橫河:富士康和中國模式

【新唐人2010年6月4日訊】富士康的員工跳樓事件,已經引起了國內國外廣泛的關注。在國外,許多大報、大的媒體都把它放到很重要的位子進行了報導。今天我想跟大家討論一下,關於富士康事件的外部因素和中國模式的關係。

在富士康出現了十幾次跳樓事件,現在已經沒法精確計算了,從11跳、12跳以後就有不同的說法,有的說到了14跳,有的到了16跳。歸根結柢就是富士康對於員工這種苛刻的待遇。對於富士康是血汗工廠的這個說法,富士康它付的是一個政策規定的最低的工資,交掉一些保險,或者交掉伙食費、住房費以外,最後就所剩無幾。所以都是要加班的,而且加班的時間很長。富士康它屬不屬於血汗工廠?按照西方的標準當然是毫無疑問。

在中國,在民營企業當中,當然相比較而言它還不是最糟糕的。要是它真的糟糕到這種程度的話,在富士康的連續跳樓發生以後,富士康再招收新工人時,就不可能有這麼多人去排隊。其實在中國比富士康這樣的公司,要血汗得多的工廠和企業不知道有多少!你想山西的黑磚窯怎樣!小煤窯怎麼樣!

如果說富士康屬於血汗工廠的話,一個如此大的企業,在中國甚至有80到90萬的員工。僅僅在深圳,就已經形成了一個象是城市一樣的企業,它就包括吃、住、生活消費,都變成了一個完完全全的封閉的城市一樣的結構。在這種情況下,它已經不是一個像山西小煤窯躲在山裡面人們不知道的,而是每天在政府的眼皮底下,所以當局的監管責任就應該是排在第一位的。

資本家總是要賺錢的,但是資本家賺錢,賺到什麼程度?它有幾個平衡因素:一個是工會。在西方,為什麼資本家不能夠開這樣子的血汗工廠?絕大部份是不能做的。一個是工會,一個是政府的監管。除了政府的監管責任,我們再看一下工會。公司是盡可能的多賺錢,而工人的權益基本上是由工會,就是工人自己的組織,因為工會是工人自己組成的,為了維護他們自己權益的。自己組成的工會,就一定會為自己爭取權益,這是肯定的。第三,就是由政府的法律和法規、規章制度來監管。

這幾個是一個平衡,要達到一個平衡點。所以為了防止公司過多的侵犯工人的利益,那麼,政府的法規監控、工人自己爭取權益的工會和輿論的監督,這幾點都是不可少的。

我們想看看,在富士康有這麼多工人選擇了自殺這樣的路,當然我們現在假設跳樓的是自殺,這裡面顯然是有其它的因素在裡面。我們假設他們是自殺,也就是說這些工人覺得他們的權益,無論是什麼樣的權益被侵犯了,他們有沒有去找工會?在富士康裡面有沒有工會?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事實上,富士康早在2006年12月份就已經有了工會。當然不是富士康的工人自己建立的工會,而是中共要求富士康建立工會。2007年1月16號,富士康的負責人針對別人提出問題說,對於富士康集團成立工會的一切事情,他們一點都不知道。中華全國總工會說,在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建立工會,不需要爭得經營方的同意。

富士康的工會是由深圳市總工會直接派出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基層組織建設部的部長說,富士康成立工會是全國總工會在組建工會方面的一個突破性進展,說是印證了法律的力量。也就是說不管你同意不同意,都要成立工會。他還強調,只要在中國辦企業就必須遵守中國的法律,包括組建工會、尊重員工的合法權益。也就是說,當它在富士康組建工會的時候,它所打的旗號︰一個是中國的法律,一個是尊重員工的合法權益。

在西方,如果工人權益被侵犯的時候,他第一個找的是工會,如果找工會沒用,也許他會訴諸於法律。富士康的這些工人,他們找了工會嗎?在他們跳樓之前有沒有找工會?如果說他們找了工會,工會做了些什麼?這是屬於深圳市總工會,又歸中國全國總工會一級一級管下去的,也就是一個御用工會。如果找了工會,工會做了些什麼事情?如果說他們沒有找工會,為什麼工人的權益被侵犯的時候,他們不去找工會?工人有沒有把工會看成是維護他們權益的?儘管工會在設置時說的是為了維護員工的合法權益。

這就要看中共為什麼要在外資企業、台資企業裡、甚至其它外資企業包括沃爾瑪,沃爾瑪在全世界都沒有工會的,唯獨在中國有例外,中共一定要在那裡設置工會。為什麼要設置工會?顯然工會不是為了職工的利益。在外資企業、中國自己的國營、私營企業當中,都要求設置工會。從來沒有聽過職工當他們權益受到侵犯時去找工會、或工會去幫助他們的。

