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09月9日訊】我今年50多歲了，已經走過了大半生的人生歷程，剩下的時間馬上就要進入老年行列了。人之將老，即使你不想回憶過去，但懷舊的情結你依然無法擺脫。情動時，也想對自己過去的人生寫點東西來紀念一下。可是，幾年來卻遲遲提不起筆來，因為，第一，古人有言：丈夫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可我既沒有立下寸德寸功，也沒有寫下半篇不朽的文字，毫無建樹的一個小人物，寫自己的人生苦樂，有意義嗎？第二，我有一個在全國戲劇界乃至海外戲劇界都還算有文名的父親陳仁鑒，像一座大山，壓得我挺不起腰來，他的苦難牽連著我，我過去所有的人生苦難都由他而來。如果懷舊，我的人生絕大部分是不堪回首的噩夢，無疑是重新揭開已經癒合的傷疤，疼痛不已，這等於自找罪受，何苦呢？第三，即使我願意自找罪受，也因為我父親的歷史和現實連在一起，而幾千年來中國的國情是不能對現實說真話，說真話者必罹難，這是血淋淋的現實圖景，對此我心有餘悸。因此這事就一年一年地耽擱下來。
近日看到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員論壇有向會員徵求自己的親身經歷、真實感悟、心路歷程的徵文，勾起我涌動的思緒。重新思考一下，改變了我原來的思想，覺得自己確實有將自己的人生經歷寫出來的必要：第一，小人物自有小人物的人生歷程，也是芸芸眾生的一份子，敝帚自珍，寫出來自己看著或者留給子孫後代看也是一種交代，也是一種警醒。第二，我父親這座大山雖然壓迫了我，但也給了我勇氣和力量，站在他為我鋪就的這座山上，則使我眼界開闊，使我心明眼亮，也許這經歷也是一種寶貴的經驗教訓，對於想研究文革史、研究我父親劇作的文化人可能有一點幫助。第三，最近應該說還有一點點讓人說真話的環境，我就想說點真話，因為警語曰：忘記了過去就意味著背叛，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社會，一個民族的災難如果有意忘記，不願面對，不說真話，那這個人，這個家庭，這個社會、這個民族就沒有什麼希望。這樣的重新思考給我提供了勇氣和寫作的動力，雖然這樣的回憶是揭瘡疤，痛苦且難受，但只有將這個記憶中其實並沒有癒合的膿瘡完全刺破，讓它在陽光下暴晒，殺死我身上幾十年來不曾死去的毒菌，讓它徹底癒合，使我得以解脫，也許身心有可能輕鬆下來。
下面就開始詳細地回憶我的人生遭遇吧。
一、我的家庭出身與家庭環境
我於1956年2月13日生於福建仙游縣榜頭鎮南溪村紅瓦屋(又稱竹垵頭)自然村，解放後，在互助組和初級社階段，被劃分為第四互助組，所以也簡稱為「四組」。我家住的那座房子叫新厝，是清末時蓋的，是莆(田)仙(游)傳統民居七間廂的格局，大門進去是上下兩個公共的廳堂，是供同族放祖宗牌位和掛匾牌、舉行婚喪儀式的地方。公共廳堂的左右通向各家各戶的七間廂住房，我家住廳堂進去的右邊七間廂。七間廂的上廳三個房間，下廳四個房間，上下廳之間有各有幾級台階連接的兩個走廊，走廊中間是個天井，我家住上廳，有兩間房子，在下廳還有一間歸我家。我叔祖輩的堂叔住下廳，他家有四間房子，上廳的一間房子歸他家。村莊面東背西，北面的一座山叫塔山，海拔858米，山岩陡峭，怪石嶙峋；南面是座鬱鬱蔥蔥的土山，像一個倒立的葫蘆，所以叫做葫蘆山，葫蘆底部高大，那像個葫蘆頭的矮小山頭逶迤向東北伸去靠近塔山，把我家鄉南溪村圍住，兩山中間相隔一條仙水溪，葫蘆山口下臨一個深潭，叫做蔥尾潭；葫蘆山的北邊靠近我家的一座黃土小山丘叫洋浦山；東面遠處的天馬山像座筆架，村裡人也叫它筆架山；西部和西北部是層層疊疊的山巒，木蘭溪的支流仙水溪就是從西北部山區流出來的，溪流在塔山腳下的這一段村裡人叫它阿樓溪。家鄉是個靠近山區的盆地，水豐地肥，約有一千多畝的水耕地。南溪村是個大村，當時有5千多人口。
