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09月9日讯】我今年50多岁了，已经走过了大半生的人生历程，剩下的时间马上就要进入老年行列了。人之将老，即使你不想回忆过去，但怀旧的情结你依然无法摆脱。情动时，也想对自己过去的人生写点东西来纪念一下。可是，几年来却迟迟提不起笔来，因为，第一，古人有言：丈夫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可我既没有立下寸德寸功，也没有写下半篇不朽的文字，毫无建树的一个小人物，写自己的人生苦乐，有意义吗？第二，我有一个在全国戏剧界乃至海外戏剧界都还算有文名的父亲陈仁鉴，像一座大山，压得我挺不起腰来，他的苦难牵连着我，我过去所有的人生苦难都由他而来。如果怀旧，我的人生绝大部分是不堪回首的噩梦，无疑是重新揭开已经愈合的伤疤，疼痛不已，这等于自找罪受，何苦呢？第三，即使我愿意自找罪受，也因为我父亲的历史和现实连在一起，而几千年来中国的国情是不能对现实说真话，说真话者必罹难，这是血淋淋的现实图景，对此我心有余悸。因此这事就一年一年地耽搁下来。
近日看到中国图书馆学会会员论坛有向会员征求自己的亲身经历、真实感悟、心路历程的征文，勾起我涌动的思绪。重新思考一下，改变了我原来的思想，觉得自己确实有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写出来的必要：第一，小人物自有小人物的人生历程，也是芸芸众生的一份子，敝帚自珍，写出来自己看着或者留给子孙后代看也是一种交代，也是一种警醒。第二，我父亲这座大山虽然压迫了我，但也给了我勇气和力量，站在他为我铺就的这座山上，则使我眼界开阔，使我心明眼亮，也许这经历也是一种宝贵的经验教训，对于想研究文革史、研究我父亲剧作的文化人可能有一点帮助。第三，最近应该说还有一点点让人说真话的环境，我就想说点真话，因为警语曰：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灾难如果有意忘记，不愿面对，不说真话，那这个人，这个家庭，这个社会、这个民族就没有什么希望。这样的重新思考给我提供了勇气和写作的动力，虽然这样的回忆是揭疮疤，痛苦且难受，但只有将这个记忆中其实并没有愈合的脓疮完全刺破，让它在阳光下暴晒，杀死我身上几十年来不曾死去的毒菌，让它彻底愈合，使我得以解脱，也许身心有可能轻松下来。
下面就开始详细地回忆我的人生遭遇吧。
一、我的家庭出身与家庭环境
我于1956年2月13日生于福建仙游县榜头镇南溪村红瓦屋(又称竹埯头)自然村，解放后，在互助组和初级社阶段，被划分为第四互助组，所以也简称为“四组”。我家住的那座房子叫新厝，是清末时盖的，是莆(田)仙(游)传统民居七间厢的格局，大门进去是上下两个公共的厅堂，是供同族放祖宗牌位和挂匾牌、举行婚丧仪式的地方。公共厅堂的左右通向各家各户的七间厢住房，我家住厅堂进去的右边七间厢。七间厢的上厅三个房间，下厅四个房间，上下厅之间有各有几级台阶连接的两个走廊，走廊中间是个天井，我家住上厅，有两间房子，在下厅还有一间归我家。我叔祖辈的堂叔住下厅，他家有四间房子，上厅的一间房子归他家。村庄面东背西，北面的一座山叫塔山，海拔858米，山岩陡峭，怪石嶙峋；南面是座郁郁葱葱的土山，像一个倒立的葫芦，所以叫做葫芦山，葫芦底部高大，那像个葫芦头的矮小山头逶迤向东北伸去靠近塔山，把我家乡南溪村围住，两山中间相隔一条仙水溪，葫芦山口下临一个深潭，叫做葱尾潭；葫芦山的北边靠近我家的一座黄土小山丘叫洋浦山；东面远处的天马山像座笔架，村里人也叫它笔架山；西部和西北部是层层叠叠的山峦，木兰溪的支流仙水溪就是从西北部山区流出来的，溪流在塔山脚下的这一段村里人叫它阿楼溪。家乡是个靠近山区的盆地，水丰地肥，约有一千多亩的水耕地。南溪村是个大村，当时有5千多人口。
我父亲陈仁鉴是一个1948年重新参加共产党游击队并任仙游东区工委书记的知识分子，在县编剧小组任编剧，母亲傅清莲是童养媳，肄业于台北女子师范学校，解放前就当小学老师，但在我出生那年，她38岁时，就从小学教师的位置上被下放回家，成为一个家庭妇女。我父亲是独子，而我那吃斋念佛的祖母在我出生那年已经61岁了。我家有7个兄弟姐妹，五男两女，在我之上有四个哥哥，两个姐姐。大哥出生于1937年，二哥出生于1940年，大姐出生于1943年，二姐出生于1944年，三哥出生于1946年，四哥出生于1949年，我是老幺。除了父亲，全家都是农村户口。长大后母亲告诉我，我们本来有机会在县城居住，因为解放初，县城新的管理者给我们全家落户为市民，父亲要求落户在城郊作农户，管理者告诉父亲城郊地都分了，只能做市民。我父亲认为这么多小孩在城市没有工作可做，很成问题，现在新社会了，人人都要自食其力，要培养孩子的劳动能力，如果不会劳动就没有前途，而农村现在要进行伟大的土地改革，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将彻底摧毁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有苏联集体农庄在那里作样板，将来农业机械化了，有无限的发展前景，所以应该落户农村。母亲就听进了父亲这个空想共产主义者的话，搬回了距县城30里较偏僻的老家落了户。
