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言真语】陈朗昇:见证警暴 新闻自由靠前线记者硬撑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0年05月05日讯】去年6月以来,上街抗争的香港民众成为警察攻击施暴的目标,而在镜头外,执镜的记者也处在这场冲突的浪尖上,他们由幕后走向幕前,是记录者、见证者,同时他们也是争取民主、法治、自由的香港公民。

《立场新闻》资深记者陈朗昇投入媒体工作,即开始报导警察新闻,尔后也报导多场群众运动。日前他接受《珍言真语》专访时,分享入行15年来记者工作的血泪史,也剖析香港警察从专业冷静执法,到直至是情绪失控的暴力行径。

今年3月21日,香港民众发起纪念“7.21”元朗事件,在现场报导的陈朗昇,无预警的被警察刻意以胡椒喷剂射眼睛,“那一刻是很生气的,生气之余也很伤心,不过这些情绪出现之后,过一会儿我就忘记了,不理它,不是忘记,其实是忘记不了的……”

陈朗昇右眼刺痛难耐,呼吸困难,不断嚎叫,现场警察不按《警察通例》协助他,反而模仿他的尖叫、嘲笑他。“不是警察专不专业的问题,而是他们的智商是否有问题。”“我不知道,现在的警察小时候读书,有没有做过风纪。我做过风纪,如果我看见有人嘲笑遭受不幸的同学,我一定会去批评他,不要说那是一个成年人。”

早在2014年采访占中事件,他已尝过这痛苦滋味,法新社摄影记者还捕捉到这瞬间画面,“当时的警察暴力是有的,但是没有这么夸张,雨伞运动的时候警察还可以保持那种冷静。”

从事记者工作,去年反送中事件前,他报导过韩国农民事件、皇后码头事件、保育事件、反高铁事件、占中等群众运动。“韩国农民是反对世贸组织,不是反对香港警察。可以看到(警察)是没有情绪的,所以整件事处理得较理想。”2005年香港反对世贸游行冲突,是他报导的第一场群众运动。

“以我的理解,香港警察是旺角骚乱、朱经纬案、七警案之后,变得很愤怒,他们可能觉得我只是在工作,你却在欺负我们警察,我为什么要给你欺负,你们不断抗争……”他形容反送中抗争后,港警情绪是“滚烫的”。

去年6月后,陈朗昇上街头做直播,一做六七个小时,自称爱讲话的他,也如鱼得水,“我太喜欢说话了,我就那样说呀说呀。”有港民说要看了他们的直播后才能安心睡觉,“他们关心是不是很多人被抓,关心那些年轻人是不是无端端的受苦,被人抓、被人打。”

“但做为记者还是不习惯于成为一个台前的人物。”他说,记者成为公众人物不是好现象,如同《华盛顿邮报》专栏作者贾马尔·哈绍吉2018年10月2日进入沙乌地驻伊斯坦堡总领事馆,从此人间蒸发。

而在他的记者生涯,最难忘的是去年11月28日港警攻入理工大学时,那惨烈的画面,“我在理工大学外面见到红十字会的人拿着旗子,抬着担架走过,我觉得好像去到战场一样。”当时他遭到警察恶意以胡椒球枪射中脚。

印象最深的则是去年6月12日晚上,抗争者集结金钟太古广场外,一位女生用扬声器鼓励在场抗争者,陈朗昇看不到她的样子,却忘不了她的声音,她说,“如果香港没有前途,我也没有前途的了,大家继续坚持下去吧!”

6月9日晚在立法会外,他看着年轻的抗争者整晚到处走,不断拉来铁栏杆与警察对峙,“6月12日死也不肯走,催泪弹打来了才后退。”但当时的他并不理解眼前这群年轻人,“他们看到警察过来,他们知道后果的,轻则被人抓、被人锁,重则会被人打、被人使用武力,为什么他们都不愿意走?我一直都不明白……”

女生的那一席话,撼动了他,“感动、感动,真是很触动的。就会想,我们是‘回归’时候成长的一群人,97年我刚好Form4(中四),如果当年我们与他们现在一样,去抗议的话,但我们完全没有选择这条路。”

成长于80年代,陈朗昇得利于90年代香港繁荣经济,有住房,不担忧工作问题,警察也是正常的警恶惩奸。“我们成长的年代真的不会担心香港有没有民主,有没有‘一国两制’、有没有‘高度自治’、有没有饭吃,这都与我没有关系。”