為什麼要在外資企業裡設工會?顯然它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控制。就是在外資企業裡面設置中共的外圍組織,實際上對外資形成了一種威懾的力量。當然它還有一個用處,保護能夠為中共提供利益的外資的利益。就是當工人在受到外資的剝削、壓迫時,這時工會是在企業當中幫助外資去排憂解難,幫助外資去調和工人的矛盾,並不是真正站在工人的利益上面的。

所以它有幾種可能性:第一個,代表中共監督和控制外資企業;第二,如果外資能夠為中共帶來利益的話,它會保護外資的利益,來幫助外資壓搾中國的工人。歸根結柢還是為了中共的利益。大家都知道中國的總工會–全總,是屬於中共直接控制的外圍組織。在中國這叫工青婦,工會、共青團、婦聯這三個機構都是中共的外圍組織,是幫助中共來分別控制不同的團體。

在富士康這事件當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共對於設置工會的興趣,要比設置了以後,讓工會多少能夠反映一點工人的利益,或者維護一點工人的利益,它的興趣要大得多。如果它真的不在乎工會能起什麼作用的話,它根本就不要這麼認真地、那麼積極地在裡面設置工會。所以它設置工會是有目的的,但這目的卻和維護工人權益沒有關係。

下面我們就講一下,在富士康這事件當中,富士康有沒有涉及到犯罪?如果富士康涉及到犯罪、違反了中國的法律,官方有沒有對此進行調查?大家知道在富士康出現了9連跳時,就有網友自己組織了網友調查團進入富士康工廠進行臥底。然後他們發佈一項短期的觀察報告,揭示了一些富士康管理方面的問題,大概有一些工資偏低、加班時間過長、半軍事管理限制人身自由、經常有管理人員打罵員工,還有保安部經常打人,另外就是員工被限制自由,還有任意扣獎金。

他還提到工會制度形同虛設,及對底層員工存在人格歧視以及員工缺乏歸宿感等等。那麼在一系列的問題當中,富士康本身有沒有違反中國的法律,違反那些法律?顯然第一是違反了勞動法,每個月加班的時間長達60到100個小時。另外就是保安部門的問題,保安部涉及到的是非法拘禁,還有毆打,這就表示保安在這裡是非法執法。在中國拘禁本來由司法機構來的,一個保安部門是沒有拘禁員工的任何權力。那麼誰賦予富士康保安部執法的權力?如果說深圳有關方面賦予他執法權力的話,那麼深圳有關方面有沒有違反法律?

執法機構是沒有權力授權給另外的機構執法的,在這裡面保安沒有證就上崗,而且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和打罵,那麼這些都是違法的。本來這些事情是政府監管的,現在政府沒有監管,需要由網友自己組織調查團,調查出來結果以後,居然當局不聞不問,沒有人管。

我們現在要提一個問題,深圳的司法當局有沒有對這些提出來的違法問題介入調查,甚至有沒有啟動法律程序?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違反了勞動法,或是任意拘禁和毆打的話,那麼是屬於刑事犯罪。不應該由受害者自己去啟動法律程序,而應該是由檢察院去起訴。但是我們至今沒有聽說,深圳司法部門有任何這樣的舉動,只是聽說當局要幫助富士康去解決問題。

在網友調查團的報告中有一個說法,就是員工缺乏歸屬感,這實際上是一個心理上的問題,人要絕望到什麼程度才會自殺?在這麼短時間內,從3月份開始每個月都在增加,3月、4月、5月,一個月比一個月多,這不是用個人心理的素質差就能解釋的。當然這裡我們不包括他殺,因為事實上已有證據表明,至少在這裡面有一起以上很可能是他殺,就是被保安打死然後推下樓的。其實網友調查團提到的歸屬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職工對他所工作的企業沒有歸屬感,能不能造成自殺?在美國著名的Walmart(沃爾瑪)就是這樣一個企業,它的普通員工是沒有正式工的,它是刻意沒有正式工,以保證這些員工沒有歸屬感,所以到Walmart去找工作的人都是臨時概念,都是短期的,比方暑假幹一段時間,這樣的話,Walmart可以不給他們任何福利,因為他們不把Walmart當成家,也不會去組織工會,也不會去維護自己的權益,他要不行就走了。所以這是Walmart刻意這樣做的。

