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4月21日訊】4月20日溫家寶離開北京，開始了他的歐洲四國之行；4月15日－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也將陸續出訪英國、加拿大、哥倫比亞和印尼四國；4月13日－25日政協主席賈慶林出訪新西蘭、文萊和泰國。在幾位政治局常委都不在國內的情況下，眼下這一兩個星期由王立軍、薄熙來事件引爆的宮庭連續劇可能難有重大的劇情突破，戲劇衝突進入了暫時的膠著期和藴釀期。但是值得注意是，海外中文媒體近幾天不斷有關於周永康醜聞的爆料。“明鏡新聞網”4月17日關於政治局秘密擴大會議決定調查周永康的爆料幾天來被廣為轉載，美聯社等國際媒體也開始公開談論周永康的處境和前途。如果像一些分析人士所言，當前的輿論狀況是倒薄、倒周力量有意釋放的風聲、所做的輿論準備。那麼4月底中共的政治局常委們結束了他們的訪問活動回到北京後，可以預期這出宮庭大戲的劇情會再度熱鬧起來，也許很快會進入第三季、迎來新的高潮。
假設胡溫拿出決心放倒周永康，會發生甚麼事？按照事件演進的邏輯進程排序，筆者猜測會出現如下的後果：
首先，輿論環境反而會簡單化。當前互聯網上不乏有為薄熙來鳴冤叫屈者，其原因無非有二：一是國內毛左勢力的哀鳴，加上薄、周黨羽有意炮製的言論，目的是把水攪渾，用所謂“民意”要脅胡溫，以期利用後者尚有畏亂的顧慮，阻止案情向周永康延燒，以及保護薄熙來的殘存勢力，阻止“重慶模式”被連根鏟除。二是社會上確實存在這樣的心理，認為權力傾軋無非是成王敗寇，不瞭解薄熙來所作所為的人，反而生出一種對失敗者的同情。不拿下周永康這個薄熙來的後台，原先圍繞在薄熙來周圍的黨羽、馬仔和大小五毛們，總有“熙來已去，重慶模式猶在”的感覺；總覺得中央後台猶在，自己的根基就還在，總有機會咸魚翻身。一旦拿下周永康，就等於斷絕了這批人的念想，他們如果感到大勢底定，也就失去了折騰的動力。而且胡溫一旦決定拿下周永康，出於對社會解釋的需要，也不得不逐步曝光薄熙來與周永康違法犯罪的證據（這可能需要一個輿論預熱和逐步上綱的過程，使得社會有心理準備）。顯然用海伍德案把周永康也拉下來太過牽強了，這裡所說的違法犯罪只能是薄、周等人殘害人權的罪行。這都會使得輿論環境趨於簡單化。相反胡溫越遲疑不決，也就使得周永康等人覺得自己尚有可為，有活動和周旋的餘地；而且社會上對胡溫要最終達到的目的的懷疑也會上升，輿論環境也就會越複雜，反而對他們不利。
其次，社會動亂的隱患會被很大程度削弱，穩定感和安全感會增加。周永康掌握的政法委系統名為“維穩”、實為“維不穩”——即是要維持一個不穩定的狀態。政法委是社會不穩定的最大受益者。社會矛盾越積累、越尖銳，他們越能體現出“工作成績”、越能得到更多的經費、這個體系的人也就越能得到提拔。所以我們看到許多可以通過談判協商解決的官民糾紛，政法部門會優先選擇鎮壓手段，以顯示其處理危機事件的“卓有成效”。從1999年江澤民鎮壓法輪功以後，政法委書記步入政治局常委，十幾年來統管公、檢、法、司、特務機構，大權在握，打擊面已延伸到社會各個階層和群體。受害者從法輪功學員、宗教人士、政治異議人士、維權團體，到自由知識分子、少數民族群眾，已經成為中共行惡的主要工具、矛盾的焦點和製造不穩定的主要因素。
慶父不死，魯難未已。雖然拿下周永康並不意味著同時裁撤政法委、也不意味著下個星期就會全面清算共產黨體制的罪惡，但是放倒周永康意味著現實地癱瘓掉政法委系統的行動。筆者之前撰文談到，有志於使中國“漸進性”變革的人士應致力於司法獨立的先行；而司法獨立的前提是政法委這個統管專政的機構不發揮作用。只要它不發揮作用，讓社會原有的一些溝通渠道順暢地發揮作用，不要發生截訪、黑監獄、（維權者和少數民族同胞）自焚、法院出於“維穩”指令不敢受理某些案件、針對某一個特定群體的逮捕和關押，只要這些事停止下來，至少在當前的情形下，社會矛盾就能緩和一大步。而後遞次推進、昭雪冤案，怕亂的中國人也才能看到一條社會“漸進性”變革的現實道路。如果延誤時機、無所作為，就意味現任的胡溫、和未來中共的接班人都要繼續背負前任留下的歷史包袱，仍舊是一個“維穩”的格局，也意味著政法委系統仍舊會大權在握，以“穩維”的名義壓制社會矛盾、製造危機。最後除了坐等社會矛盾總爆發、來個大亂，也就別無前途了。