在那“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年代，父亲的命运关系我们全家的命运，父亲的命运就是我们的生存环境，因此有必要将我出生前后父亲的情况加以介绍。父亲生于1913年3月，祖上是一个逐渐没落的封建富豪大家族，族中有上好公田和祭田百余亩由族中子孙轮流收租，每家每户还有几十或上百亩的私田供自家租佃。子弟们过着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活，有许多人赌博、乱伦、嫖妓、吸毒，兄弟之间互相争产导致手足相残的事也不时发生。到了我祖父陈年这一代，家业也被他逐渐衰败下来，祖母只好把我父亲寄托在县城东郊富庶的父母家，让父亲在县城读书。比父亲大几岁的一位辈分是叔祖的族亲也在县城的一所中学读书，是学习尖子兼学运领导者，那时学生活动风起云涌，他经常和各中学的学运积极分子组织学生上街游行，父亲也参加其中，受到他的影响很大，思想倾向进步。1931年，父亲从仙游转到莆田东山职业学校学习，后来又转到上海去求学，因为严重失眠从刘海粟艺术专科学校退学回到家里，在莆田的一家小报当职员，后来回仙游当小学教员，同时加入莆田、仙游地下党的外围组织“白茅文社”。
到了1933年初，父亲的一位地下党同学陈如舫，受莆仙地下党组织的委托，以派父亲去闽西参加共产党的艺术学校学画为由，一起去“闽西”。在路上，突然窜出一群“土匪”，将他二人分开绑走，实则将父亲作为人质拘禁在莆田莒溪深山的一个窑洞里。目的是向已经当上了县公路局长的祖父和那当县长的父亲的堂舅勒索银元5万两，用来筹款买枪以便举行农民暴动。父亲配合地下党，按他们的要求，用狗血冒充人血，写“血书”给祖父，说自己受到残酷虐待，要求祖父赶快筹款赎人。祖父没有这么多钱财，就以民团武装相对抗，结果激怒了地下党，害苦了父亲，戴着手铐脚镣，被关深洞8个月，衣衫破烂、长发披身，吃尽苦头，差点被撕票，不得已在大年三十夜趁看守熟睡逃出来。
革命不让参与，反成了革命对象，促使父亲在人生道路上彷徨。这时祖父参与组织的民团在地方军阀混战中吃了败战，破了家产，后又得了败血症，拖了几个月，于1935年3月去世，家庭马上陷入债务危机。为了生计，父亲于1936年2月考取了福建省区政训练班，毕业后，因为没有贿赂上级，被派发到偏僻落后的德化县山区大墘区任区员，后到同样落后的大田县桃源区当区员兼巡官，在国民党基层政权经济凋敝的乡村里当个小官，他看尽了乡民们的贫穷苦难和官场贪污腐败的黑幕。因经常举报各任区长的贪污行为，被官场当成异类，加上送壮丁路上要求解开肩上还挑着盐的壮丁的绳索，导致壮丁被逃脱多人而受处分。被排挤而郁郁不得志的境遇，迫使他于1941年春弃职潜逃，到老家仙游县警察局的禁烟科当个禁大烟的临时警员，后来省里押解回任的专文到，父亲被押解回去后又逃回来，结果被开除了国民党党籍政籍，判刑二个月，借了银元180元抵刑期。1942年，父亲利用族中励贤田重新分配用以鼓励族中子弟上大学的机会，考上福建师范专科学校艺术科，1945年毕业。回仙游金石中学、现代中学任教，后应福建师专时仙游同乡组织的“玉水缘社”王鸿年同学之邀，到台北师范学校任教一段时间，因台湾2、28事变发生，祖母心急如焚，急电将他召回家乡。事变平静后，父亲又让母亲到台北女子师范读书，1948年夏，因为大陆面临解放，台湾被国民党占领，有和大陆隔离的危险，母亲因此没有毕业就跑回大陆。
1948年秋，地下党人林柏、陈淑平夫妇，奉命回仙游重新发动革命，父亲本来就和陈淑平同事过，一起在现代中学组织学生演剧队，她知道父亲当时思想左倾，对不满现实，经常在报刊发表进步文章，在学生中宣传革命，便首先与他联系。父亲一腔豪情，立即响应，重新参加革命，加入共产党，担任东区工委书记，成立区政府，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动员学生下乡，发动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斗争，上街宣传、演讲，组织农民暴动，上塔山、葫芦山打游击，进西部山区和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周旋，接应南下大军至仙游解放。
