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統治信心下降,社會穩定難求

隨著外貿、內需與投資這「三駕馬車」一齊死火,中國政府半年前還在宣傳的「強國夢」彷彿已是陳年舊事。在拉動內需百般無計,失業大潮難以遏止的情況下,維持穩定已成了中國當局最大的政治夢想。

但社會局勢發展到今天,穩定已成了可想望而難求之局面。新華社旗下的《瞭望新聞週刊》於1月6日發表文章,承認「自2008年下半年以來,……經濟壓力影響社會各群體心態。尤其社會困難群體在生存壓力下,所累積的不滿情緒容易借『非直接利益相關事件』,引發群體性衝突」。文中所謂「非直接利益相關事件」,其實就是去年以來被於建嶸冠以「洩憤型群體性事件」之名的社會反抗之別稱。

中國當局與部分學者審時度勢,將農民與失業大學生這兩大群體定為需要加以密切關注、有可能製造群體性事件的「高危群體」。鑑於農民工與來自農村的大學生當中有不少失業後被迫返鄉生活者,可以說,今天的「農民」並非只指稱務農者,而是包括上述所有不能在城市定居者。弄清楚這一點,我們總算明白上世紀80年代曾有過的那種通過「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完成二元經濟結構轉型的夢想成空,與百年前一樣,中國仍然還是個農民國度,其根本問題還是農民問題。

《瞭望》這篇文章與隨之而來的各種維穩措施,均顯示中國當局的信心指數嚴重下降。這種下降緣於統治集團面對風起雲湧的社會反抗再也無法自欺欺人,不得不承認這些年來他們那種以自我服務為主的自利型統治使得「三仇」(仇官、仇警、仇富)情緒深深植根於民眾心中,從而導致洩憤型群體性事件逐漸成為社會反抗的一種主要類型。如貴州甕安事件的參與者幾乎都與死者非親非故,只是長期以來受到地方權貴與各種部門的壓迫,有了李樹芬冤死這一導火線,立刻引爆了長期以來鬱積於民眾心目中的仇恨情緒。「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近20餘年統治集團視民眾如草芥,終於換來了民眾視官僚如寇讎。  

然而,考察當局的「求穩」對策,與當年慈禧太后「保大清不保中華」的思路如出一轍,在保證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絕不動搖的前提下,當局除了在春節期間投入90多億元,為7,400萬城鄉困難戶發放一次性生活補貼這種揚湯止沸的治表之策以外,並無任何釜底抽薪的改良之策。這種狀況,又如何能緩解勢成水火的官民矛盾?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近日稱「廣東壓力來自敵對分子」,重新祭起「階級鬥爭法寶」,這一黔驢技窮之態,與其說顯示了統治集團的政治信心,不如說正好表達了其內心深處的惶恐。

當局的統治信心之所以嚴重下降,原因是中共與民眾之間那種用槍桿子達成的強制性交易──即「我讓你們有飯吃,你們必須接受我的統治」的基礎已開始動搖。這種交易雖然不需要被統治者同意,但卻是數千年來王朝統治者必須遵守的政治道德底線,統治集團信心的強弱完全取決於百姓吃飯的數量與品質。出於遵守這一底線,毛澤東在入主中南海之後,必須用「低工資,多就業」的方式解決當時嚴重的失業問題;鄧小平也必須用「發展經濟」之舉措與「先富帶後富」的許諾來收拾人心。現階段中國政府統治信心大幅度下降,原因就是其手中那張「發展經濟」的王牌已經不靈,失業者日漸增多,「我給你們飯吃,你們讓我統治」的強制性交易正處於瓦解之中。

近 20多年以來,在權力資本化的作用下,中國其實早已分裂成風光完全不同的三個世界:由官員、大企業家以及為這兩類精英服務的學者等組成的「第一世界」,他們主導社會分配政策,佔用了大部分社會資源;一個是城市中低階層組成的「第二世界」,他們活得很辛苦,但還勉強算得上「小康」或尚有飯吃;但是,由農民與失業者組成的龐大的「第三世界」,成員們碗裡的「食糧」品質早就粗劣不堪,數量如今也難保證,正是這個世界的存在及其成員可能的反抗成了「第一世界」的心病,導致維穩成了肉食者的噩夢。

──轉自《華夏電子報》第27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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