歷史留給胡溫有所作為的時間已經非常有限了。中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受到歐美市場復蘇緩慢的拖累，接下來幾年中國極可能出現嚴重的經濟增長停滯；房地產泡沫的破裂也已經接近臨界點，許多體制內的學者也認為今年之內會出現房價的大幅下跌。也就是說過去由於經濟增長被掩蓋的問題，在接下來有限的幾年會集中出現，社會矛盾會出現嚴重尖銳的時期，如果胡溫不能在眼下有限的時間內有所作為，開啓社會變革、疏導社會矛盾宣泄的渠道；真等到山崩海嘯到來的時刻再想亡羊補牢，那就為時已晚了。
第三，延續了十幾年的鎮壓法輪功的政策將無法延續。在當前中共的中央領導層中，胡錦濤和溫家寶一直回避就法輪功問題直接發表態度，執行鎮壓政策的事實就是以周永康為代表的政法委系統。一旦拿下周永康，胡錦濤相當於全面掌握了權力，也就不能再說對這個當前中國社會最大的人權災難不知情、或者是力所不能及。胡、溫之前是受江派勢力掣肘，一直回避受江派勢力的脅迫去表態支持鎮壓法輪功；所以斷然沒有道理擺脫了這個脅迫之後，反而會自覺、主動地把這個黑鍋背過來。所以拿下周永康，隨之而來的將是鎮壓法輪功的政策事實上被中止，最低程度也是會被即時“凍結”，等待最後的解決和清算。
最後，周永康被放倒，江澤民將無可避免成為下一個目標。如果說胡溫現在還有幾分顧慮，不想給體制驟然帶來很大衝擊，那麼如果把周永康這個現任常委放倒了，對江澤民這個過氣老大也就無所謂顧忌了。失去了周永康這個有著血債紐帶的死黨，江澤民也就失去了對現實的影響力。然而要說清周永康的罪行，卻不能不扯出江澤民。
大約一周前《大紀元時報》登出獨家報導，指薄、周所製造的權力鬥爭是圍繞習近平接班展開的——也就是說習近平不是江澤民中意的接班人，在“十七大”上推出習近平是個權宜之計。江澤民等人的計劃是培養薄熙來在“十八大”上升入常委、接管政法委，而後相機罷黜習近平，奪取黨的最高領導權。以筆者對中國政治的觀察和分析，這條消息應當符合實際。
因為在中共體制內，太子黨本身在接班序列中就有優先地位。在這一撥太子黨候選人中，有潛力的無非習近平、薄熙來、劉源等有限的幾人而已。而這幾人中又以薄熙來最為突出，習近平一直韜光養晦、謹小慎微；劉源先任職武警、後轉到軍隊，對黨務、政務系統未曾問津；唯獨薄熙來90年代後期在大連期間就被包裝成一顆“政治明星”。後來薄在擔任遼寧省長期間，亦步亦趨地緊隨江澤民鎮壓法輪功的政策，被江澤民相中作為“隔代指定”的接班人再合理不過。不過薄在擔任商務部長期間發生意外，其仕途受溫家寶所阻，被發配去重慶擔任市委書記，暫時被踢出了中央權力圈子。由於對薄熙來的爭議，在2007年中共的“十七大”上江澤民為了不讓團派特徵明顯的李克強接總書記的班，只得退而求其次地推出習近平。習近平派系特色不明顯，也沒有薄熙來張揚外露，招惹的是非不多，是各派都可以接受的人物。但正因為派系特徵的不明顯，江澤民對習近平顯然沒有薄熙來放心，特別是習近平在任職福建省和浙江省期間，遠沒有像薄熙來那樣緊隨江澤民鎮壓法輪功的政策。對江澤民來講，如何保證未來接班人延續他的鎮壓政策、使得自己在有生之年不被清算是第一要務。因此他完全有動機、有需要去栽培薄熙來，並安排他在未來奪取最高領導權，以代替他並不放心的、沒有血債包袱的習近平。
一旦拿下周永康，不管是從薄熙來陰謀篡權這條線索的延伸，還是從曝光具體殘害人權的犯罪事實、以說服社會的需要出發，江澤民最終都在劫難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