渐渐的,他近距离接触抗争者,97年左右出生的年轻人,他们接受很好的教育,正在上很好的大学,“比我读书厉害很多,但是他们对香港的前景是很不乐观的,是很脆弱的……”

“看到的是‘一国两制’、自由民主永远都是大话、谎话,人大释法,释完法之后你反对、你抗议,要抓你锁你,警察也是这样,司法系统也是这样,他对社会没了信心,没了前景,所以他们变得义无反顾。”

而香港也有一群记者,在这场抗争中义无反顾,走向前线。陈朗昇看到身边记者的勇敢无惧,“看到警察拿着枪,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打到哪里,我当然马上要走。有很多记者不是,他继续在那里摄影,他没有想过警察看不到周围,会打中自己的,他照样摄影著。正是记者这么勇敢的行为,将真相、本来面目、将大家未必看到的事情报导出来。”

陈朗昇走向前线,虽没收到死亡威胁,但他的名子、住址、电话、个人资料被放上“暴徒网”,家人与妻子因此为他担忧。他说,香港需要更多记者,去捍卫新闻自由,“说到新闻自由,其实很老实说现在只剩下一些前线记者,大家一点一滴,一汗一泪去坚持。”

“因为有前线记者在顶着,写篇稿、写几个字,和老板吵架。一个镜头,可能会被警察骂得很厉害,甚至有皮肉之苦,但是他们还在努力去做。”他说,接触的左派媒体记者,也在这场抗争中努力的纪录著,“在建制派媒体的记者对我说,他老板所谓也变‘黄’了。当他们都中过水炮车,变成一泡泡蓝色的样子,他们怎么会对警暴没看法呢?”

被警察公然羞辱、攻击,甚至被公然抓捕,“我们坚持在这里,不是仅仅因为那份工作、那份工资,是因为我们希望见证历史、记录真相,这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感。”

“所以不是你(港警)叫我两句‘黑记,死曱甴(蟑螂)’,我就会走的,甚至你要拉、要锁,我们在合法的情况下,我是对的,我是不会走的。你要拉我,你就做你的事吧。但是我会提醒你,‘你这么做是非法的!’”陈朗昇说。

以下为访谈内容整理。

初做港闻在《文汇报》 早期限制相对少

梁珍:您入行已有15年了,第一份工作在《文汇报》?

陈朗昇:我第一份工作在《文汇报》(当记者)。在《文汇报》前有好几份短期的工作,但不是做港闻记者。后来在一位老师的介绍下去了《文汇报》做港闻记者。哗,可以做港闻记者,我已经很开心了。

我在《文汇报》开始接触到警察新闻,还有当时的《文汇报》是相对较Liberal(自由派),没那么多的限制。比如采访一些民生的议题,我们可以请民主派议员作回应,当然只提了他的名字没提到他的政党,他的相片还是可以刊登出来的,其实当时环境不是太差的。

当时我们的主管也曾做过主流媒体,对我们的要求都很高。我不敢说自己很棒、很聪明,但那时候也学了很多东西,还练就了一身功夫。

梁珍:当时你找我,我第一时间感觉《文汇报》记者找我聊天,找《大纪元》的记者聊天会有什么效果呢?因为《文汇报》、《大公报》、《新华社》等找我们,要么就像你那样很有勇气,要么他们都是从大陆过来的,是有政治任务的。

陈朗昇:是的,他们是有些心思的,但我们没有那些心思。那时我们的港闻部,大部分同事都是在本地出生的年轻人。其实今天有一个现象,大家会针对一些传媒机构,可能对那机构很不满,便对他们的记者、摄影师很不客气,其实我们在《文汇报》工作的时候,同事之间的想法不会与《文汇报》的政治立场相同,所以我们就没有这个困难。

