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4日，是中共制造的“六四”天安门屠杀37周年纪念日。中共仍在千方百计掩盖这段血腥的历史。海内外各阶层人士则在以不同方式纪念死难者，并反思这段历史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与启示。
1989年6月4日，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下令调20万军队进北京，镇压由北京大学生率先发起的“反官倒、反腐败、要民主、要自由”的民主抗争运动。
1989年6月17日，中共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说，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执行清场任务时，“没有打死一个人”，“也没有轧伤一个人”。
但是，这是弥天大谎。“六四”后出现的“天安门母亲”群体揭露出来的真相是，当时，中共军队不仅打死了人，而且打死了许多人。
据白宫流出的机密档案，美国曾透过中方戒严部队线人，获悉中南海内部文件，评估“六四”死伤民众达40,000人，其中10,454人被杀。
六四屠杀后，中共党内开始大清洗，一批同情学生、反对开枪镇压的中共高官被清洗。这里，盘点当时被清洗的九名中共高官。
一、赵紫阳（正国级）
赵紫阳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学生民主抗争运动爆发后，赵紫阳主张以民主、法治的方式解决问题，邓小平主张调军队进行武力镇压。
中共历来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中共党内，谁掌握了军权，谁就是真正的老大。
当时，邓是中央军委主席，邓说了算。赵反对武力镇压，就被认为站在了邓的对立面。
“六四”前夕，赵就靠边站了。“六四”过后，赵立即成为整肃对象。1989年6月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通过“赵紫阳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赵被撤销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职务，仅保留党籍。
但是，赵至死都不承认有“分裂党”、“支持动乱”的错误。
二、胡启立（正国级）
胡启立当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排名第一的书记，主管宣传、意识形态。
对于学生民主运动，胡的总体态度是，同情学生，更倾向以民主、法治的方式解决问题。
1989年5月20日北京戒严前，中共新闻界有过短暂的宽松时期。这既与赵紫阳的开明有关，也与主管宣传的胡启立有关。
比如，4月27日，胡启立曾找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几家主要报社负责人进行座谈。胡明确表示，鉴于各方强烈要求对学潮报导的尺度有一个明确意见，中央决定放宽新闻报导的口径，在报导学潮的问题上，报社主编有权决定可以报导什么，或不报导什么，不必事事都要请示。
1989年5月17日，中共政治局常委在邓小平家中开会。邓提出要在北京戒严，赵紫阳反对，胡启立虽然表示不反对，但仍提出“是否还有比军管更好的方法”。在是否调军队进北京镇压的问题上，胡启立没有100%跟邓保持一致，这成为“六四”后胡的“严重政治错误”之一。
在1989年6月24日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胡被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三、芮杏文（副国级）
芮杏文当时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协助胡启立管宣传、意识形态。
赵、胡、芮都是中共党内改革派代表人物。赵是总书记，在如何处理学运的问题上，一方面，赵、胡、芮持相同或相似的观点；另一方面，赵是胡、芮的上司，赵作出指示，他们必须传达。
“六四”后，芮杏文承认，他向首都新闻单位负责人传达了赵的批示，因而“给新闻单位负责人松了绑，使新闻宣传决了口，舆论失控越来越严重，直到完全失控”。
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芮杏文被免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四、阎明复（副国级）
阎明复当时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六四日记》中记载：1989年5月15日，“阎明复和胡启立来我办公室。他们提出，要承认4月26日社论有错误，要承认学生是爱国行动，才能缓和当前紧张局势。还说这是惟一的办法。我不同意。”
4.26社论是邓小平授意起草的。社论将学生民主运动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引发学生强烈不满，导致到天安门广场请愿、静坐、绝食的学生越来越多。
5月16日下午，阎明复奉命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劝说他们返回学校，当时《人民日报》在头版报导并配发照片。
阎明复的女儿阎兰在她的书《阎家》中写道，她的一位当时在北大读书的朋友卡罗琳告诉她。阎明复到天安门广场后，就坐在卡罗琳的身边。阎明复当时对绝食学生讲了下面一段话：
“首先，你们的决心和诉求精神感动了整个国家。请相信，你们关于改革、自由以及反腐败的诉求已经被听到了，我确信党中央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将会重视这些诉求。但这些诉求不值得以生命为代价。作为一位人道主义者，我告诉你们，不能自我牺牲。作为党中央的代表，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只要你们停止绝食，重返课堂——将不会有任何报复行为。”
