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26日讯】(新唐人记者陈洁综合报导)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案从8月庭审至9月22日宣判这一过程，无论是中共当局还是薄熙来的庭辩，都集中于薄是否贪污腐败，时事评论员何清涟日前为《美国之音》撰文指出，中南海之所以极力抹去薄案政治斗争与权力斗争的色彩，是有其难以言表的苦衷。以下为何清涟在文章中所提及的薄案留下的两大政治苦果。
苦果之一：利益分裂与党内政治竞争
中共奉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一元化政治，权力传承也是上一代党魁们协商后指定（但却宣称是“人民选出来”的）。薄熙来为中共所不容的就是他高调挑战了这一党内游戏规则。更麻烦的是，薄熙来的支持者并非被党视若寇仇的自由知识分子与异议人士，而是党内政治势力，以及与党有千丝万缕关系、由党大力扶持，专门对付民主自由人士的新老左派。让党尤其不开心的是，西方社会也有人对薄十分称许，不少人意犹未尽，希望薄熙来还有可能复出。
对于党内高层的挺薄势力，即陈元、刘源、张海阳等一干太子党成员，习近平采取了恩威并施、打击与给出路并用的方式，或是从原来的岗位被调走，比如曾贷数百亿巨款支持“重庆模式”的陈元，已从炙手可热的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位置上调离；或是在原岗位上等候退休“荣养”，如刘源、张海阳。陈、刘还分别赐予了一个全国政协的职务以示安抚。
薄熙来的重刑可能对这些人有威慑作用，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党内自家人的争权之意。共产党政治不允许政治竞争，认为竞争的存在就意味着党的分裂，不再是一个团结的整体；高层接班人也只能由最高层“集体商定”，谁要主动争取则是无视党的组织纪律，藐视最高领导层的权威。因此，党中央无法公开解释：为什么薄熙来这么多年能够“特立独行”不受干预，为什么薄的“重庆模式”曾红透一时，吸引党内高官蜂拥捧场。如果中共想解释这些，只会加剧党内分裂，导致更大的政治麻烦，所以还是祭出反腐法宝比较省事。
苦果之二：薄向下汲取社会支持符合中共意识形态
薄熙来在其争取“入常”的政治竞争中，除了获得部分“太子党”成员的隐形支持之外，他还努力向下汲取社会支持，“唱红”与“分蛋糕”，前者是用左派那套自称代表底层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压榨的话语系统加以包装，后者是动用薄熙来运用关系网路借来的巨额资金，如从国家开发银行借来巨额贷款，改善重庆的公共服务与民生，比如建立交巡警平台、改善治安、为底层提供廉租房，进行福利补贴等。“打黑”打击的是民营企业主，虽然其中有不少是被冤枉的，但在被贫富悬殊撕裂的中国社会，大多数民众对这些有“原罪”的企业家并不同情。
可以说，薄熙来的“唱红打黑”，挑起的乃是中国改革30余年以来不断积累的深层矛盾，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社会分配不公与贫富差距鸿沟不断扩大。这种矛盾日益尖锐，导致社会底层将毛时代的“均贫”不断理想化，镀上了一层厚厚的“社会平等”色彩。他们当中不少人相信薄熙来是能够为他们谋福利的领袖。
这一点让中共极其尴尬，熟知中共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共当年起家时号称“穷人党”，以“剥夺剥夺者”为号召，发动底层革命。中共改革以来的现实与当初建政时的许诺完全相悖，中共对此假作不见，教育宣传仍然沿袭旧的意识形态。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完全占据了中共意识形态的制高点，是利用社会底层这些“穷马克思主义者”，为自己政治竞争增添筹码。
有政治眼光的清醒者当然都明白薄熙来只是因为政治需要，才采取这种向下汲取社会支持的做法。他的“打黑”变成“黑打”，表明他骨子里是一位坚决主张用毛泽东的专制高压手段维护中共现存统治的专制者。问题是，习近平上任以来的所作所为，让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他实行的其实只是一条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严格控制思想言论，反对民主宪政、打压资本（习还包括外国资本），唯一不同的是，习没有花力气改善公共服务系统，用福利安抚社会底层。习没有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他与薄处于不同的位置：薄位在督抚，用的是朝廷的银子，比如国家开发银行那无硬性偿债责任的巨额贷款；习位在“主君”，朝廷的银子用得太多，拉下的亏空是自己的。
薄熙来的个人命运已经尘埃落定，但薄案留下的这两颗政治苦果犹在，它会在中国的政治社会生活中悄悄成长，很难说什么时候会再次卡住中共的喉咙（底层的平均主义将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另一个瓶颈）。这一次中共硬生生地将这两颗苦果吞了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