梁珍:你当时跟我说:“我是《文汇报》的,但我只是打份工而已”。

陈朗昇:最简单的说法就是这样了,就能让你明白我们没有任何的心思,没有特别的想法,其实我也就是打份工罢了。

我太喜欢说话了,所以我们现在做直播,要做五六七个小时,时间是长了点,但也不是处理不了的,我们就那样说呀说呀。

梁珍:去年的8月份,他们说你是反送中十大爆红记者之一。

陈朗昇:这种说法真是……,其实这是反映社会的一种现况,大家都喜欢看直播,很喜欢看,很关心。大家可能都会问,你们那些年纪大的人为什么当年不抗争啊?我们成长的那个年代是天下太平的年代,不需要抗争。当然想不到20年后社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有的人说晚上要听了我们的直播才可以安心睡觉。很夸张,其实也反映了大家很关心这件事。关心是不是很多人被抓,关心那些年轻人是不是无端端的受苦,被人抓、被人打。

我们做记者的不是太习惯于成为一个台前的人物。

梁珍:记者成为台前人物就代表一定有些事情发生的。

陈朗昇:这是不好的现象。大家记得最清楚的国际新闻就是卡舒吉案,这个记者被拉到大使馆后被害,连尸骨都找不到。这一定不是什么好事,其实都是蛮困难的。当然我们记者长时间在前线工作,读者朋友看到我们喊一声“加油”,那一定会感觉到窝心(温暖)、开心,那是一种肯定。但是如果认真的想一想社会的现状,这真的不是太理想。

梁珍:最近看到你被射胡椒喷剂。你和警方打交道的经验多,从《文汇报》的时候就开始了,你很清楚这个守则,而且也非常遵守它。怎么警察还要射你呢?

陈朗昇:我很清楚(守则)。我从2005年在《文汇报》时就开始接触警察新闻了,而且在做警察新闻之余,我也做了很多群众运动的报导。2005年韩国农民事件、皇后码头事件、保育事件、反高铁事件,还有占中事件。接下来就是“反送中”事件。这些经验累积下来是很有用的。我们看到这些转变,看到这些方法,我们做这些新闻本来就是对这些有兴趣。比如警察的部署、安排,这队是什么部门的警察,那队是什么部门的警察,用的是什么武器,什么时候用什么武器,我们一直都在看这些东西。

慢慢累积下来的就是一些经验、一些看法。用我最喜欢举的例子说就是:我没有水晶球,我没有内线,我是看现存的资料,慢慢的自己整合梳理出来。当然香港市民平日大多只会见到穿军装的警察,对那些防暴警察和那些机动部队打击暴动的方法就不一定认识了。所以我们这次就有机会在这个空间里去把它讲出来。

韩国农民抗议世贸 当年警察处事冷静

梁珍:你有没有觉得他们改变很大呢?

陈朗昇:警察如果是对付我们以前所知的那种古惑仔、黑社会,他们都是这样做事的。前几个礼拜说长洲那边打人,其实就是警察要查一些他认为的黑社会犯罪分子。他会封锁一个很大的范围,然后就在里面搞一轮了。

至于说是不是有很大的转变?那当然有很大的转变。我第一次接触群众运动就是韩国农民的事件,也就是世贸事件。当时那个环境不同,那是一个世界性的事件,全世界的传媒都在这里。大家知道有些人会来抗争、抗议。但不是针对特区政府的。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警察的指挥中心那里有一句口号:你们是我们的可敬对手。其实他们把韩国的农民当作是他们(的一个对手),因为香港其实很长时间都没有乱过。之前是89年的旺角骚乱,或是什么出租车加价的骚乱。所以他们20多年来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他们把这当成了一个很好的,可以认真训练的场所。

那个时候大家都没有什么装备的。最夸张的就是韩国农民拿着一些铁马的架子冲撞时。我身边的一个记者,他一边拍摄一边流眼泪。因为他没有猪嘴(防毒面具),没有头盔,什么都没有。

那个时候从传媒发布的画面可以看到(警察)是没有情绪的,你犯法那我就制止你了。你不犯法,只是抗争,那个时候韩国农民是喊“Down Down WTO”,是反对世贸组织,不是反对香港警察。因为警察没有情绪在里面,所以整件事处理得较理想。

当时韩农把铁马的架子拆开,一群人拿着它往前冲。如果用现在的所谓非法集结、暴动、袭击警察的罪名来控告那些韩农,我猜他们要坐十二、三年的监狱。但实际上是警察抓完了那些韩农以后,第2天就释放他们。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那件事就这样结束了。

到了今年就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了。当然当中有很多背景因素,包括七警案,朱经纬案、旺角骚乱事件,警察带有很多情绪在里面,那些情绪就像滚烫的水,他们在前线看见记者就会叫“黑蟑螂、黑记”,你是完全没有批评过他,也没骂过他,他就叫你黑记。

中胡椒喷剂 警察不帮忙反嘲笑

梁珍:我记得今年3.21那次,警察走过来就向你喷胡椒喷剂,他还学你叫,你肯定是痛苦的?

