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集中力量办大事意味着所有功能停摆

作者:袁斌

2月7日,北京大学历史教授罗新在微博上写了八个字,“一生所学,只为此刻。”

这是一个怎样的此刻?有谁同在感受此刻,铭记此刻?一位历史学家的一生所学可以如何解释或烛亮此刻?站在这一时刻望向过去和未来,我们能看见什么,又能相信什么?带着这些疑问,泛文化类播客《剩余价值》邀请罗新老师一起录制了一期题为“瘟疫、语言和具体的人”的节目,不过这期节目很快遭到封杀。

昨天,笔者摘录了“瘟疫、语言和具体的人”的第一个部分,以下是这期节目。

剩余价值:从2017年年末开始,权利被拿走被破坏的情况一再发生。从自己的住所被破门而入,到因无法回到出租屋而被驱逐,我们好像一直都处于一个被剥夺的状态,包括我们的言论自由、我们的居所、我们的安全,即便是看病,也是有关系有特权就有床位。很多我们所信奉的东西完全失效了,在这种不安全感的驱使下,最后的结论就是我要买自己的房,我要买自己的车,我要变成有特权的人。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这也是为什么李文亮去世让大家的情绪达到了一个高点,就是你始终是一个被剥夺的人,然后现在有一个被剥夺的人作为一个牺牲者,死在了他受剥夺的起点上。那天群情激奋,大家都说我们今后就要做一个说真话的人,如果不能说真话我们就不说,但这样一种美好的良善的愿望能实现吗?当言论自由被剥夺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抗争、怎么去奋斗,去争取我们说真话的权利?

罗新:所以我在微博里说,天亮之前会更冷更黑。也就是说,你以为这个时候你感受到了别人,别人和你一样愤怒,别人和你有一样的情绪,有一样的认识,甚至有一样的决心要改变,但是接下来面临的情况可能会让你很失望。这些人的声音你再也听不到了,这些人的脉搏你再也感受不到,你可能感受到的是来自一个更强大的力量的压制。

很有可能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也许不会是短短的几个月、一年、两年,而是相当长的时间——是更黑暗的,是更糟糕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为什么要写“一生所学、只为此刻”?就是等,在这个时刻你怎么度过?对我们的考验在这里。

剩余价值:从愤怒到真正的行动之间的距离太远了。

罗新:对。在现代世界我们怎么行动?在现代体制下,个人或者没有很多资源的人怎么行动?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想除了争取自己做一个干净的人之外,很难有别的行动。直接的街头政治时代,恐怕已经过去了。连小区的管理都如此网格化、如此极端,一个大的人群做什么行动真的很难了。但是我们这次已经看到,这样的一个体制应付不了任何危机情况,而危机的情况并不来自我们上街去游行。

剩余价值:它可能应对的最好的危机情况,就是大家上街去游行。这个事情也会让我们看到治理里面有很多不均质不平衡的地方。过去我们认为,你的信息对于管理者来说完全透明的,你买火车票飞机票都有电话号码和身份证号,甚至你上车还有人脸识别。可为什么当一个列车上出现疑似感染者的时候却无法找到他?原因就在于,这些信息是掌握在治安系统里面,而不是掌握在卫生系统里面的。而卫生系统想要调动这些信息要走一个漫长的手续,这个手续甚至长到还没有发一个微博有效。

这挺让人绝望的。我们上交这些信息、让渡这些权利,本来是为了有一天能够更好地被服务和被保护。事实上完全相反,当我们需要被保护的时候,这些信息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罗新:系统不是没有用,系统是做单一用途的。这其实就是周雪光教授在访谈里说的,当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的时候,地方反而瘫痪了。他们有那么多资源,却调动不起来。权力只有一条线索,权力本身是集中化的,在这种情况下,上面一根线一收,底下的线全都绷着朝上,横向的东西没有了,而社会真出问题的时候需要横向的力量。

剩余价值:我们国家已经没有社会了,因为它长期抑制社会的成长。所以这次我们就会发现,武汉一开始在那种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志愿者是可以组织起来的,他们其实构成了整个城市物资运送的毛细血管或者通道,但是他们可能受到的阻力恰好是来自政府的,这是一个非常诡异的现象。

罗新:我们社会生活的丰富性总是不容易被充分尊重。越是到现代社会,我们社会的各种功能越是丰富。但是当权力、资源、决策过于单一和集中的时候,当我们说“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时候,就意味着所有功能都要停摆,这是现代社会承受不了的。如果我们是一个小村庄,大家这一天晚上都不吃饭,都来做同一件事,是可以的。但在这么复杂的现代社会里,一旦某些功能停摆,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当媒体不发达或者媒体被管控的时候,这些伤害是看不到的。比如武汉有那么多透析病人现在不能做透析了,比如一个妈妈带着自己得了白血病的孩子在大桥上哭。这些人的利益全都被牺牲掉了。他们都跟病毒没有关系,他们不是携带者,不是有危害的人。他们应该获得同等的尊重,这是我们人类生活的本质。

剩余价值:李海鹏之前发了一条微博,大概就是说可能疫情结束之后,大家又会称赞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才控制住了疫情。一个举国体制的隐患到最后可能变成了一个举国体制的胜利。

罗新:历史学者认为,在西方,你看到所有的战争、灾难性的革命或者是体制性的崩溃,其后果可能是引起了一波新的历史上升期。比如美国在经济大萧条之后,经济反而有所回升,反而开通了一条向上爬的新的道路。但是研究者也发现,在东方不一定是这样,灾难之后可能是更大的灾难,更大的灾难后面还有更大的灾难,引发灾难的那些因素不仅得不到修正,还得到了加强化。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人们说,都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我们该不该反思了?要小心,可能没有反思,可能是强化。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作者提供/责任编辑:王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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