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6年01月18日讯】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年真相》。
1946年3月20日，一架从上海起飞的军用飞机，降落在日本东京厚木机场。机舱门打开，出来了一位中国人。美军上校上前迎接。这位中国人，就是法官梅汝璈。
他此行的任务，是代表中国参加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担任中国法律代表团的团长和首席法官。他是这场由盟军主导的国际大审判11位大法官中，唯一的东方面孔。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梅汝璈在中华民国时期的荣耀，以及在中共统治下的悲苦。
东京审判 仗剑而行
梅汝璈，1904年出生在江西南昌市郊的梅村。1924年，他从清华学校毕业，赴美留学，并在24岁时就拿下芝加哥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
1929年回国后，他先后在山西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大任教，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英美法专家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曾经担任国民政府的教育部次长、中央政治学校的法律系教授。
1946年，他被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任命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前往东京。
到达东京之后，盟军和中国同胞在帝国饭店为他接风洗尘。宴会上，还发生了一段佳话。
国立中央大学校长顾毓琇，把一柄三尺长的宝剑赠给梅汝璈。梅汝璈感慨地说：“红粉赠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不是壮士。”
顾毓琇大声回应：“你代表全中国人民和几千万死难同胞，来到侵略者的首都审判元凶，这还有什么比这更壮的吗？”
当天晚上，梅汝璈在日记里写道：“戏文里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但现在是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可雪我心头之恨！”
在东京审判这场震撼世界的历史大事件里，梅汝璈以智慧与勇气，为中国、为中华民族，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为中国争尊严
梅汝璈在东京审判中的作为，至今仍被人传颂。
有一次，11位法官身着法袍，坐在审判席上预演。大家注意到，身后的国旗顺序是美国第一，中国第二。中国法律顾问吴学义立刻打手势，提醒梅法官：不对，中国应该在第一。
梅汝璈马上向庭长提出：“中国国旗应该插在第一位。”
美国法官克莱墨问：“为什么？”
梅汝璈当即列举：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军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
随后，中美法官展开激烈辩论。最终，美国让步，中华民国国旗插在了第一位。
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代表团首次在国际会议上把国旗插在首位。
法官的座次
1946年5月，开庭前的预演中，庭长宣布入场顺序为：美、英、中、苏。中国排在英国之后。
梅汝璈立刻表示反对。他说：“个人座位我不在意，但我代表的是中国。中国是受害最深、抗战时间最长的国家，理应排在第二位。而且，如果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就没有今天的审判。按照受降签字顺序排列，才最合理。”
说完，他愤然脱下黑色法袍，拒绝参加彩排。他还强调：“今天有记者和摄影师在场，一旦明天见报，就成了既成事实。要么立刻表决，要么我辞职回国。”
最后，法官们同意了他的建议，中国法官座次排在第二位。
判决书的撰写
在判决书问题上，有人主张统一书写，但梅汝璈认为这样不合适，他认为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暴行，应该单独写成一章进行说明。他激动地说：“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比德军在奥斯维辛毒气室里屠杀，更加惨绝人寰。”
最终，由于他的坚持，判决书采纳了他的意见。在90多万字的判决书中，有10多万字由梅汝璈写下，并且单设一章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在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判决书中留下了中国法官的声音。
事后梅汝璈回忆说：“那些日子，我们就像钻进成千上万件证据和国际法典的虫子，每天在里面爬来爬去，生怕遗漏了重要的东西。”
量刑的坚持
在战犯的量刑上，分歧很大。庭长主张流放，印度法官主张无罪释放。梅汝璈却坚决要求，必须对主要战犯判处死刑。他说：“如果这些战犯不能被判处死刑，我只能跳海以谢国人！”
最终，经过梅汝璈的不懈争取，11名法官以6比5的微弱多数通过，东条英机、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甲级战犯被判绞刑。
可以说，梅汝璈在东京审判上，几乎每一步都在捍卫中国的尊严。
投奔中共
东京大审判进行了两年半的时间。审判结束的时候，国共内战正在激烈进行。期间，梅汝璈经常从报纸上看到内战的消息。
梅汝璈在美国的同学中，包括一些亲共的人士，比如潜伏在国民政府中的经济学家冀朝鼎，因此他受到影响，对国民党有很多不满，听信了共产党的话，误认为共产党才是希望。
东京大审判结束后，国民政府宣布任命梅汝璈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司法行政部长，但是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这一任命，去了香港。
在香港，他与中共驻港代表、清华校友乔冠华取得联系。1949年年底，在中共方面安排下，他乔装打扮后，秘密回到中国。
中共治下的悲凉
到北京后，梅汝璈经历了短暂的礼遇。中共安排他当了外交部顾问，还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以及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等。
他的工作关系在外交部条约法律司。他虽在外交部上班，但顾问的职务几乎是虚衔，他的实际工作不过是翻译文件、研究资料。
中共篡政后，实行对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全盘否定西方法律思想文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成为中共的敌人。所有教授英美法律系统的法学院全部被撤销，所有与英美法系有关的专家学者都成为打压对象。
这一切，对于梅汝璈这样一个顶尖的英美法学专家来说，无疑是个沉重打击。他既不能从事英美法的教学，也不能从事英美法的研究，更不能发表肯定英美法的言论。
他无奈地说：“我实际上只是一本破烂过时的小字典。”
上当受骗成右派
1957年春，中共一再号召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帮党整风，要求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承诺“言者无罪”。
身为外交部顾问的梅汝璈，相信了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承诺，“真诚”地给党提了一些意见，主要说了三点：
一是对待苏联专家的问题。他说，有的地方把苏联专家奉为神明，这是崇洋媚外的另一种表现。
二是一些具体制度的缺陷。他指出，像刘青山、张子善那样的贪污案，他们的职务不是很高，但贪污的数量却很大，这表明财务审批制度有缺陷，不能简单的说是个人品质问题。
三是有些宣传不实。他表示，经济建设的宣传中，很多是打肿脸充胖子，有的是做戏、表演，这种情况应该警惕和制止。
梅汝璈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号召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是为了“引蛇出洞”。当“蛇”都被“引”出洞之后，他的上述言论都成了“罪过”。
不久，梅汝璈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成了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并列的“右派分子”。
文革受辱挨批斗
1966年“文革”开始后，梅汝璈曾被强制在外交部内扫厕所，写外调材料。
他曾写过一篇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章，强调应该加强研究和教育。但在文革时，这篇文章被指责“煽动民族仇恨”“替军国主义张目”，甚至被扣上“汉奸”的帽子。
外交部造反派抄了他的家。他写的关于“东京审判”回忆录的手稿，一些资料、照片、便条、笔记等，都被抄走了。他在东京审判时穿过的法袍也差点被抄走、烧掉。
他的身体每况愈下，经常跑医院，心情也极度低落，总是听说哪个老朋友被抓起来了，哪个老朋友自杀了。他的一双儿女只读到初中，就被迫下放农村劳动。
到1972年秋，梅汝璈突发偏瘫，送往医院后未能康复。1973年4月28日，他病逝，享年69岁。
结语
梅汝璈一生的辉煌都是在中华民国时代写就的；在中共统治下的后半生，他留下了什么？除了一部仅写了一半的回忆录外，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政治运动中受煎熬。
梅汝璈有一句名言：“我不是复仇主义者，……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这句话值得今天的中国人深思与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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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