但是像Walmart這樣的企業它故意造成的沒有歸屬感的企業文化,並沒有造成企業員工的絕望,因為去找工作的人只是把它當作工作,而不是自己的事業,就是本來就帶著臨時的思想。中國人以前說:「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你這個地方不好,我就到別的地方去。因為在美國你不必待在這個企業時,你可以到別的地方去找機會。他的長遠規畫是讀完書之後要開始自己的事業,或者找到一個滿意的工作,這種人是他有希望而且確實看到了在這個社會有很多機會,他不一定能真正完成自己的想法,但是他覺得是有希望朝這個方向努力的。

問題是在中國經濟上最活躍的,僱用勞工人數最多的象這種私營企業、外資企業,主要當然是東亞,如台灣是最多的,其次是韓國,比較少的是日本,當然歐美也有,但是比較少,而且他們僱用最基本的勞工可能不太多。僱用勞工人數最多的加工業都是如此的話,都是不能給職工提供歸屬感的話,在這些工廠裡面甚至有相當一部份還不如富士康。也就是說,在富士康打工的工人,他看不到離開那個地方到別的地方能夠有什麼希望。

在外資私營企業裡面找不到希望,他們甚至不可能在國營企業,或其它更好收入更高的企業找到工作,也就是說完全看不到希望的話,是對整個社會缺乏歸屬感,那就不是對一個企業缺乏歸屬感。因為僅僅是一個企業的話,他本來是可以到其它地方去找到歸屬感的,但是在中國絕大部份最活躍的企業是不能讓人看到這種歸屬感的。

有一種說法:富士康僱用的勞工,他的教育水平比較高,因為他自己要求比較高,普通工人要中專畢業,所以他說這些勞工的期望值比較高。我不知道這種說法在多大程度上是事實,但是我們可以討論一下這種說法有沒有道理,或者說期望值比較高的話是不是有道理。事實上,教育程度和期望值應該是相對應的。在美國,醫生和律師的收入都很高,是因為他個人對教育投入高,或者他的家庭對他的教育投入高。這個包括二個,一個是時間,就是大學畢業以後他還要讀醫學院或法學院,還要再讀比大學時間更長;還有他讀書的時候學費交的高,由於時間長投入高,所以他最終收入也高。

那麼在中國,無論出生是農民或城市普通居民,他們的教育並不是免費的,特別是職業教育或高等教育以後,他的個人投入是相當高的。對於農民出生的,家裡要養一個大學生,對於大部份中國農民家庭來說是相當困難的,全家要拚死拚活,有的時候還要借債,但是在就業和就業以後的收入方面和這些投入是不對稱的。

其它國家也有,畢業以後不一定找到工作,也不一定能找到滿意的工作,但是很少是由於家庭背景的原因,是因為父母的權勢不夠而找不到工作的,這個不多。而在中國的話,當大家都經過自己投入以後,進行教育以後,畢業的時候才發現,好的工作能夠符合他投入進去的這種工作,大部分已經被有權力的人,有權勢的,有關係的人佔據了。因為這不是一個在平等的競爭不過別人,而是由於家庭背景不如別人。也就是說這個社會資源,包括工作的資源,完全被權力階層所掌握,或者被權力階層相關的人掌握,而個人的命運幾乎不可能通過教育,和個人努力和其他的人在同一個起跑線上平等競爭而改變。這種失落感、沒有歸屬感,他就不是一個企業、一個公司可以改變的。

再談下去就是關於中國模式的問題。我認為富士康事件其實反應了中國模式的失敗。在金融危機以後,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在討論中國的模式,似乎中國很快就逃過金融危機所造成的影響,比世界其它國家都快速的進入了恢復時期,以至於世界上都在討論就是說中國能不能救世界的問題。什麼是中國模式?這個就比較困難了,因為我不是個經濟學家,所以我不能對中國模式下定義。

我認為就剛才所說的沒有歸屬感的這種感覺,是來自於企業的性質所決定的。因為在中國這30年所謂改革開放過程當中,它所走的路子基本上就是大量的引進外資,尤其是港澳台和南韓的這種來料加工性質的,這種企業所造成的是員工的高度流動,而且這種企業完全根據訂貨和國際市場的要求隨時轉型,所以工人基本上一轉型他馬上就全部解雇了,然後另外一種新的企業又開始招收工人,這就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沿海的發展最快的模式。

最近《華盛頓郵報》原駐中國的代表處的負責人現在在洛杉磯,《華盛頓郵報》洛杉磯的負責人叫約翰.龐弗雷特(John Pomfret),他最近寫了一篇東西就講中國製造的商品沒有自主品牌的。他說,講起哪一個國家人們就想起它的一個品牌,說日本有Sony;墨西哥有 Corona,Corona是一種啤酒,在世界100多個國家有銷售,而且在美國是銷售量最大的外國啤酒;講到德國大家知道有寶馬;講到南韓大家說有三星;說中國有什麼呢?如果你回答不出來的話,你不是唯一的一個。就說這麼多年,中國沒有一個自主品牌能夠拿的出來的,能夠在世界上站的住腳的。

