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0周年专访丁子霖

【新唐人2009年5月27日讯】丁子霖,一位不曾参与六四,却因独子在六四学运中遭镇压而改变命运的伟大母亲。她所发起组织的“天安门母亲运动,以有别于一般民运组织的独特方式呼吁平反六四,赢得许多人的支持与尊重。六四20周年前夕,对于近来广受讨论的各种和解方案,丁子霖表示10年前也有海外民运人士要她签署一份文件,呼吁以宽容面对六四事件,当时她曾不客气地拒绝了。

丁子霖:“我说当局不认错不公布真相,这就谈宽容,谁宽容谁啊?你让当局来宽容我吗?他杀了人不认错,还要继续迫害我们,受到比现在更严格的控制,叫我们去和解,叫我们去宽容他,那不是成了丑化和解?这叫剃头担子一头热。”

丁子霖表示,经过了多年的思索和调整后,受难者家属们在06年提出了一个他们认为可以打破僵局的六字方案,即“真相、赔偿、问责”。因此她对于戴晴近日提出的和解方案,持比较正面的看法。而针对所谓的真相,她也直言除了加害者的真相,学生的真相也必须被公开。

丁子霖:“我们也在不断地累积,调整自己的思路,那为什么不能允许难属以外的人呢?起码她还在关心天安门六四的事情,现在多少人都不关心了。所以有些人骂她,但不要一棍子就把戴晴的方案打回去,你打得人家… …,或许还有其他和戴晴有类似想法的人也想提自己的方案,说不定把人家的热情都打走了。我欢迎在20周年之前之后有更多的体制内外的人都来提解决六四的方 案,你提多了,就是逼迫共产党坐在谈判桌上,跟你面对面谈。如果大家都不理了,都去赚钱去了,都去解决金融危机了,都去这个那个了,那共产党不是更可以为所欲为了?”

丁子霖:“确实有的学生护照什么早就预备好了,什么时候预备的?所以我们难属要的真相是所有的真相,到底怎么回事?不是单方面的,不光要邓李杨的真相,戒严部队的真相,还有学生方面的真相。真相如果是堂而皇之的话,有什么不敢见天日的?不是更证明你的正义性吗?我觉得应该拿出来,让老百姓来看,让大家来看。”

丁子霖:“我觉得广场上的那些学生也不必害怕,我早就这么说了,一个人的罪和过要分清楚。学生是过,他们要勇敢地反思,不管怎么样它不是罪,杀人的罪是共产党,是共产党的元凶邓李杨而不是学生。学生是过,但是如果你过也不承认,还在那里硬着脖子,那跟共产党有什么不一样?”

丁子霖说20年前儿子走的时候她53岁,现在已经73岁来日无多了。对于他们难属所提出的三个诉求,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活着的时候看到实现的一天。不过如果真的有幸能看到,她最希望的是把儿子埋葬了,因为他的遗骨现在还放在家里。而埋葬的地点会选在天安门附近,因为当年儿子还没来得及到天安门,就在木樨地被杀了。最后她还希望能仿效国外建大屠杀纪念馆,为所有死难者立碑,因为中国是个太善于遗忘的民族。

丁子霖:“他走了,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事情一定要想到符合他的遗愿。蒋捷连的生命从我们家庭来说,是我和我丈夫唯一的儿子。我这个妈妈不能替他去死,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既然命运做了这样的安排,让他走在我前面,那我只有把他的生命在我身上延续。他爸爸也是如此。我们现在每做一件事都会扪心自问,这是不是小连所愿意看到的?所以为什么我不愿意去公开指责那些让我失望的年轻人,我也不愿意去公开反驳那些攻击我,污蔑我,造谣的人。”

丁子霖:“中国是善于遗忘的民族,这个民族是太善于遗忘了。长点记性,让以后的年轻一代不再遭受像我儿子那样的苦难,以后做父母的也不再遭受像我们这样的苦。我就是希望中国不要再发生这样的大屠杀,所以要立这么一个六四大屠杀遇难者纪念碑。”

丁子霖:“当这一切都做到了,你想做什么?我说如果那天我还活着,只想远离人群。如果我还有余生的话,我就想静悄悄地度过我的余生,将来到那个世界去找我儿子去,我不想再和人接触了。”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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