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3年04月25日讯】近日，《民主季刊》刊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Lynette H. Ong (王慧玲)的文章《“清零失败后的中共》 (The CCP after the Zero-Covid Fail)。文章指出，中共有两种镇压模式，现在，中共的“维稳”镇压模式正在失效，并且，中国人反抗中共的活动并没有消亡。
文章表示，“鉴于中国缺乏数据透明度，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中国（中共）政府因新冠肺炎崩溃所付出的全部代价。但对中国社会及其政府的影响开始显现。”
文章指出，中共的强硬“清零”政策导致抗议活动，这些抗议活动的影响力、参与度，甚至使用的反政权口号都是非同寻常的。
中共虽然成功镇压，但也不是毫发无损：它的行为打破了中国人民对其专制统治的高度信任，削弱了中共以信任为基础的治国之道。
文章称，中共以让步和镇压相结合的方式回应抗议活动，但这种软硬兼施的手段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也无法平息异议浪潮。再加上中国经济放缓，这些抗议活动可能预示着，中国将进入充满冲突的“新时代”。
两种镇压模式
文章认为，在六四事件之后，中共采取两种镇压模式，第一种是指以“信任”为基础的日常镇压模式。作者又称为“外包镇压”，即“党国召集社会上有意愿的成员直接镇压人民，或诱使他们服从国家政策。 这种体制关键部分是‘人’，它的力量来自于普通中国人的社会关系（关系) ，包括家庭、邻里和工作关系。
与警察使用的暴力胁迫不同，这种日常形式的镇压依赖于哄骗、说服以及施加社会和心理压力以促使人们服从。如著名的“朝阳大妈”及“网格化”管理系统，主要由邻里和志愿者参与，他们在当地警察的监督下与基层社区工作者合作。这些居民志愿者拥有当地知识和社会关系，可以用来说服邻居遵守中共的规则。
这种“维稳”的范围比传统的公然的暴力镇压或审查行为更广泛，它涉及使用先发制人和秘密措施。这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通过公开胁迫或惩罚来镇压抗议活动的必要性，从而避免了社会反弹。
这种维稳体制，“使其能够在社会冲突演变成街头抗议之前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
基于对中国城市化政策的研究，作者认为，中共对社交网络的巧妙操纵使其触角深入到公民的日常生活中，在最大限度地减少阻力和反弹的同时让人们顺从。这使“中共得以维持其合法性，并将其意志强加于社会”。
第二种镇压模式是公开的的暴力镇压，它应用于新疆、西藏和香港，是一种高强度监控模式。在新疆和西藏，人均公安人员数量都在增加，而且因“颠覆”行为而被捕入狱的人也屡见不鲜。
文章指出，这两个系统，加上宣传和审查制度，使中国公民无法认识到彼此的困境，从而防止全国性的大规模反抗。
新疆和香港的公然镇压可能成为国际新闻头条，但是，“外包的镇压，更为普遍却不为人知”。
外包镇压机制受到挑战
文章认为，严格而荒谬的新冠“清零”政策，造成了普遍的不满，公民和志愿者都开始质疑它们的有效性，“随之而来的是广泛的抵制和强烈反对”，最终演化成了全国性的“白纸运动”。
文章说，“白纸运动”之前，由于缺乏独立的公民社会组织，中国人民没有途径动员大规模运动。加上中共的镇压机制，包括外包镇压体系和公开镇压审查制度，任何交叉动员的迹象都受到严格监控。因此，“尽管社会争论激烈，但中共政权仍具有弹性”。
但是， “清零”政策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使每个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怨恨跨越了社会群体、种族和地区的界限。尤其是“贵州大巴转运翻车”事件和乌鲁木齐大火事件，点燃了人们的怒火，使人们走上街头。
文章认为，这是自1989年天安门广场示威以来，民众首次表达对政治变革的要求，打破了中共政权处心积虑构建的维稳体系。
未来会发生什么
作者对中共在后疫情时代面临的挑战进行了三点思考。
第一，“中共基于信任的治理和镇压模式依赖于高比例的民众支持”，然而，中共的清零政策破坏了这种信任和支持。
文章认为，在“新冠清零”政策实施的第一年，人们认真遵守封锁和检测制度，真诚地相信中共会保护生命。但后来，人们对遵守大流行措施和国家与社会关系开始怀疑。
尽管镇压和“清零”政策的突然转向可能平息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但其他形式的社会冲突仍在继续。
包括年轻一代中消极抵抗的出现，他们对中共实现经济繁荣的能力信心下降。尽管他们没有表现在街头或大胆呼吁政权更迭，但移民和躺平同样是对党国的有力反抗行为。事实上，这些行为可能会让当局付出同样多的代价，甚至更多。
文章指出，公众信心的侵蚀将如何影响中共基于信任的治理模式的长期有效性，只有时间才能证明。但是，显而易见的是，没有合法性，中共将不得不通过强制手段寻求合法性，也就是说，如果想要获得疫情前一样的民众服从，中共需要更多的暴力。
第二，“突如其来的政策转弯使中共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制定一个既能使其摆脱‘清零失败’又能保持其合法性的说法。”
文章说，中共经常在危机时刻寻找替罪羊， 这次可能也会试图找替罪羊，但选择余地有限。整个2020年，中共将其“清零政策”宣传为中共制度优越于民主制度的例证，并宣传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超过一百万人因为新冠死亡。中共这次能让什么“境外恶势力”或地方当局当替罪羊呢？
文章认为，中共在“清零”政策上的突然转变，及无数人因中共的政策转变而死亡，中共的制度优越性将何去何从？虽然中共在2023年2月宣称其新冠肺炎政策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但中国人民是否真的相信这套说辞，是另一个问题。
第三，作者指出，“清零”政策结束后，中共试图重新将政策中心调整到“经济发展”上，但是能否实现，存在很大疑问。
之前，中共与民众之间，存在着一种隐含的社会契约——中共可以剥夺政治权利以换取经济繁荣，现在，当中共未能实现曾经的经济水平，但仍要求人们和以前一样无可置疑的服从时，人们不可避免地会抱怨。随着经济下滑，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其不满情绪会越来越大。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共最大的压力是经济增长放缓。
《民主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是一份1990年起由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发行的学术期刊。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Lynette H. Ong (王慧玲) 是研究中国镇压系统的专家，在2022年出版了《外包镇压 Outsourcing Repression》一书。根据不明白博客的介绍，“从2011年至2019年，王慧玲多次赴中国，在8个省会或直辖市进行了超过200场田野访问，同时建立了超过2000个媒体报道案例数据库”。
（责任编辑：李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