網上有一篇文章說,從中國的電子行業現狀來看強國,實際上就電子行業到現在為止,哪怕是比較高檔一點的玩具裡面的芯片,不要說電腦裡面的芯片,基本上全都是靠進口。包括最好的科研單位,只是雇一批臨時工把人家外國芯片的標記給鏟掉,然後印上它自己的標記。就是用這種方式。

中國的模式實際上是一種來料加工,而且是處在產業鏈的最低端,又是以國際市場為主,就是完全是出口,所以人們稱之為是世界工廠,就是為全世界打工。這個來源於什麼呢?來源於就是中共整個的思維方式,就是讓人覺得是一種非常焦慮不安的那種急功近利,只看眼前這麼一點點,所以造成了就是說它在仿照上是一個世界最大的山寨大國,包括中共自己作為最重要的形象工程之一的世博,它的歌曲也是山寨,拷貝人家的,它的建築物中國館也是仿照日本的。

它在世界各地吸收高端人才,有相當一部份是起形象工程作用的。談到形象工程,其實中共也是把它當作一種政治運動來運作的。現在中國有一個叫做「走出去」的 戰略,什麼叫「走出去」的戰略?兩種方法:一種就是收買別人著名的品牌,像原來聯想收購了IBM的筆記型電腦的,這是一種收買著名的品牌。

第二個是廣告,像中國商務部最近有一個廣告,在三聚氰胺事件,就美國的寵物飼料,和中國的三鹿奶粉裡面發現了三聚氰胺以後,在世界上中國製造的名聲就很不好, 商務部就和世界著名的廣告商恆美公司(DDB)簽了一個30萬美元的廣告,在出現了一系列在中國製造的產品以後,就有一個話外音就說:當我們說中國製造的時候,它實際上說的是和世界一起在中國製造。所以無論是收買別人的品牌,還是做這個廣告,還都是一種急功近利的作法,創出自己的品牌是一個長期的要花費很多投入的工作,而這種工作顯然是沒有人想做的。

就說在中共的統治下,沒有人作長期打算,就是在中共中央也沒有人作長期打算的,他們能想的是我能坐在這個位子上坐多久,我在權力鬥爭當中不要被對方吃掉,想的更大一點的就是中共的統治怎麼能夠被維持。地方上就是討上面的歡心,一級討一級上級的歡心,他們面臨的壓力是GDP的壓力,是維穩的壓力,再一個就是如何最大限度的去攝取個人和集團的利益。 沒有人想到明年怎麼辦,都是眼前的,能撈多少拿多少,維持這個位置能維持一天算一天。這個就跟這30年發展,其實到現在為止這個方針沒有完全改變,這個發展是硬道理,這維持GDP就是維持中共的統治,所以它這是等同的。

每個人都是過一天算一天,巧取豪奪以後就轉移到國外去,所以沒有人會想到作理論研究長期的開發,這就是中國的模式。當富士康出現十幾連跳的時候,它的最本質在最底層所反應的情況,就跟這30年發展的中國模式是密切相關的,是不能夠把它們分開來的。

下面再談一下外國企業遵守中國法律的問題。當深圳總工會把5個工會代表派到富士康的時候,他們說外企,不管是什麼企都要遵守中國的法律。中共對於外企遵守中國的法律是把它作為主權問題,非常非常嚴肅對待的,所以當谷歌要求不再過濾內容的時候,中共就說了,不管是什麼人都必須遵守中國的法律。

我們可以看到對於宣傳方面,對於和媒體有關的,跟網絡有關的,跟訊息流通有關的,也就是說中共認為對它的統治至關重要的那些法律,它是看的非常非常嚴的,執的非常嚴,不管哪一個媒體公司一進中國第一件事情就是自我約束,即使是沒有法律。中共從來就沒有公開公佈過哪些東西是需要過濾的,所以嚴格的說,在過濾和監控的這個範圍之內沒有具體的法律的,但是它也要執行。

對於我們剛才所說的勞動法,公民不被任意拘禁,個人權利不被侵犯,就在沒有授權的保安打人和侵犯人權的這種違反中國的法律的行為,基本上是不執法的。所以對於外企遵守中國的法律問題,中共在處理上是有很大的差別的,是有選擇性的,所以富士康問題所反應出來的更深層的矛盾,在我看來只要在中共還在以這樣的方式統治中國的話,那麼富士康的事件本身是沒有解法的。

(據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橫河評論》節目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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