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克江:文革中牵连138万人的赵健民案

1980年8月,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在北京问邓小平:“文化大革命究竟死了多少人?”邓小平回答说:“文化大革命真正死了多少人,那可是天文数字,永远都无法估算的数字。”他专门谈到了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冤案。仅此一案,就牵连138万多人,打死1万7千多人,打残6万多人;仅昆明地区,就打死1493人,打残9661人!

据赵健民回忆:1968年1月,赵健民和云南省委、昆明军区的几位负责人一起飞往北京,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21日凌晨两点,赵健民等人接到临时通知,立即赶往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参加中央召开的解决云南问题的会议。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在时任公安部部长谢富治陪同下,步入会场后,直接点名问赵健民:“你支持炮派,出了许多坏点子,是不是?”赵健民说,他没有支持炮派,现在云南形势很乱,到处停课、停产,武斗成风。康生厉声道:“你放毒!刘少奇才骗我们,叛徒、特务才骗我们。我问你,你在白区工作是哪一年被捕的?”“你在国民党监狱里是怎么自首的?”

一番连珠炮式的发问后,康生说:“凭我革命40年的经验,我有这个敏感,一眼就看出你是叛徒。”“你疯狂得狠,你这个叛徒混进我们党里来,想乘文化大革命之机把边疆搞乱。我看到了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织搞的一个计划,你们的行动,就是执行他们的计划。你要知道,我审过干,搞过情报,同特务作过斗争,我一眼就看出,你不是善类,你对我们有着刻骨的仇恨!”当晚,康生宣布对赵健民实行“监护审查”。这一关,就是长达8年!

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发动文革,第一目标,是要打倒他认定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刘少奇后来被扣上“叛徒、内奸、特务”三顶大帽子,被永远开除出党,最后被迫害致死。时任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被认定为刘少奇在地方的代理人之一。既然刘少奇是叛徒、内奸、特务,那么,赵健民也肯定是叛徒、内奸、特务。赵健民被抓之后,毛泽东的红卫兵专门成立了一个“打倒赵健民联合作战部”。这个作战部编了一个刊物,叫《红宣兵》,这个刊物的第42期刊登了《大叛徒大特务大黑手赵健民的反革命罪行调查》的长篇文章,内有4个小标题:1.赵健民是一个证据确凿的大叛徒;2.赵健民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干将;3.赵健民是破坏我省文化大革命的大黑手;4.赵健民是执行美蒋特务计划的大特务。

为什么赵健民在文革中成了刘少奇在地方上的代理人了呢?有两件事,毛泽东一直耿耿于怀。一件事发生在1958年。这一年,毛泽东发动狂热的“大跃进”运动时,赵健民任山东省长。因为他出身农民家庭,知道一亩田可以产多少斤粮食,当时,全国各地“放高产卫星”,说一亩田可以产多少多少万斤粮食,他不信,反对“浮夸风”,结果被扣上“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三顶大帽子。1958年10月21日,山东省委发出通知,在全省批判赵健民。通知称,自1956以来,赵健民一直抹杀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巨大成绩,成为反“冒进”、夸大落后面的代表人物,处处和省委唱对台戏。赵健民被撤职,贬到一家工厂当副厂长。直到1962年中共“七千人大会”后,赵健民才被甄别平反。

第二件事发生在1967年。当时,赵健民已调任云南省委书记。1967年3月1日,赵健民向自己的老领导、时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建议:中央召开类似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或者召开“九大”,以发扬民主的方式,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他还建议以党代会的小民主,取代群众运动中的“大民主”。赵建民有所不知的是,就在不久前,中共党内高层的一批老干部,因反对“文革”中的一些做法,引起毛泽东的震怒,被批判为“二月逆流”。赵建民的意见正好与他们暗合。康生当时没有表态,但事后密告毛泽东,说赵健民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容忍的。一年后,康生说,赵建民提议开党代会,是要让文革中被打倒的刘少奇、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用合法手段,夺取中央最高领导权。

赵健民被“监护审查”之后,毛泽东派谭甫仁主政云南。谭甫仁一到云南,就将原来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简单定性:将“八•二三”派树立为“站在毛泽东一边的革命造反左派”,在各级革委会中独掌大权;而将“炮派”定性为“保皇派”,立即加以全面整肃。

当时,云南两派群众组织发生激烈的武斗。1968年1月10日,以李国祯为首的山东来云南支援边疆建设的工役制工程第八团77人,从昆明出发前往下关,准备接回该团武斗中被围困的600多山东老乡,等待退役回山东。到达后,卷入当地两派武斗,站在其中“炮派”一边,双方互有伤亡。当地驻军党委“阶级斗争意识”非常强,通过“幻想”的方式,编造出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推翻中共政权的离奇情节,全部硬扣在这77人头上,还给他们取了一个特别的名称——“滇西挺进纵队”。然后,上报昆明军区党委,昆明军区党委未加核实,立即上报中央文革小组。1月21日,康生、谢富治接见在京开会的昆明军区领导时说:“滇西挺进纵队”是造无产阶级的反,是破坏文化大革命,赵健民是他们的“黑后台”。

谭甫仁奉命到达云南后,先是领导“夺权运动”,然后,紧锣密鼓开展“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运动,一次又一次掀起抓‘滇挺分子’的高潮,并进一步将凭空编造出的“滇西挺进纵队”定性为“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滇挺”和“国民党特务组”这两顶大帽子满天飞。谭甫仁公开宣称:“有一千抓一千,有一万抓一万,有十万抓十万,有一百万抓一百万,绝对不能手软。”还说:“我在个旧市讲过一次话,一夜间就抓出九百九十多个坏人!”。

此后,围绕着追查“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假案,云南全省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据2000年10月云南出版社出版的《云南省志》卷四十三记载,受审查者138.7万人(不包括受株连的直系亲属),其中被立案审查者17.95万人,被打死逼死者1.72万人。

然而,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康生,都知道赵健民根本不是什么“叛徒、内奸、特务”,也不是什么“国民党特务组计划”的“黑后台”。1967年1月22日凌晨,赵健民被“监护审查”后,先是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的一个院子里,后被转移到临时关押“犯人”的北京交通干部学校。关了一年多,中央专案组既不提审,也不询问,就把他这么关着。赵健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气愤的不行。直到1969年12月30日,中央专案组以“辱骂中央首长”的罪名,将赵健民逮捕并关进秦城监狱。

20天后,赵健民被秘密押回昆明,先是被关在云南省第三监狱,1971年被换押到云南省第二监狱。为抗议长时间没完没了的非法关押和身心折磨,赵健民曾三次绝食,三次给中央和云南省委写血书,但是,照例长时间无人理睬。直到1975年1月在文革中被当着第二号走资派打倒的邓小平复出并主持中央工作之后,赵健民的夫人杨瑞波辗转托人给邓小平送了一封信,情况才有了转机。在邓小平的亲自过问下,1975年9月,赵健民才得以走出监狱。

当赵健民第一次听说因为他的案子,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的人被牵连,数以万计的人被夺去生命时,禁不住失声痛哭!

——转自《希望之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明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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