陈朗昇:是,那一刻是很生气的,生气之余也很伤心,不过这些情绪出现之后,过一会儿我就忘记了,不理它,不是忘记,其实是忘记不了的,只是不理。你已经喷我了,很明显就是不合理、不合法,我痛苦的在整理、在治理,附近根本没有人冲击、完全没有人去扔汽油弹,附近全部都是警察,你们警察完全包围住,所有人全副武装,之后你看见我受伤,本来警察通例说明你用完胡椒喷剂是要递水给我的,在过往的日子,在6月我看见他们喷完年轻女孩,他们手上没水,我递瓶水过去,警察都愿意帮她冲洗。你不帮忙也没关系了,你还指着我说,我是假装的,也没关系,你还学我叫,嘲笑我,那个愤怒可以让我说出很多难听的话,但我不讲了。

这已经不是警察专不专业的问题,而是他们的智商是否有问题。我不知道,现在的警察他们小时候读书,有没有做过风纪。而我自己小时候在学校执法经验很丰富,我做过风纪,如果我看见有人嘲笑遭受不幸的同学,我一定会去批评他,不要说那是一个成年人。别人已经很受苦了,不应该在伤口上撒盐。

梁珍:五年前在雨伞运动的时候,警察还会保护记者?

陈朗昇:当时的警察起码会冷静些,警察暴力是有的。我第一次看见警察暴力是我读书时,还没毕业的时候,2005年人大释法那年,TVB播出骂警察那一次的新闻,他们硬把摄影师拉走,那次他们是用了相对的暴力,找一些机动部队警员在中间隔开,记者拍不到市民,警察在里面抬走一些人,踢那些人,踢得很厉害,踢得最厉害的现在升上去当总警司,这段时间我有看见他。其实暴力是有的,但是没有这么夸张。雨伞运动的时候还可以保持那种冷静。

以我的理解他们是旺角骚乱、朱经纬案、七警案之后,他们变得很愤怒,他们可能觉得我只是在工作,你却在欺负我们警察,我为什么要给你欺负,你们不断抗争,也预料到可能会被警察打,打的又不是很伤,又不是把你打到残废,为什么朱经纬要承受罪责呢?所以种种事情累积形成警察带有很多情绪。

比如最近大家看到网上一条虐儿视频,很明显那个父亲不是在骂儿子,不然的话他不会说“你这么垃圾”,“你对这个社会没有贡献”,一个冷静的人不会期望3岁、6岁、或12岁的少儿对社会作什么贡献吧。看到他的情绪是很滚烫的,当他回到家就用拳脚,当他在前线拿着武器的时候,就会用武器,这是很令人担心的。

612金钟女孩一番话 触动内心

梁珍:反送中运动到现在抗疫之战,最难忘的经历是什么?

陈朗昇:最难忘的是,打得很激烈的,例如就是理工大学那一次,我在理工大学外面见到红十字会的人拿着旗子,抬着担架走过,我觉得好像去到战场一样。

感到印象最深刻的就是6.12那天。那天我已经工作了很长时间,我是之前那晚6月11日做《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那个基督徒集会一直到6月12日晚上九点。在下午六点多,警察已经收复大部分政府总部外面的范围,抗争者们继续在金钟太古广场外面集结,有个女生用扬声器呼叫鼓励大家,我没有见到她的样子,后来很多的记者都提及那个女生说的话,她说,“如果香港没有前途,我也没有前途的了,大家继续坚持下去吧!”

6月9日晚上在立法会外面,看到夜晚整晚抗争者年青人到处走,不断拉来铁栏杆与警察对峙,6月12日死也不肯走,催泪弹打来了才后退。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他们看到警察过来他们知道后果的,轻则被人抓被人锁,重则会被人打被人使用武力,为什么他们都不愿意走,我一直都不明白,我们这些人虽然都是热血的人,但是好汉不吃眼前亏。

很认真地说,我们成长的年代真的不会担心香港有没有民主,有没有“一国两制”、有没有“高度自治”、有没有饭吃与我没有关系,就算香港我以为香港没有“一国两制”没有“高度自治”我们都会有工作,都不会饿死,都有房子住,但是现在的年青人未必是这样想的。

我接触过很多的90后,97年左右出生的,他们对前景很担心,没有前景可言,他们接受很好的教育,正在上很好的大学,比我读书厉害很多,但是他们对香港的前景是很不乐观的,尤其是很脆弱,看到法官这样说话,他们心想:“那还有法治吗?”

