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各位好，歡迎收看《新唐人電視台》—《熱點互動》節目。正當四川大地震中無辜遇難的學生家長們，要求為孩子們討還公道，追究豆腐渣學校相關人員的責任之際，中國知名的文人余秋雨發表文章，要求死難的學生家長停止請願，以免被海外的一些反華媒體利用。結果他的言論招致了一片斥責之聲。余秋雨為什麼會說出這樣的話？他的觀點到底代表了誰？我們今天就請本台的特約評論員李天笑博士跟我們分享一下他對這件事情的看法。天笑博士您好。
李天笑：主持人好。
主持人：汶川大地震死難的這些學生的家長們，他們是忍受著巨大的喪子之痛，去四處的討說法，實際上他們的行為得到了大量世人的同情支持的，大家都覺得應該這樣去為孩子們討還公道。那為什麼在這個時候余秋雨卻發表文章，他卻去指責這些悲痛的家長們，您看了他的這篇文章之後是什麼感受呢？
李天笑：我覺得很悲哀，也很痛心，因為做為余秋雨這樣有一定知名度的文人，他應該是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去為孩子的家長討回公道，能為他們爭取權益也好，能夠替他們說兩句話也好。但是反過來我覺得他是採取了一種「落井下石」的方式，雖然是用一種勸說的、煽情的方式來勸說他們，實際上我想後面的東西，是想讓他們放棄對政府的問責和問罪。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想作為一個文人來說這是很不應該的。
第二點我想現在最可恥的，而且也是最討中共政府歡喜的，也就是要把人禍說成是天災，或者是把人禍的成分縮小，把天災的成分加大。在這樣的情況下，實際上家長們非常清楚，他們孩子死了，有多大的錢能夠來賠償我這生命呢？我現在就要個說法，這是天經地義的，所以說中國的老百姓都是站在學生家長的這一面，在這一點上我覺得余秋雨本身也不得人心。
第三點我想余秋雨他用了一些煽情的語言，特別是用了一些比較大的、模糊的這種概念，比如說中華民族啊、整體利益、識大局等等這種。在這個背後我覺得他是用這種中華民族所謂的愛國主義的這種概念來打壓、抹殺個人的權益。
我們知道這些孩子的家長，他們是有這個權益能夠通過法律的渠道向中共的政府，通過法院來討回公道的，這是他們應有的權利，你不能夠因為說他們現在聯合起來了，或者是他們捧了他們自己孩子的相片，見到記者就向他們訴說，因為這些行為，所以你就認為他們不應該，沒有這個權利進行上訴，我覺得這些是完全不應該的。
所以說從這個角度來講，余秋雨正像BBC還有其他的外國評論講到的，就是起到了中國政府想說不敢說的這麼一種作用。
主持人：是，像您所說的他起到了中國政府想說而不敢說，他卻替中國政府來發聲了。您認為他的這個觀點是跟中共政府宣傳的主調子不謀而合的一種巧合呢？還是他有意的去迎合中共當局的意願呢？
李天笑：我想迎合的成分多。為什麼這麼說呢？像這樣一個比較能夠了解真相的人，他是比一般的民眾更有機會來比較各種信息，有出國的機會所以可以看到一些國外的資料等等，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可能是知道一些情況。
但問題是出於自己個人有什麼利益在裡面，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覺得是昧著良心在做了這些事情。那麼也許在他本身來說，他覺得好像這是很自然的事情，就說我就是要跟共產黨的政策保持一致，在這樣的情況，共產黨現在很明顯，就是前一個階段稍稍的新聞自由的門縫打開了，但是也不是情願的，是失控。
實際上就是一個失控，因為在早先的時候，很明顯就是兩條：一個就是要正面報導，第二個就是不允許各個媒體自己去報導。但是去的很多，災情又這麼嚴重，所以它也管不了，管不了怎麼辦？將計就計就採用這種方式什麼的，就是用歌頌黨和國家領導人，用歌功頌德這種方式來把這個東西引導到正面的方向上去。
如果說發現了這個問題，比方說發現出現了反思的問題，討論災前、震前有沒有預報？或者是豆腐渣工程對孩子的死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延誤災情？這些東西一旦出現以後，馬上現在就出現了這個一百八十度的轉彎，現在對外國記者的控制要從新發記者證等等這些東西都出現了。
我想余秋雨他是知道這個情況的，那麼他選在這個時機，正好是媒體有的不敢說的話，或者是中共官方宣傳部門不敢說的話，那麼他以一種社會名流的方式，用煽情的語言來達到這個目的，我想這一點來說呢，起到的作用可能是很壞。
主持人：還有一點，余秋雨在文章當中就說，說十三億人都默哀了，一個佛學大師也說了話了，所以這些死去的孩子們他們會成為菩薩。既然是這樣的話，這些在天之靈就應該是得到安寧了，所以結論就是家長們不應該再跟政府去找麻煩了。那您是怎麼看他這種說法的呢？
李天笑：我覺得首先這個余秋雨是太過於自信了，就是你可以用你所謂最大的好意去揣摩中共政府的心思，也可以用最小的善意去揣摩災民的心情、情緒，但是你也不能夠、你也不可能去揣摩到底這些人是不是會上天堂，變成一個菩薩，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主持人：你憑什麼來說這樣的話？！