1949年底，仙游县政权由共产党南下干部接管，父亲参与的地方革命队伍被取缔，党籍得不到承认，本来负责县宣传工作的他只好回到现代中学教书。这无异于给他兜头拨了一盆冷水。但他并没有死心，写信给县组织部长反映接管中的问题，不久被召到县新华书店当副经理。1950年底，父亲身边的同事和游击队战友一个个都出了问题。作为上海学生南下服务团一员的书店经理华某某被判7年徒刑，去内蒙古劳改，只因他有一个漂亮的未婚妻被垂涎欲滴的某部长瞄上，于是和科长合谋办成此案；店员林文钊被枪毙，店员刘成标进了监狱；原东区区长陈义被诬告判了12年徒刑，也去了内蒙古，游击队员郑元法无辜受罪，被押赴刑场枪毙。许多旧社会没有民愤的名人被杀，如父亲熟悉的原仙游教育界名人黄良骏，一生都致力于教育事业，虽与国民党政府有瓜葛，但无罪恶，也被随意杀掉。这些镇反中滥杀无辜的现象，使父亲害怕，虽然他被提为经理，可是他感到这些事的发生与自己最初的革命理想大相径庭，一些人就因为有一点问题而被无限放大而遭罪，心中惴惴不安。仔细检查了自己的一些言行，发现有些事情可能做的不妥，这是因为当时实行干部供给制，除了吃饭，公家不给一分薪金，家里7口老幼生活艰难，父亲无法看着他们饿肚子而发生的：1、自己去福州出差从仙游走路到莆田，节省下来的路费共25万元(旧币，一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一元);2、有一次用公款在福州买了银元回仙游市场转卖，利用两地银元的差价而赚了25万元。这50万元钱被自己用作维持家庭生计的开销。认识到错误，他立刻向组织做了交代，请求上级处分，但上级不置可否。这些问题，已经给三反运动提供了材料。劫难已经不可避免地逼近他，省新华书店派了两个干部下来查账，查完之后父亲问他们有没有问题？他们说一点问题都没有。是的，本来这书店的账目就是一是一二是二的，经得起检查，因此，父亲也就安心了。
可是，过不了几天，父亲到县文化馆看报，一个女馆员指给父亲看1951年12月22日《福建日报》上头版头条《新华书店福建分店初步检查贪污浪费情况》的文章，里面列举了仙游县支店经理陈仁鉴伙同林文钊、刘成标集体贪污4900余万元的报道。26日该报的一位省委领导的讲话里也一字不差地引用了那段话。父亲大骇，急忙向组织辩解，可是红口白牙，哪对付得了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不几日，就以去泉州学习做幌子，把他关进了泉州市监狱，这次他撕下了白衬衫一角咬下指头，写下名符其实的血书上诉，却如石沉大海，既不查清犯罪事实，也不放你出监。一年零三个月后，母亲也在外极力奔波，才将父亲押回仙游监狱，每天早上押送到书店一起算账，晚上送回监狱。查了几十天，结果账目还是没有漏洞。但既抓了人，岂无办法办你的罪，他们将父亲拿到宿舍看的书和丢了一把公家的自来水笔、“虚报”差旅费、晚上夜班集体吃夜宵等等的账目一起算到父亲头上，凑足了105万(当时规定超过一百万算贪污)，判了他一年徒刑，于1953年3月释放。
从此，父亲成了个劳改释放犯。一腔革命情怀被无情地否定，革命革命，当时自己选择革命就是因为看不惯国民党的腐败和草菅人命，一心一意想建立一个人民可以信任的新政府，让人民可以当家作主，让人民能够自由。现在自己所加入的组织胜利了，解放了，原以为一切都会和旧社会根本不同，一切都会按照自己当时学习的毛泽东等所宣传的理论那样去实现它，可是谁知道，事实却不是这样，这和自己原来的万丈豪情、狂热共产主义理想中的社会蓝图相比，乃霄壤之别！想到近期天天当街带着脚镣手铐被自己领导的游击队员而今的公安员押着去算账，那围观的人群中有自己的学生，这些学生有很多都是在自己的宣传鼓动下走上革命道路的；有的家庭十分贫困，父母要他退学，是在自己的尽力资助下才得以继续上学；因为上课讲得生动有趣，很多学生爱听自己的课，大家都对老师很尊敬。可当时那个样子在学生面前经过，其中有一和自己很亲近的学生大惑不解，近前寻问，自己摇摇手不作声，此情此景，能说什么呢？自己曾经是学生的榜样，如今却走向它的“反面”，不了解情况的人还会讥笑自己是双面人！这奇耻大辱从未有过。卷铺盖回家的路上连榜头街也不敢走，因为自己是这小镇上的名人，熟人很多，只好选择从街旁的田间小径走。走到葫芦山口，坐在路旁的的亭子上，看着曾经在这里战斗的塔山和葫芦山、这里所熟悉的一草一木，思绪滚滚，万念俱灰，那满腔的委屈和不平使他越想情绪越激动，涕泪四流、抽搐不已，即使是用一切的手段为自己辩白，也得不到组织相信。想到此突然觉得不如跳葱尾潭自杀，以死来明志，为自己洗刷罪名？但在跳与不跳之间徘徊了很久，思想斗争剧烈，又突然想起了自己死后一家老小的处境，母亲老了，6个孩子需要父亲撑起一片天，美丽的妻子更是任劳任怨，丢下他们，让他们如何活在人间？这样想着，才强力压制激动的情绪、极力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卷起铺盖回家修地球去了。其实，那时受冤枉的何止父亲一个人，父亲的一个校友、“玉水缘社”同仁王邃珍，原来也在台北师范教书，很有才华，思想左倾，学生时代就是学运领导人，因极端不满国民党的黑暗统治，1949年听说大陆解放，冒死回到大陆，分配在泉州某校教书，肃反时组织审查他，说他是国民党的潜伏特务，关押、斗争、交代历史，采取惨无人道的逼供信手段，在百口莫辩的情况下，他万念俱灰，最终愤而蹈海自杀。因此，父亲当时能在瞬间回心转意，避免了悲剧的发生，实在是不幸中的万幸。
那时农村正处在初级社转高级社的时节，家里分了地，但举家尽是老弱幼，我的16岁的大哥初中毕业在家种地，13岁的二哥也经常停课回家劳动，9、10岁的两个姐姐帮祖母操持家务，并经常上洋浦山扒落叶回家当柴火烧饭，父亲也加入了农田劳动。尽管如此家里生活还是困难。可是，天无绝人之路，父亲年轻时发表过散文小说，也编过话剧和戏曲，编剧才华此时却有了真正的用武之地，他依靠业余写剧本给乡村剧团上演，拿一些钱来补贴家用。父亲的戏在乡村演得很红火，过了一段时间，父亲的名声又传扬出去了。