大家成长的背景是不同的,我在香港80年代成长,90年代已经懂事,香港经济很好,觉得住房是很正常,家里可以正正常常有房子住,警察是正常的,是警恶惩奸的。但是年轻人现在看到不是这个现象,他看到的是“一国两制”、自由民主从来永远都是大话、谎话,说过07年08年有,但又没有,2012年也没有。而且人大释法,释完法之后你反对、你抗议,要抓你锁你这样,警察也是这样,司法系统也是这样,他对社会是没有了信心、没有了前景,所以他们变得义无反顾,会尝试用不同的方法。我对整个事情的理解会很深刻一点。

梁珍:那个时候是在现场听到的吗?

陈朗昇:感动、感动,真是很触动的,就会想,我们是回归的时候成长的一群人,97年我刚好Form4(中四),回归之后第一年我们考会考,如果当年我们与他们一样去抗议的话,上街游行的是我们那个年龄,我们完全没有选择这条路,完全没有选择去阻止回归,没有选择去question、去质疑为什么要回归?为什么是这样一个《基本法》?为什么这样安排?我们完全没有这些。当然我会解释,告诉他们,对不起我们那个年纪不是这样的想法。

梁珍:坚持这么长时间做直播,你为什么可以坚持下去呢?

陈朗昇:其实说起立场呢,是每个人都这么前的。有的时候我都跟同事说,“你们不要这么勇敢”。例如721大家都看到我的同事被人打,他被人打完以后我都有想过,叫他不要走那么前,很危险的。

后来他告诉我,他不是特意走那么前,真的是因缘际会他站在那个位置,那些人走到他附近,他才显得在前边,他不是特意。当然他非常勇敢,他没有后退,给人打就继续摄影,辛苦的是去救他帮他的那个人,那个人被人打得很厉害,但相对地同一个同事都摄影到。尤其是7月1日那天,立法会有一个小女孩说要闯进去,她明知道警察在附近,她要冲进去救那些要留守的那些人。

梁珍:其实这改变了很多人对整件事的看法。

陈朗昇:所以如果他不在前边,他摄影不到的。我自己对警察的理解,有些事我会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会站后一点,但是有很多记者不是,例如一些记者看到枪击,我看到警察拿着枪,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打到哪里,我当然马上要走。他不是,他继续在那里摄影,他没有想过警察看不到周围,会打中自己的,他照样摄影著,正是记者这么勇敢的行为,将真相、本来面目、将大家未必看到的事情报导出来。

我在铿锵集说过,在香港做记者环境不理想、工资不高,当然立场不是太差,工时很长,很多很多辛苦的事,我们坚持在这里,一定不是仅仅因为那份工作,不是因为那份工资,一定是有些希望做到的事,可能是因为我们希望见证历史、希望记录真相,希望我们可以尽量去摄影多一些市民看不到的东西,这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感,所以不是你叫我两句“黑记”、“死曱甴(蟑螂)”我就会走的。甚至你要拉要锁。老实说,我们在合法的情况下,我觉得我是对的,我是不会走的。你要拉我,你就做你的事吧。但是我会提醒你,你这么做是非法的。你要执法就不要非法,我一定要提醒你,原因就是这样。

名字被放“暴徒网”家人担忧

梁珍:有没有受到人身威胁?

陈朗昇:我的名字被放上“暴徒网”,家庭地址、电话号码都被放上。(私人资料)被摆上“暴徒网”后,是有多点电话打来,没有到死亡威胁的地步。我们自己见惯了,能评估得到。其实太太和家里人都会担心的,所以我也要顾及他们。如果有什么骚扰电话,我原本经常和他们斗嘴。我太太听到后,就说“你不要这样,不要挑衅他们吧”。我说,他们那么“辛苦”打长途电话来,不要浪费了,不要说两句话就收线吧。但是我也不能够太任性。人大了,责任大了,兼顾关顾的事情就多了。

梁珍:你什么时候加入立场新闻的?