我父親陳仁鑒是一個1948年重新參加共產黨游擊隊並任仙游東區工委書記的知識分子，在縣編劇小組任編劇，母親傅清蓮是童養媳，肄業於台北女子師範學校，解放前就當小學老師，但在我出生那年，她38歲時，就從小學教師的位置上被下放回家，成為一個家庭婦女。我父親是獨子，而我那吃齋念佛的祖母在我出生那年已經61歲了。我家有7個兄弟姐妹，五男兩女，在我之上有四個哥哥，兩個姐姐。大哥出生於1937年，二哥出生於1940年，大姐出生於1943年，二姐出生於1944年，三哥出生於1946年，四哥出生於1949年，我是老幺。除了父親，全家都是農村戶口。長大後母親告訴我，我們本來有機會在縣城居住，因為解放初，縣城新的管理者給我們全家落戶為市民，父親要求落戶在城郊作農戶，管理者告訴父親城郊地都分了，只能做市民。我父親認為這麼多小孩在城市沒有工作可做，很成問題，現在新社會了，人人都要自食其力，要培養孩子的勞動能力，如果不會勞動就沒有前途，而農村現在要進行偉大的土地改革，社會主義的新農村將徹底摧毀幾千年的封建制度，有蘇聯集體農莊在那裡作樣板，將來農業機械化了，有無限的發展前景，所以應該落戶農村。母親就聽進了父親這個空想共產主義者的話，搬回了距縣城30里較偏僻的老家落了戶。
在那「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年代，父親的命運關係我們全家的命運，父親的命運就是我們的生存環境，因此有必要將我出生前後父親的情況加以介紹。父親生於1913年3月，祖上是一個逐漸沒落的封建富豪大家族，族中有上好公田和祭田百餘畝由族中子孫輪流收租，每家每戶還有幾十或上百畝的私田供自家租佃。子弟們過著醉生夢死的糜爛生活，有許多人賭博、亂倫、嫖妓、吸毒，兄弟之間互相爭產導致手足相殘的事也不時發生。到了我祖父陳年這一代，家業也被他逐漸衰敗下來，祖母只好把我父親寄托在縣城東郊富庶的父母家，讓父親在縣城讀書。比父親大幾歲的一位輩分是叔祖的族親也在縣城的一所中學讀書，是學習尖子兼學運領導者，那時學生活動風起雲湧，他經常和各中學的學運積極分子組織學生上街遊行，父親也參加其中，受到他的影響很大，思想傾向進步。1931年，父親從仙游轉到莆田東山職業學校學習，後來又轉到上海去求學，因為嚴重失眠從劉海粟藝術專科學校退學回到家裡，在莆田的一家小報當職員，後來回仙游當小學教員，同時加入莆田、仙游地下黨的外圍組織「白茅文社」。
到了1933年初，父親的一位地下黨同學陳如舫，受莆仙地下黨組織的委託，以派父親去閩西參加共產黨的藝術學校學畫為由，一起去「閩西」。在路上，突然竄出一群「土匪」，將他二人分開綁走，實則將父親作為人質拘禁在莆田莒溪深山的一個窯洞里。目的是向已經當上了縣公路局長的祖父和那當縣長的父親的堂舅勒索銀元5萬兩，用來籌款買槍以便舉行農民暴動。父親配合地下黨，按他們的要求，用狗血冒充人血，寫「血書」給祖父，說自己受到殘酷虐待，要求祖父趕快籌款贖人。祖父沒有這麼多錢財，就以民團武裝相對抗，結果激怒了地下黨，害苦了父親，戴著手銬腳鐐，被關深洞8個月，衣衫破爛、長發披身，吃盡苦頭，差點被撕票，不得已在大年三十夜趁看守熟睡逃出來。