县里的剧团这时也就时常来请他写剧本和进行莆仙戏的改革。但父亲作为一个编外的劳改释放人员，地位很低，必须跟着剧团下乡到外县去。因为父亲向文化科领导建议把男旦撤换下来，让新招收的女旦上台主演，得罪了这些男旦演员。一个男旦是剧团领导，对父亲更是随意呵斥，侮辱人格，要他晚上为剧团放幻灯，散场后住在戏台上，到了白天还要他写剧本。这种折磨，让他失眠症又犯了，无法坚持工作，只好要求回家。可是给的钱作路费都不够，路途的吃饭更成问题，只好乞求着向领导打欠条借钱，才得以回到家里。
到了1955年，文化科按领导旨意将他正式调入县编剧小组任编剧。他提出建议，大力向民间收购传统本，收购了2000多本传统戏曲剧本。1956年，父亲接触到一个莆仙戏传统本《施天文》，剧中的一些人道主义元素触发了他情感深处突现的灵感，便对它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创作了大悲剧《团圆之后》，发表在中国剧协出版的《中国传统戏曲剧本选集第二集》中。在这个戏里，他瞄准中国专制制度，进行了深刻反思与彻底批判，引进西方文学和古典悲剧的各种创作手法，改变了中国戏曲的传统模式，给予中国戏曲全新的精神面貌。根据他对《文汇报》记者说的“施佾生就是我自己”所透露的玄机，我以为，父亲和主人公之间有许多类似的生活和情感经历，所以，他以中了状元而踌躇滿志的主人公施佾生的人生际遇的逆转、理想的毁灭和全家以死反抗的遭遇，迂回曲折地表达了自己这一个狂热理想主义者虚幻的革命豪情毁灭后的主观感受和冷静的艺术思考。所以，可以说他创作此剧，是“以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请看：
1、剧中主人公施佾生实际上是一个私生子，按照封建伦常，是被封建宗族制度所排斥的“体制外”的人，是不能参加科举的，但他却中了状元，回家完婚。2、因为中了状元而踌躇滿志，以为从今以后前途无量，且因不知自己身份，向皇上请旨旌表母亲十八年守节教儿成名，皇上因此下旨褒扬其母并建贞节牌坊。3、此时的三喜入门，使主人公对封建社会充满憧憬，结果却因母亲的隐私暴露，导致母亲自杀，埋下着欺君之罪的导火线，为了自救，出于幼稚无知而不了解官场的残酷，以为状元何难蔽一妻，他要妻子先顶罪，然后设法营救，结果不但无法救妻，还引发了一系列尖锐矛盾，引发更大的家庭危机，面临新婚妻子被杀头的风险，在绝望中发现表叔(实是生父)是母亲的奸夫，为了保家风，他下毒准备毒死生父。4、生父知道事情已无挽回的希望，主动服毒自杀，而后告诉他和他母亲相恋而无法结合和他是私生子的实情，死前父子相认。由此使他重新思考自己的命运，进而怀疑封建社会制度，思想产生裂变，导致理想幻灭、在绝望中服毒自杀。
同样，1、陈仁鉴由于出生富豪家族，家庭是革命的对象，自己也是被革命怀疑排斥的对象，被绑票而不自醒，经过曲折的道路，最后还是积极加入革命队伍。2、经过努力奋斗，他在革命队伍中获得了一定地位，成为区工委书记，并在接管县城中负责全县的宣传工作，迎来胜利和全国解放，此时的他也踌躇滿志。3、对革命理想有狂热的追求，对共产党和毛主席崇拜地五体投地，因为他亲身经历中国面临日本侵略接近危亡的残酷事实，看到的是腐败丛生和饿殍遍地的现实，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而郁郁不得志，结果参加推翻国民党的活动却奇迹般地获得胜利，国家从此独立了，以为再也不会受侵略者和腐败分子的糟蹋。3、对政治同样幼稚无知，以为国家从此摆脱了封建专制制度，今后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能够一帆风顺，前途无限。4、可事实却大大出乎自己预料，不但国民党的专制制度没有被摧毁，反而被完全沿袭下来，除了地方革命历史事实被否认，许多人无辜受罪、甚至被冤杀；自己也遭遇毫无人性的无情打击、被拘捕判刑，受尽磨难和屈辱。这样的情感经历，也导致他产生近乎绝望的自杀情绪，具有自杀的心理体验和强烈的幻灭感。
所以，“施佾生就是我自己”这句话，就是施佾生这个人物的现实意义在作者潜意识中不经意的真情流露，是这个形象产生的主客观依据。这样的残酷现实和情感经历，促使他放弃了天真幼稚的政治幻想，没有了近乎狂热的激情，使理性彻底回归，认真地以艺术思维思考现实的社会问题。剧作寄寓著作者对自己的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所做的深刻反思，隐含着他对反人道主义的现实社会制度的有力批判。因为五四运动在中国大地广泛播下的民主自由的种子并没有在父亲的心中枯死，人道主义的影响对他刻骨铭心，他对革命后并没有多少改造的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制度依然能够随意杀人、构陷罗织罪名侵犯人权的弊端深恶痛绝，尤其是对自己人的残杀与迫害，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加残酷，这是一个革命者先后在国共基层政权服务后通过对比得到的切身体验。因此他的戏不但有欧美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的深刻影响，也受到了鲁迅批判辛亥革命作品的深刻影响，认为共产革命和辛亥革命一样，都是革命不彻底造成的。只不过因现实思想控制的严酷，只能借助古代的题材，而表现地更加曲折、隐晦而已。
