

1984年8月19日,規模最大歷時最長的一次返庫發生了。八縣上百個鄉的安置區內,移民們僅留下老幼看家,8000多青壯年男女參加了返庫。

返庫的情形在《渭南移民志》中是這樣記載的:

1984年“五一”前,移民組織百輛拖拉機、千人**團準備赴省**,圍坐陝西省委省政府。後經多方做工作,才未成行。此後,移民還組織10多人赴省、地、縣**。同時,這年秋季,移民經醞釀串連,召開會議,總結以往返庫失敗的經驗教訓,改組領導機構,成立了非法民間組織“返庫種地生產自救指揮部”。在所謂“返庫種地生產自救指揮部”的組織下,籌糧助款,協調步調,統一口號。一面組織**,一面進行返庫。同年8月,澄城、白水、富平、合陽、渭南、臨潼、大荔等縣千餘名移民在朝邑、華陽庫區建立三個聚居點,挖井3眼,搭庵棚296個,規劃街道18條,劃分莊基450戶,打牆500餘堵,蓋草房70多間,搶種土地6000餘畝,形成定居態勢。這次移民返庫組織更為嚴密,態度更加堅決,聲稱“政府要強制我們回安置區,除非抬幾口棺材來!”直到1985年春節前,仍有七八百人滯留庫區。春節過後,移民返庫**又起,最多時在庫人數達9000多人,後經渭南地委、行署和各縣主要領導帶隊抽調大批幹部傳達中央《關於陝西省三門峽庫區移民安置問題會議紀要》後,移民才於夏收前回到安置區……

作家冷夢在她的報告文學《黃河大移民》中對這次返庫作了這樣精彩的記述:

返庫之前,他們做了充分的**準備和組織準備,鄉鄉動員,縣縣動員,散發傳單,張貼標語,分片分地區召開“移民返庫動員大會”。到了返庫的日子,在“總指揮部”的統一部署下,八縣幾百餘鄉的移民安置區裡,多留下老婆老漢小娃娃們看家守戶,男女青壯年浩浩蕩蕩奔赴預先劃分的庫區移民點。“首領”們已經開啟中軍帳靜候各自部卒的到來。苗福群的“司令部”設在所謂“四面窯”的地方,“秘書”聶小二為他起草文書,發佈公告,另有六十多名騎自行車的“通訊員”穿梭往返於縣城地區省上,打探消息,通風報信。陳文山在朝邑灘一連建立了自己的營區,幾個農民“秀才”為他鞍前馬後效力充當軍師同時兼任勤務兵角色。王福義又帶領著“渴死寡婦”的蒲城馬湖、白水龍山人馬駐紮在了沙苑灘上。他擁有六人“聯絡小組”和近百人的“基幹民兵”隊伍,前者分片跑聯絡,後者擔負著移民聚居區域的安全保衛工作。劉懷榮的帳前豎起了“華陰灘移民返庫總部”的大旗,除“劉司令”本人外,下設十大常委,“常委”們分工明確,各司其責﹔他的“衛戍部隊”也更為強悍人多勢眾,組織起嚴密的防範保護網。

返庫之日也是當地政府驅趕移民返回安置區之時,作家冷夢在她的書中寫道:

空前的“消耗戰”就此拉開了戰幕。

地委副專員乘著吉普車到華陰灘,車行不遠看見一個農民站著,好端端地突然一圪蹴(蹲下)﹔再離不遠,相隔幾十米,又一個人站著,再一圪蹴,如此這般,倒下的麥捆般,不聲不響一捆一捆有秩有序地“躺倒”。劉副專員驚奇地瞪大了眼睛,心裡明白這是移民用這種中外戰史上都沒有見過的信息傳遞方式將消息傳了過去。果真,快要接近移民聚居區,突然就冒出了一大群所謂“死老漢病娃”,老老少少,一哄而上,抱車轱轆的,抱幹部腿的,又哭又鬧,撕撕拽拽,讓你哭笑不得,動彈不成。幹部早進行過“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政策教育,看著專員被困,竟完全“愛莫能助”。性躁的幹部稍稍動動胳膊腿,老漢老婆就順勢往地上一躺,口吐白沫,裝死裝病。好不容易過了軟磨硬纏這一關,棄車而行的專員及隨員們,突然又被一大群彪壯小夥子擋住。這是所謂的“護衛隊”,二三十人,人人手裡提根粗棍大棒。一般幹部走到這裡如果不想釀成械鬥和流血事件,只能打道回府。專員來了,“護衛隊”稍稍客氣點,扣下所有隨員,只允許一人陪同專員前往。劉懷榮 “司令部”所在地,一群“親兵”又擋住去路,陪同人高喊:

“我們要見老劉,這是專員!”

對方道:“不行,我們劉司令說,大小官員一律不接見!”

專員看看陪同幹部,無奈地苦笑。事情有點顛倒,自古以來百姓拜見官員得千懇萬請,“拜謁”這個詞就是如此創造出來的。現在倒好,專員要見他屬下的一個農民,農民卻說“不接見”?遭此奇恥大辱的專員只能默默離去。

這是專員的遭遇,統轄著數萬平方公里土地、幾百萬人口的“州官”的遭遇。

渭南縣委書記似乎稍稍幸運一點,他治下的移民聚居在華陰農場拖拉機站一隅,縣委書記在接近這部分移民首領指揮部所在地拖拉機庫房跟前時,同樣被手持棍棒的“衛兵”們擋駕。縣委書記為完成動員本縣移民離開庫區的重大政治任務,相當屈尊地雙手合掌作揖道:

“移民群眾們,我看你們來了。”

眾小夥兒不讓步。一個老漢在旁邊實在看不下去了,訓斥小夥兒們道:

“人家縣委書記來了麼,還不讓給群眾講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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