阎明复是第一位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的中共领导人。
因为同情学生，阎明复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被免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1990年被免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的职务。
五、朱厚泽（正省部级）
朱厚泽是1985年8月被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选中，由贵州省委书记调任中宣部部长的。
到1987年1月，胡耀邦被邓小平等中共元老赶下台，朱厚泽也被免中宣部长。朱厚泽成为中共建政76年来任期最短的中宣部长，任职仅1年零5个月。
1988年，朱厚泽被安排到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任第一书记兼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
朱厚泽到全总上任前，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和他有过一次谈话。赵问朱：“如果出现了社会动荡的情况，工人和政府对立，工会站在哪一边？”朱厚泽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当然站在工人这一边。”赵紫阳满意地说：“这就对了。”
1989年5月，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后，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纷纷前往天安门广场悼念。不久，悼念活动演变成“反官倒、反腐败、要民主、要自由”的学生运动。不少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抗议，全国总工会为在天安门广场上绝食的学生捐了10万元。这件事是经中共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同意的。
“六四”后，总工会向学生捐款10万元的事，朱厚泽个人承担了全部责任。朱厚泽因此被认为犯了错误，被迫提前退休。
六、鲍彤（正省部级）
1980—1987年，赵紫阳任国务院总理7年，鲍彤任赵的秘书7年，期间，兼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
1987年中共十三大上，赵紫阳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鲍彤被任命为“政治局常委秘书”，实际还是赵的秘书。
赵任总理时，是中共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推动者；赵任总书记时，是中共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推动者。鲍彤则是赵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助手之一。
1989年春学运爆发后，赵主张以民主、法治方式解决问题，鲍彤支持赵的做法。
1989年5月17日，中共政治局常委在邓小平家开会时，邓决定调军队进北京，五名政治局常委，只有赵一人反对。回到中南海后，赵自知大势已去，让鲍彤帮他起草了一份辞职信。
赵一失势，鲍彤的政治生命也进入倒计时。
1989年5月28日，鲍彤被中共政治局委员宋平找去“开会”。宋平见到鲍彤后说，你现在很不安全，给你换一个地方吧。这一换，就把他换到了秦城监狱，没有履行任何法律手续。
1992年3月，鲍彤被撤销中央委员职务，开除党籍。7月，被扣上“泄露国家秘密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两项罪名，判刑7年。1996年5月，鲍刑满释放。此后，一直被软禁至死。
七、胡绩伟（正省部级）
胡绩伟1937年加入中共，一直从事共产党的报纸、电台的总编或行政工作。1952年调入人民日报社，先后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等职务。1983年9月，在中共发起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被整肃，被迫辞去《人民日报》社长职务，转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89年春学运爆发后，胡绩伟因同情学生，被认定“支持学生暴乱”，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资格，撤销在全国人大担任的所有职务，并受到留党查看的处分。
1989年5月20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发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
1989年5月21日，胡绩伟等24位全国人大常委，联名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信中写道：
“近日北京市及全国各地的局势表明，我们国家陷于极其严重的危机之中，我们作为人民选出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成员，必须对人民共和国高度负责，在此紧急关头，应立即通过法律程序，反映人民的意志。”
“为此，我们提议在5月24日至26日左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非常）紧急会议，研究当前的严峻局势，并通过法治轨道谋求正确解决中国当前危机的方法。如果暂不能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议，建议召开在京常委会委员参加的非正式紧急会议。”