但是，父亲并没有彻底醒悟，他没有背叛共产党，也没有背叛共产主义信念。因为他受中国士大夫精神影响太深，忠君和一腔报国情怀犹在，作为一个卑微的臣子，被毛泽东华美的《新民主主义》和《论联合政府》等理论文章所迷惑，对中共高层还充满幻想，寄予很大的希望，他认为现存的根本的社会制度问题，就是新社会接下来必须全力解决的历史任务，因此他想采用艺术的手段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启发人们，并通过此剧发出诤谏，让高层特别是中央政府，更加明确方向，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在社会和平的条件下逐步加以解决。可是，处在社会最低层的他，根本没有高层政治斗争的信息，哪里知道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毛泽东本人，是他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思想作怪，在三五反和镇反等一系列运动中的反映。正是毛泽东下指标按百分比定任务，并用完不成指标就戴右倾的帽子来钳制各级领导，促使各级领导害怕落后而争先恐后抓人凑数，才导致坏人当道、冤案丛生。可见他的思想此时毕竟还脱不出中国儒家思维的范式，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就是父亲当时真实的思想活动的背景。
1957年，原福建地下党与南下实权派矛盾激化，趁着大鸣大放的机会，仙游地下党要求正确处理老区问题，平反冤假错案，发生了所谓的“小匈牙利事件”。父亲因为奉命参与了仙游地下党几个被错杀错判冤案的调查，于年底又被无缘无故下放回家，在家一年多，被榜头公社党委请去给榜头剧团写剧本，赚些稿费维生。
1958年底，福建宣传、文化部门决定将《团圆之后》作为国庆10周年献礼剧目，对几个拼凑的写作者修改的剧本不满意，便重新启用原作者陈仁鉴出来修改，但他原每个月63元的工资变成了30元。7月开始，剧团在华东巡回演出，10月进京。剧本轰动京沪杭，誉为莎士比亚式的大悲剧，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也观看了该剧。可是作者被剥夺了署名的权利，用“仙游县编剧小组”署名，父亲也没有随团进京的权利，在路上，剧本任由几个领导指定的修改者根据评论家的观后感乱改一气后，由《剧本》月刊发表，又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戏曲片。这样的修改，有许多与主题冲突的不合理情节，更严重的是把父亲原创的精华——“毒父”的情节挖掉，没有创作才能的修改者并不知道剧本的主旨在哪，还洋洋得意。既然剧本已经署了集体创作的名字，就有个别人趁机落井下石，百般攻击、贬低父亲的原创，黑白颠倒地说是自己的修改才使剧本成功，企图将原创的功劳归为己有。看着自己的命运任人宰割、作品被无情阉割，还有人要抢去功劳，这当然引发父亲的满腹牢骚，说了一些对三结合创作不满的话；对出版和电影剧本的稿酬被平分掉，父亲也有看法；加上以前说过的一些批评大跃进浮夸风的话也被人搜集检举出来，一个有“历史”和“贪污”问题的人还如此“嚣张”，在那样的年代还了得，于是领导决定，陈仁鉴白天创作，晚上接受批斗。斗争会一场连接一场，无中生有、冷言恶语如针一般地刺入父亲的心中，而且批斗会后领导还要他再给演员讲剧情，以启发演员的表演水平。如此折磨，又让父亲的神经衰弱症加重，夜夜难眠，只得靠安眠药维持。到了1960年1月，法院判了个“陈仁鉴反革命罪”又免于刑事处分的处罚，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由组织内部控制使用。此后被誉为比果戈里《钦差大臣》更有喜剧效果的《春草闯堂》和闹剧《嵩口司》等剧目就是在控制使用的过程中创作出来的。这两部名作进一步寄寓着剧作家对于专制制度的深刻讽刺与彻底批判的精神。同时，从1954年开始，他一共写了50多部业务戏供剧团下乡演出。
