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慎坤:谁在跟李克强唱反调

10月8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强调:“衡量改革成效,不仅要看取消或下放的‘数字’,更要看群众实实在在的‘切身感受’!”“能放什么、不能放什么都要说清楚,决不能‘绕弯子’,再设置一些拐弯抹角的‘条条框框’。”总理说,“一定要给群众、给企业一个准确的信号,给市场一个明确的预期!”

几乎是同一天,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公布了网约车新政,北京要求“京籍京牌”,上海要求“沪籍沪牌”,在车型上,更要求2700毫米以上轴距、2.0L或1.8T以上大排量,深圳还外加必须是两年内的新车,广州则是一年新车……至于在车身张贴网约车专用标识,安装“计价器”等等,更是要把漂亮的私家车变身为丑陋的“计程车”。

真是叫人不可思议,这样的政策是什么样的脑子想出来的?各地不去根治计程车行业“份子钱”,不去约束计程车公司的贪婪行为,不去提高计程车司机的待遇,却把精力放在扼杀网约专车上,岂不是公然挑衅李克强总理宣导的互联网+?岂不是对万众创业大众创新的公然蔑视?岂不是完全无视群众实实在在的切身感受?

“凛冬将至,有时幸福莫过于在寒冷的冬日街头打到车,灯火明灭间,一路驰骋回到住处。”这是官媒对网约车征求意见稿所发出的感慨!并且断言:网约车带给人们的便捷美好都将成为记忆,一度让计程车惊慌的网约车或许只能开往越来越窄的死胡同。

@纸上建筑 甚至归纳为这是典型的中国式互联网创业路径,外国互联网企业的目标是改变世界,中国互联网创业的目标是垄断中国。

网约车细则对企业、车辆、驾驶员设置各种门槛,连荡寇功臣滴滴都当即拍案而起,官微发布抗命檄文,称各地细则大大抬高准入门槛,甚至远高于巡游计程车,必将造成“车辆供给骤减、司机大幅减少、车费直接翻倍、出行效率大幅降低”等四大严重后果,“打车难、打车贵”问题将重出江湖。

以上海为例,现存网约车符合新轴距标准的不足1/5,在41万已启动司机中本地户籍不到1万,新规落地意味着灭顶之灾,数百万网约车司机面临失业,成为社会闲散人员,进而危及到社会稳定……滴滴激愤之下奋笔直书,连“稳定”大局都敢拿出来相要胁,也是拼了,要造反么?晚了!——果然此犀利长文两小时后即被主动删除。

网约车本身是完全市场化行为,没有要政府一分钱补贴,却在为政府排忧解难,缓解人们“出行难”“打车难”“打车贵”等问题,同时也弥补了公共运力明显的不足,这样的新生事物,任何一个为民服务的政府都应该全力支持大开绿灯,只有那些靠垄断掠夺的政府才会逆势而行。

网约车为人们出行提供了便捷,也符合市场发展规律,还能对计程车形成直接竞争,本是一个多赢的模式,各地按理应该予以理解和扶持。然而就因为网约车没有像计程车那样交“份子钱”养活一堆蛀虫,从而成为政府职能部门抑或利益集团的“眼中钉”。

出租车身上附加的“份子钱”,说白了就是一种盘剥和压榨,计程车市场长期的乱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政府职能部门抑或利益集团不肯放权让利,让这个市场的参与者都怨声载道深恶痛绝!计程车司机的“份子钱”,是按什么标准定的?这种标准是否合理?平均每个公司的“份子钱”是多少?在司机总收入中占多大比例?有多少变成了计程车公司的利润抑或是贪腐成本?

我国计程车行业模糊不清、不伦不类的角色定位,使得计程车行业中各方关系从来没有理顺过。政府垄断运营权,计程车公司通过各种交易拿到运营权,又凭借运营权一本万利躺着赚钱,从而对计程车司机形成绝对的利益垄断。令人诟病的“份子钱”更是一种“垄断租金”,计程车公司不是凭借经营管理,而是凭借垄断获取畸高的利润。

如果政府认定计程车行业承担着公共交通职能,应具有公益属性,计程车也应该界定为公共产品,在管理模式上向公交行业看齐,在计程车准入、数量、运价上全面实行政府管制,并破除行业垄断暴利,加大政府投入,为民众提供质优价廉的计程车服务。

如果政府认为计程车服务不具有公共属性,或政府无意提供这样的公共服务,就应该完全放开管制,实行充分的市场化竞争,允许社会资本自由进入计程车行业,允许个体经营参与其中,以充分的市场竞争理顺各方关系,促使计程车运价更趋于合理市场运行更趋于健康。

计程车行业长期以来面临的“出行难”“打车难”“打车贵”等乱象,恰恰与大大小小的计程车公司和政府职能部门的垄断掠夺有关,各地理该支持网约车这样的新生事物,维护市场的公开公正公平原则,切断垄断特许源头,不能再给一大批不劳而获的蛀虫输血。

网约车新政,群众实实在在的切身感受很不好也很不爽!人们所要求的,并非让计程车消失,而是希望选择更为多样化的出行方式。只是没有想到,在新的互联网时代,许多人依然还是旧思维,还沉浸在靠垄断敛财的美梦中。(原标题:谁在跟总理唱反调?)

──转自《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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