李天笑：這個佛學大師，我想他也是在這個地方我也不知道是哪位佛學大師！所以這問題本身是很明顯，你們都沒有資格做這件事情。但即使是這樣，你這麼說了以後，實際上對這些孩子來說，我說是非常不人道的一種說法。為什麼呢？就有一個人在網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就是模仿孩子在天堂的心理說：「余爺爺，如果你覺得這麼好的話，那麼我們很歡迎你也來啊！」是不是？所以說像這種問題是說的非常過分，而且有一點是背著自己的良心在說話。
還有一點，實際上我想這些孩子的家長如果聽了這些話，那肯定是感到非常的傷心，等於是向他們的傷口上又抹了一層鹽，因為他們所要的就是天經地義的，就是要公道，通過法律途徑，也是合情合理的，上訴要求政府給個公道說法，要求懲辦做這些豆腐渣工程的奸商和貪官污吏，我想這個所有的中國人都會站在他們這一邊，我想余秋雨在這一點上來說也是與人性相背的。
主持人：那還有一種說法認為，不管怎麼樣，余秋雨在他的文章當中是揭示了四點所謂的「誣陷」的證據，實際上中共它一直是在控制這方面，特別是這些學生家長要討還公道的這一些，它是被封鎖的，甚至是削弱他們的呼聲的，但是余秋雨通過他的文章卻把這個給揭示出來了，所以說有人認為他好像是別有用心，故意的用這樣一種方法要把事情給揭開，您認為他這是有意的行為呢？還是他客觀上造成的這樣一個想法？
李天笑：我想，就算他有意，他也不是要把這個事情通過這種方式去告訴民眾，而是有意的要把這四點說成是誣陷，我想這個是有意的。但是不是誣陷？我覺得他在很大成分是歪曲了這個事實。
比方從第一點來說，是天災還是人禍？這很明顯是一個事實。你說一個雪災，下大雪了，一個暴風雪下來，就像我們年初發生這個事情，它可能在日本、在美國，在各地方都不成為一個災難，掃雪車很快就掃掉了，我們上次講到在紐約市的話很快就掃掉了。
地震也是這樣，在76年唐山大地震的時候，青龍縣因為他沒有服從當時的領導說要….就是把這個消息自己拿回去了，把所有的民眾都撤離到戶外，實際上40萬人除了1個人得心臟病之外，毫髮無損。
那也就是說，地震本身它並不一定就是會造成死亡者這麼大，也許說採取了事先預報的話，在大技術上就可能縮小了死亡的人數，可能就幾百人或上千人或更少，都是有可能。
那麼余秋雨這麼講法，我想實際上就是替現在的中共政府在「犯下了知情不報」這一點上來開脫罪責，這是很明顯的。其他比方還有像官方宣布、法院不受理這些事情，應該是由法院來澄清的。現在的報導已經說明了6月3日的時候在都江堰，那時候法院門口已經圍了150多人，最後是被警察驅散的，這些事情如果說真的是不實的報導的話，余秋雨本身他也沒有能力去證明真偽這件事情。
主持人：我們知道著名的作家茉莉他就是說：「做為知識分子來講，他的首要的社會責任就應該是監督和批評政府。」而余秋雨他不但沒有站在這些受害的學生家長一面去問責政府，反而回過頭來讓這些家長要放過當局，好像他完全是站在政府的一方，他為什麼是這樣子的一種態度？
李天笑：我覺得很大的成分就是在於他個人的利益問題，就是一貫的與黨保持一致，習慣了，或者是在這個過程當中，自己的一些文化上所謂的大師頭銜，還有地位本身是中共給他的。在這樣的情況下，他也不是代表一個人，就是有很大的一部分人，中共一般採取在政治上高壓，就是你只能說我喜歡說的話，在一定範圍內發表一定意見，但是超出這個範圍以後，那肯定是要打壓。
再一個就是在物質上進行收買，通過高工資或者各種各樣的住房補貼等等這些事情，使的這些一代的文人在這個問題上都不自覺的或自覺的採取了跟中共一致的態度。
主持人：您是說他們是心甘情願的要成為這種「御用的文人」？
李天笑：這裡面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就是所謂向邪惡低頭，就是在高壓的政策下面，他們被迫的做一些睜眼閉眼，昩著自己良心不說話，保持沉默。
還有一種是向邪惡獻媚，就是說我看準一個機會，覺得中共在這個時候有困難了，不便於出來說話，警察勸說也不行，強制鎮壓也不行，因為不得人心；而且中共政府如果在這個時候不談這個事情、避開這個事情也不行，那怎麼辦呢？看準這個機會，我現在就來說這句話，那這就起到一個作用。
那就是「政府不敢說的我說了，不方便說的我說了，」記住這筆功，以後可能會有償還的機會，得到某種利益。我想在這方面，有很多人在中國社會整個道德滑落的大趨勢下，往往就採取這樣一種方式來生存下去。
主持人：在中共近60年的統治下，更多的余秋雨式的人物，他們是自覺的站在統治者的一邊為他們說話，成為這種御用文人，他們是怎麼走到這一步的？
李天笑：我想像余秋雨這種人，本身也是中共長期統治的一個受害者，像文化大革命當中實際上他也參加了（上海）市委寫作組，用各種筆名在學習批判，在《朝霞》雜誌上面發表文章。但是在文革當中，人人可能都會受到毛澤東這種愚民政策的影響，這個東西我想不為大過；但是以後你要有一個反思，到所有社會的人都覺醒了，都在反思這件事情的時候，你還沉浸在黨文化當中，還替這個黨為黨來說話，我想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了。
主持人：好，非常感謝您的分析。觀眾朋友，感謝您收看這一期的《熱點互動》，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