一系列的坐牢、遣送回家，无来由下放回家，批斗判刑后又内部控制使用，几上几下，人格侮辱和经济上的剥夺，迫使作者卑微到极点，处在如此的政治高压和饥寒交迫的环境下写作，心中需要强大的超然力量，需要乐观向上的强大自信心和坚忍不拔的个性，才能够打破毛时代所设下的条条框框，写下了可以在戏剧史上堪称里程碑的剧作。父亲的这种品质受到中国戏剧界的瞩目，被后来的中国戏剧评论家认为是真正的带着脚镣、背着十字架写作，称他是“韭菜精”转世。1962年，老舍、曹禺、张庚、阳翰笙、李健吾等来闽时会见了他，在看了《团圆之后》和《春草闯堂》后，给予高度评价，老舍赋诗曰：“可爱莆仙戏，风流世代传，弦歌八百曲，珠玉五千篇；魂断团圆后，神移笑语前，春风芳草碧，莺啭艳阳天。”文革后，作为研究生教材的《中国当代戏曲文学史》的作者谢柏梁教授在该书第八章详细评论了父亲的剧作，并以“‘罪人’剧作家”称之，认为“以获罪之身而终成杰出戏剧家的掌故，古今难觅”，而他“在戏剧史上堪称绝无仅有”，“陈仁鉴及其剧作，无疑将在世界戏剧发展史上占有其应有的地位。”是的，作为一个乡土剧作家，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能够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高压、屈辱与折磨、百折不饶、坚忍不拔、奋斗成功，这是毛泽东文化专制制度下百万知识分子遭遇的典型中的典型。
二、我的童年
我的童年就是在这种政治风云变幻无常和压抑的家庭环境中开始的。惨绝人寰的大跃进发动时，我才2、3岁，不懂事，但还依稀记得一些事：有次我争着和四哥去旧厝食堂提饭，我向四哥要求提我自己的那份竹筒饭，走到家门口时跌倒，白米饭撒了一地，母亲打了我的屁股，还追打四哥，他逃到村外，害得他这餐午饭没有吃成。奶奶忙着劝母亲后，捧起地上的饭，用清水淘掉沙土，和母亲一起分吃；我和同村的儿童进了祠堂幼儿园，好几张八仙桌摆放在那里，到处挂着小红旗，墙上的图画也画得花花绿绿，有次我和许多同伴爬到八仙桌上看画，结果只有我下不来，哭了，是同伴去请阿姨把我抱下。可没有多久，食堂、幼儿园都解散了，我又回到家里。
后来的大饥荒我没有印象，最有印象的是我二姐时常用手指按着我奶奶的脚丫，说是按一下皮肤就凹进去，很久起不来，我也好奇地试了几下，果然如此。那时只觉得好玩，哪里知道可怜的奶奶尽量少吃或只吃一点香蕉头和野菜根，默默忍受着比家人更难以忍受的饥饿，而得了浮肿病。
1960年，二哥从泉州艺校戏剧编导班毕业进了县编剧小组，有了工资。父亲再次发表作品的稿酬也回归到他手上，大约是61年，他把我祖母接到县城，在城里租房安顿了祖母，让得水肿病的祖母生活稍有改善，她在那里也帮衬着为他们父子做些家务。后来，我三哥考进县二中高中部，也到县城居住，农村的家一下子冷清了。父亲虽慈爱，但印在我脑海里的他总是愁眉不展，脸上笑容很少。有一次父亲回家，第二天和母亲一起去城里，我哭闹着也要跟去，母亲不让，让大姐拉着。看着父母远行，我在地上哭闹打滚，父亲觉得可怜，回头让我换了新衣，一起去县城。一个乡下4、5岁小孩，到了城里，见到了与农村完全不同的生活。许多场景我至今还记得：父亲带我去看儿童电影，散场后在街边的小摊上买了一块削去外皮、只剩下瓤的西瓜，红红的盛在碗里，让我用竹签叉着吃，这是我第一次吃西瓜，感觉又稀奇又好吃。父亲的同事带我到当时县城唯一的公园燕池铺，那水榭亭台仙境般的感觉也是我第一次获得。我见到许多农村没有的事物，那乐趣与美好的感觉，是难以用文字形容的。因此我经常要求去城里，到了上学以后，一般都是星期六下午去，星期天下午回来。那时的电影《宝葫芦的秘密》，表现了儿童的童真与情趣、奇特的想像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但我绝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在乡下，两种生活的反差，让我逐渐觉得乡下的日子难熬：母亲操劳家务兼作公社保健院指定的乡村助产员，时常三更半夜有人在屋后窗旁喊人，请她去接生，她都是立刻背起器械消毒箱赶去。我和母亲住一间屋子，她一走，只剩下我一人，那宽敞的屋子里黑暗幽静，我吓得用被子蒙着头，心里咚咚跳个不停，生怕暗处有恐怖的东西跳出来。
后来，据说是广州会议后文艺八条政策下来，对父亲落实了政策，每个月工资加到86元，我家经济自然好多了，我再也没有穿着破衣木屐，过着饥肠辘辘的生活了，冬天穿上了贫苦孩子穿不上的棉衣。父亲夸我聪明，认为我的几个兄长和姐姐都没有让他们好好读书进大学，因此决心要将我培养成才，嘱咐母亲对我进行学前教育。她教我认识简单的字，也教我数数，从一数到100，又从100倒数到1，这些我都会了。有一次夜间，我想了解100以后的数是什么，学些新的数，母亲说100以后是101、102……，要重复数10个100，10个100就是1000，我就觉得一直数没有意思，不想数了。可母亲一定要我重复数这些无聊的数字，我脾气倔，不肯数，几次较量，我就是不认输，母亲火了，掐着我的脖子，我上气不接下气，又惊又怕，是在厅堂写作业的四哥进去把我救了出来。虽然这次印象深刻，但我的倔脾气始终没有改变。