胡绩伟委托北京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曹思源等，征集在京全国人大常委在“建议书”上签名，共有57位委员联署。
但是，在邓小平的强力干预下，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没有开成。6月3日晚10时，20万大军开进北京城，一场轰轰烈烈的学生民主运动被镇压。
1989年6月30日，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八次会议上，胡绩伟被围攻，受到各方严厉责问和批判。于是，有了上面的处理结果。
八、许家屯（正省部级）
许家屯，1916年出生，江苏如皋人，早年参加过新四军，后官至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全国人大常委，是资深的正省部级高官。
1983年，67岁的许家屯被任命为中共港澳工委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成为中共驻香港的最高代表。
1989年5月3日，赵紫阳将许从香港招回北京，征求许对学运的看法。许说：“这是爱国的运动，是支持共产党改革的运动；有些人是期望改革能更进一步发展，有些人是担心改革会停止，甚至倒退。”赵听后，表示：“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
1989年5月20日，北京宣布戒严。许回忆说，5月20日，《文汇报》副社长张竣生告诉我，文汇报社同仁准备以社论开天窗的方式来回应。我知道不可能阻挡，就点头表示同意。第二天，《文汇报》头版社论栏出现“痛心疾首”四个大字，引发很大震动。北京很恼火，李鹏要港澳办追查。许答复：香港不同于内地，我们会妥善处理的，给顶了回去。
六四屠杀发生后，新华社香港分社以“新华社香港分社部分干部员工”的名义发出谴责镇压、呼吁哀悼的声明：
“我们对在首都发生的血腥镇压、杀害爱国学生和人民群众的暴行极度愤慨！我们呼吁：全港中资机构员工于6月5日以各种形式为死难爱国同胞沉痛致哀。”
许家屯对待六四学运的态度，被认为“站在历史正确一边”。
“六四”后，许家屯得知时任海南省长梁湘被国务院总理李鹏以“研究开发海南洋浦港”为借口骗到北京，一下飞机立即被软禁之后，脊背发凉。得知接替他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周南，停发他的工资，收走他的房、车，成立了一个整他材料的专案组之后，他不得不作出决断：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远走高飞。
1990年5月1日，许家屯在香港启德机场登上前往美国的班机，直飞旧金山，成为中共建政后第一个成功出走海外的最高级别官员。
1991年3月3日，新华社报导称，经中共政治局批准，中顾委常委会、中纪委常委会讨论决定，撤销许家屯中顾委委员职务、开除其党籍。
九、徐勤先（正军级）
徐勤先当时是38集团军军长，少将。
2025年11月下旬，六四抗命将领徐勤先少将受审的完整录像在海外互联网上首次曝光。这段拍摄于1990年3月的长达6小时的军事法庭庭审画面，详细披露了他在1989年抗拒命令、拒绝率军对民众开枪的内部细节。
据中共军事检察院的起诉书：“1989年5月18日16时许，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刘振华、司令员周衣冰等领导在军区办公楼主楼三层会议室，向徐勤先传达中央军委关于调38集团军到北京执行戒严任务的命令。当刘政委等军区领导传达军委命令和部署任务后，徐勤先即表示拒绝带领部队进京执行戒严任务。他说：‘动用军队这样的大事，我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体会议进行讨论，究竟这样做对头不对头，这样的命令应当由国家发布，以党的名义发布是不合适的。’他还说：‘这样的行动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一个事件也可能短时间看不清楚，但历史可以证明，执行这样的任务可能立功，也可能成为历史罪人。’他声称：‘带武器执行这样的任务我无法执行，中央军委可以任命我当军长，也可以撤销我的职务，这样的命令我无法执行，请领导另找别人吧。’”
庭审中，徐勤先回忆说：“这么大的事情呢，应当很好地研究一下，究竟怎么样处理合适。我建议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军委，是吧，开会啊，开个会好好讨论一下，究竟怎么处理合适？还有军队纳入国家体制，人大也可以讨论一下。然后我说，这个任务和这个到前线打仗，和这个抢险救灾不一样。（对敌）作战（敌我）阵线都比较分明，任务也比较明确。这样的任务（指到北京戒严）携带武器装备，我说好人坏人混在一起，军队老百姓混在一起，这怎么执行，打谁？”
当时，徐勤先有两个选择：一是服从命令。这样，他可能名利双收，由少将升中将甚至升上将，由集团军军长升任更高军职；二是违抗军令，被撤职，被查办，被定罪，被关进监狱，失去一切。
但是，大是大非面前，徐勤先选择了后者。他坚持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不能动用军队、动用武力来解决，因不想误伤误杀老百姓，他没有服从中央军委的命令。
徐勤先因此被中共军事法院“认定”犯了“违抗戒严命令罪”，被秘密判刑五年。
结语
“六四”屠杀前，中共党内已开启政治体制改革。赵紫阳是其代表人物。以上其他八位中共高官都是改革的支持者。
“六四”屠杀发生后，以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被清洗，邓小平亲自终结了中共政治体制改革进程。
邓小平曾讲：“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六四”屠杀后，中共的改革开放事实上走入死胡同。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晟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