陈朗昇:我是2018年3月加入的。我以前做Fact Wire(传真社),后来因为资金和工作安排等,我后来就离开了。半年没有工作,拿了记者协会的失业救济的,真的不是开玩笑。今天大家前后都称呼我昇哥,其实在香港做新闻界是憋足了一口气的。

后来立场新闻的总编辑来找我,他说需要一个资深一点的人来帮忙。我记得他说,他的立场,他的想法,价值观,就是希望为一些无权的人发声。有些事我未必认同,比如说港独。我们未必要去表达我们是否认同,但是我们需要给那些人去说。在这个过程中,就一定有机会有结果的。

比如23条后会怎么样?他说,如果23条后要全部关门拉人,那就全部关门拉人啦。我说,你要做烈士吗?他说,那就做烈士啰。好吧,那什么时候返工?在公司每个人的性格都不可能完全一样,但是对香港社会的承担、看法、对新闻的坚持,虽然我们有做烈士的想法,坚持到最后一刻,但是我们做新闻不会太情绪化。

我们看见警察打人,甚至连警察打人都不说,我们会说,“警察拿起警棍”,镜头看到警棍正在挥动着,然后有个受伤者受伤了。因为知道有很多人在看,我们说话,我们的语气,我们的速率,都会影响大家的情绪。大家可能会愤怒,可能会伤心,可能会有很多不好的感受,所以需要记挂着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不能说得太情绪化,令大家很生气。睡觉前聼到这些事,可能会很激动。我们只能很中性地说那条警棍挥动着,有人受伤了,大家其实可能都看到的。还有就是一定要公道,警察打人我们会录影,抗争者向警察总宿舍扔(杂物)我们也都会录影。当然这中间有时候难免会有一些个人的看法和分析,但都会平衡一下,说这是我们个人的看法。

新闻自由靠前线记者硬挺 有左派老板变黄

记者:香港新闻自由的前景?

陈朗昇:前景是不乐观的了。现在看到有三个问题。我们接触资讯的困难程度,就算虽然理论上有什么公开资料收集,有什么档案的个别机构的立法会去披露自己档案的原则,但我们接触资讯是非常艰难的。很简单,在疫情下,CSI口罩,我想没人相信这些口罩出纳的记录是没有的。那些口罩去了哪里?其实怎么会不知道呢?但是有政府,有议员去问都问不到。以前我们记者问不到,议员去问应该能问到,但是现在议员都问不到。接触资讯的困难高了很多。

第二就是记者的安全。当然可以说我们还没去到卡舒吉的情况,不会被拉到一个地方,接着人间蒸发,尸骨都找不到。完全没去到这种情况。但是公然抓记者、公然攻击记者、公然去侮辱记者是存在的。

你说内地那些城管打记者没出现,其实是个别的。有一次我们在山东街录影一个被捕人士,我们在弥敦道被他们(警察)推开,没有其他记者在场。我就是被他们不停的撞,但是我不可以还击,我不可以还手,我甚至不能挡得太大力。如果我挡他们挡得大力一点,他们都会告我袭警。

记者:如果抽离记者的角色,你还最想做什么呢?比如写本书,留下些什么?

陈朗昇:其实记者都有在想出一本书。就像六四时出了一本《人民不会忘记》,北京的记者一生的经验。我们都在醖酿中,留个记录是好的。

我没想过不做记者会做什么,毕竟做了记者十几年了。很老实说,香港需要更多的记者。说到新闻自由,其实很老实说现在我们只剩下一些前线记者大家一点一滴,一汗一泪去坚持。你见到很多传媒,其实都是有立场,有他们的金主。大家看看新闻,都还没太过分,是因为有前线记者在顶着,写篇稿、写几个字,和老板吵架。一个镜头,可能会被警察骂得很厉害,甚至有皮肉之苦。但是他们还在努力去做,其实真是靠住。

很多谢大家去支持那些前线的记者,希望大家的支持不会太有差别。不是做建制派、做左派媒体的记者都是这样想的,其实没有的。我听到一个在建制派媒体的记者和我说,他老板也变“黄”了。当他们都中过水炮车,变成一泡泡蓝色的样子,他们怎么会对警暴没看法呢?

点阅【珍言真语】系列视频。

(责任编辑: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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