1962年夏天到了，母亲带我去学校，很多孩子在那里等着报名，有的孩子全身赤裸在排队，我心里只觉得好笑，但我哪里知道，他们是家里穷，穿不起衣服。老师请孩子数数，还从粉笔盒子里拿出一支粉笔让孩子认，一个孩子说是香烟，我心里又觉得好笑。轮到我了，我却躲在母亲背后，不肯上前接受老师这些无聊的考核。老师以为我年龄小、胆小，吩咐母亲明年再带我来。到了第二年夏天，我主动约同村孩子一起去报名接受老师考核，进了南溪大队安贤完全小学。该校在农村算规模较大的，有700多人的学生，20多位老师。我1—2年级最难忘的班主任陈老师，是个女的，长得好看，是师范学校毕业，充满青春活力，教学认真，循循善诱，对学生既严格又宽容，我们莆仙人普通话讲不好，她按照汉语拼音方案教导我们拼音认字，让我们认真读记拼音字母和拼音方案，这使我长大后在语音的拼读上有所受用。我的语文成绩好，作文写得好，学校作文比赛，我一般是年段第一名，作文经常挂在宣传栏展示，我的数学成绩也好，因此从1-3年级都被选为班主席。学校经常有文娱活动，我也是活动的骨干。那时我的最大理想是当个大作家。可我这时理想越远大，后来命运的反差使我的感受越强烈。
1965年，南溪大队来了四清工作队，一个姓黄的队长住进了我们有两个生产小队的红瓦屋自然村。那时，农村到处污水横流垃圾遍地，我家新厝的屋后村旁都摆放着粪缸。屋后的屋檐下埋着的粪缸，每家都有一个，一排排，粪缸上面用木板钉着个长方形的踏板，中间再放一根木板，成个蹲坑，就是厕所了。大人孩子都蹲在自家的粪坑上面拉屎，集起来作肥料，交给队里算工分。屋旁的龙眼树下也是粪缸一个个，那是各家放在那里给妇女们倒马桶用的。房子前面砖瓦铺就的晒场边，也放着畚箕，是孩子们用来装捡来的猪粪用的，因为猪粪也是农田的肥料。屋子里，人畜混居，鸡鸭猪羊拉下的粪便在公共厅堂上随处可见，晒场上各家各户堆的垃圾到处都是，苍蝇蚊子到处乱飞。工作队一来，就对农村卫生进行重点清理，结合重点打压小农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他们下令各家各户不得蓄养牲畜，且每天一人负责村里的大扫除。黄队长还拿着根木棍，准备把房旁屋后的粪缸全部打破，但最终可能是因为解决不了村民如厕问题，只敲了几个小粪缸，而不了了之。虽如此，我村的卫生环境也好了非常多。这对我们小孩子来说，自然十分高兴，因为玩耍的环境好了，晚上睡觉也少了跳蚤的叮咬。
由于我们村过去是陈姓富豪家族聚居的，解放后，除了破落户以外，几乎近一半的家庭成分都是地主、富农、富裕中农，我家自由职业成分也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一份子。因此，我村成了南溪大队抓阶级斗争的典型，工作队每天晚上都要集中村民开会进行阶级斗争的思想教育，过一段时间就要点起汽灯在晒场上斗争地主富农。我记得当时的斗争场面很恐怖，有的村民一上来就对地主富农拳打脚踢，骂声哭叫声连成一片。有一个地主的儿子也被打得很惨。听年龄大的兄长说，他三十几岁了也没有找到老婆，有时耐不住，会偷偷干些骚扰村妇的勾当。工作队在村里，工作抓得红红火火，破四旧了，就把我们村的屋梁、屋柱、窗棂上的封建古董如花鸟虫草、二十四孝等雕刻和封建匾牌一扫而光。同时在各家的墙上粉刷一块红色的水泥板报，用来写毛主席语录。这是根据每家的成分来确定语录的内容，地主富农一般写的是“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反动派的逻辑是反抗失败再反抗再失败，直至灭亡”这一类的；我家写的是“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工作组算对我家还比较客气，虽然父亲那时已经开始被批斗，但是他们对我父亲还是比较尊敬的，因为他写的剧本他们也爱看。过了一段时间，工作队就被调回去了。这对我们孩子来说，是一大损失，因为晚上没有汽灯通明的斗争会，这就没有热闹可看了；况且他们一走，环境卫生又恢复了原样。
1966年，我小学三年级课程结束，四年级刚开学，文化大革命开始，而我父亲的作品《团圆之后》1963年10月就被《光明日报》点名批判，他写的反驳文章不让刊用。福建省各报的批判文章和大字报更是铺天盖地。来势汹汹的运动，再一次使他噩运难逃，我县城的家里，红卫兵们来到，翻箱倒柜，家里的书籍一摞摞地推到地下，书信一封一封地审查，盆景古董一下子成了碎物。父亲和二哥大气不敢喘，眼睁睁看着他们往外搬东西，不想搬的书他们就地烧掉。黑烟滚滚，我心中的恐惧难以止住，站在母亲祖母的背影后面偷偷看着。城里的家呆不下了，祖母只能回到农村。可我农村的家里也同样发生了抄家毁书的事，连我爱看的连环画也一本不剩地拿走，东西被抄走以后，四壁空空如也。
接着，父亲被捆绑批斗一场接着一场，“坐飞机”、戴高帽、弯腰低头认罪是家常便饭，还被迫穿着官袍装扮成《嵩口司》里的小官曾康永，脖子上挂着大牌，敲着锣，和我二哥等一帮人在炎热的夏天赤脚顺着沙石公路到全县各个乡镇巡游示众，父亲脚底起了血泡，脖子上挂大牌的铁丝勒了一道血淋淋的伤痕。并且有一段时间还让他一人在县阶级斗争展览馆当活展品展览，参观的人一来就得自己介绍自己的“罪恶”。
这消息传到我的学校，同学看我的眼神变了，许多老师对我没有了热情和关爱，有同学则学着我父亲到家乡游街时说的话：“我是陈仁鉴，是文艺黑线的黑干将，我罪恶滔天、罪该万死，写剧本攻击党和政府”。从一个优秀学生干部一下子变成一个人人可以羞辱的黑五类子女，我心中的委屈、怨气、不平难以遏制。大家羞辱我时，我总是昂头怒目而视，这就让那些同学气愤难平，说着说着就动起手来，他们一动手，我就死命抵抗，可是他们都是高年级的，人高马大，被围在里面打到最后，总是以我躺在地上，鼻青脸肿、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而告终。回到家里，母亲和姐姐们骂我傻，奶奶总是抱着我无言而泪流。接着，我的班主席的职务被拿下，所有荣誉都离我而去，和地主富农出身的学生一样，成了人人可以随意欺侮的对象，每当下课时，我总是躲在班上不敢上厕所，因为一出去就有人打我羞辱我，只能等到快上课时我才急忙冲去厕所，因为这时操场上没有什么人了。放学时，我也要等到最后才走，如果早走，校门口总有些调皮鬼在等着我们这些黑五类出身的。这样的境遇在我心中埋下仇恨，有时偶尔比我小的一两个调皮鬼在放学路上让我碰到，我就冲过去也狠狠地揍了他一顿，看着他哭，我心中才稍稍解了点狠。可是回到学校，那调皮鬼又叫来一帮人前来揍我。这样被人欺被人打的生活断断续续维持两个学期。我夜里常常做梦，梦到被面目可怖的怪物追赶，身后吼声可怕，我拚命地逃，一直逃到一处悬崖边上无路可去，最终扑通一下跳下深渊，于是大叫一声而惊醒。我忍不住了，自己决定休学在家躲着。
我家在队里是透支户，每年都要交钱给队里才有粮食分到家，父亲这时86元的工资没有了，只有12元的伙食费，我家生活就再次陷入困顿，在母亲的命令下，我每天提着个粪篮到处捡粪以便交到队里赚点工分。每当村里的同伴放学回家时，我只能远远地看着他们而独自伤心。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学期，到了五年级下学期，班主任老师终于来家访了，他动员我回去上课，说学校已经安静下来了，不像刚开始时那么乱糟糟了，如果现在不读书，长大会后悔的。母亲认为有理，命令我上学去。回到学校，虽然情况比过去是好了一些，骚扰我的人少了，我想好好读书，可老师教书已经没有那么认真了，许多课本上的内容没有教，同学们的作业可以写可以不写，还经常出去参加劳动，停课学习报纸上的文章，听忆苦思甜报告，报告人驴头不对马嘴的话让我们小孩都觉得好笑，有些赤裸裸的贫下中农专政的话却让我恐惧。像这样的情况，你学不了多少知识。日子过了一年半，到了1969年夏天，我的6年小学生涯就草草地结束了。
小学毕业，我13岁，就彻底回家务农了。我和许多地富反坏子女一样，是没有资格再上中学的。从此我堕入灾难的深渊，生活中很少有笑声，更没有了歌声。因此，我自今还不认识简谱。
到了1970年1月8日，父亲戴上了“历史、现行反革命”两顶帽子，被押送回家监督劳动5年。“历史反革命”是因为父亲当了国民党的基层小官，戴这样的帽子按当时的说法是理所当然的，“现行反革命”是因为父亲的一个剧本里有骂皇帝的话，而被定为影射伟大领袖而戴上的。说是判了5年，可是期满后也照样管制。父亲被押送回家，关在靠近大队农场旁的村子里的一栋房子黑乎乎的小阁楼上，晚上，家里让我提着稀饭给他吃，我看到他身上挂着牌子，胳膊上刚解开的绳子绕到背后，我的心像刀搅一样难受，他看到我时眼泪无声地流下，两人相对无语，结果他没有吃多少饭就吃不下了，叫我把剩下的饭提回去。第2天，大队干部叫我们生产队干部把我父亲领回家。父亲回到家乡后政治上倒是没有受大折磨，乡亲们都知道父亲是一个文人，只因为写了乡亲们爱看的戏而遭罪，因此除了初一、十五和四类分子一起到大队听训、做卫生以外，其他的都没有故意为难他。
此时，我家的情况是：我初中毕业的大哥在我父亲没有遭罪前谋到榜头公社农业中学代课语文老师的职位，薪金很低，况且他已经成家了，也有了子女需要抚养，因此顾不了大家庭，虽然他在学校也被列入黑五类子女，受控制使用，但为了尽量避开不必要的干扰，搬到妻子家里去住了。我大姐62年就嫁到本县郊尾公社一个失去双亲的贫穷的复原军人家里去，这是父亲主张婚姻由孩子自主的结果。我二哥被下放回家，他在文革前两年人家给介绍对象，他挑来捡去，都不满意，现在找不到老婆了，到了1969年，只好由大姐介绍，到她那里的一户农家当上门女婿去了。二姐1968年也嫁给一个在三明市工作的工人。家里只剩下母亲，父亲，祖母，我，以及高中毕业在家的三哥、1963年初考因为语文虽然高分但数学没有达到60分而没有被中学录取的四哥共6个人。我那时渴望能继续上学，要求到大哥所在的农业中学继续读书，父亲也同意，但是二哥三哥反对，他们认为读书无用，且家里经济也不允许，所以，我只好打消了上中学的念头。在家负起全家求生的部分责任。
那时农村吃大锅饭，农民没有积极性，亩产很低，家里每人一年只能分200斤左右的谷子，30斤麦子，200多斤地瓜，4、5斤花生油等农作物，这些粮食大概吃不到半年就没有了，剩下的就要自找副业赚钱，以解决饥荒。比如在春节初五过后到3月麦子还没有收割前；农历4月到6月夏收还没有开始前；农历7月下旬到10月秋收还没开始前；农历11月中旬到12月大年三十前，这些时段都得进山谋生。产生这种情况，是坚持吃大锅饭、强迫走社会主义一大二公的集体所有制的极左路线导致的，是农村贫穷的根源，最终发展至全社会出动寻找活路，差点酿成第二次大饥荒。我家为了生存，也走上了这条可怕的求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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