革命不讓參與，反成了革命對象，促使父親在人生道路上彷徨。這時祖父參與組織的民團在地方軍閥混戰中吃了敗戰，破了家產，後又得了敗血症，拖了幾個月，於1935年3月去世，家庭馬上陷入債務危機。為了生計，父親於1936年2月考取了福建省區政訓練班，畢業後，因為沒有賄賂上級，被派發到偏僻落後的德化縣山區大墘區任區員，後到同樣落後的大田縣桃源區當區員兼巡官，在國民黨基層政權經濟凋敝的鄉村裡當個小官，他看盡了鄉民們的貧窮苦難和官場貪污腐敗的黑幕。因經常舉報各任區長的貪污行為，被官場當成異類，加上送壯丁路上要求解開肩上還挑著鹽的壯丁的繩索，導致壯丁被逃脫多人而受處分。被排擠而鬱郁不得志的境遇，迫使他於1941年春棄職潛逃，到老家仙游縣警察局的禁煙科當個禁大煙的臨時警員，後來省里押解回任的專文到，父親被押解回去後又逃回來，結果被開除了國民黨黨籍政籍，判刑二個月，借了銀元180元抵刑期。1942年，父親利用族中勵賢田重新分配用以鼓勵族中子弟上大學的機會，考上福建師範專科學校藝術科，1945年畢業。回仙游金石中學、現代中學任教，後應福建師專時仙游同鄉組織的「玉水緣社」王鴻年同學之邀，到台北師範學校任教一段時間，因台灣2、28事變發生，祖母心急如焚，急電將他召回家鄉。事變平靜後，父親又讓母親到台北女子師範讀書，1948年夏，因為大陸面臨解放，台灣被國民黨佔領，有和大陸隔離的危險，母親因此沒有畢業就跑回大陸。
1948年秋，地下黨人林柏、陳淑平夫婦，奉命回仙游重新發動革命，父親本來就和陳淑平同事過，一起在現代中學組織學生演劇隊，她知道父親當時思想左傾，對不滿現實，經常在報刊發表進步文章，在學生中宣傳革命，便首先與他聯繫。父親一腔豪情，立即響應，重新參加革命，加入共產黨，擔任東區工委書記，成立區政府，利用自己的人脈關係，動員學生下鄉，發動農民開展減租減息鬥爭，上街宣傳、演講，組織農民暴動，上塔山、葫蘆山打游擊，進西部山區和國民黨的地方武裝周旋，接應南下大軍至仙游解放。
1949年底，仙游縣政權由共產黨南下幹部接管，父親參與的地方革命隊伍被取締，黨籍得不到承認，本來負責縣宣傳工作的他只好回到現代中學教書。這無異於給他兜頭撥了一盆冷水。但他並沒有死心，寫信給縣組織部長反映接管中的問題，不久被召到縣新華書店當副經理。1950年底，父親身邊的同事和游擊隊戰友一個個都出了問題。作為上海學生南下服務團一員的書店經理華某某被判7年徒刑，去內蒙古勞改，只因他有一個漂亮的未婚妻被垂涎欲滴的某部長瞄上，於是和科長合謀辦成此案；店員林文釗被槍斃，店員劉成標進了監獄；原東區區長陳義被誣告判了12年徒刑，也去了內蒙古，游擊隊員鄭元法無辜受罪，被押赴刑場槍斃。許多舊社會沒有民憤的名人被殺，如父親熟悉的原仙游教育界名人黃良駿，一生都致力於教育事業，雖與國民黨政府有瓜葛，但無罪惡，也被隨意殺掉。這些鎮反中濫殺無辜的現象，使父親害怕，雖然他被提為經理，可是他感到這些事的發生與自己最初的革命理想大相徑庭，一些人就因為有一點問題而被無限放大而遭罪，心中惴惴不安。仔細檢查了自己的一些言行，發現有些事情可能做的不妥，這是因為當時實行幹部供給制，除了吃飯，公家不給一分薪金，家裡7口老幼生活艱難，父親無法看著他們餓肚子而發生的：1、自己去福州出差從仙遊走路到莆田，節省下來的路費共25萬元(舊幣，一萬元相當於現在的一元);2、有一次用公款在福州買了銀元回仙游市場轉賣，利用兩地銀元的差價而賺了25萬元。這50萬元錢被自己用作維持家庭生計的開銷。認識到錯誤，他立刻向組織做了交代，請求上級處分，但上級不置可否。這些問題，已經給三反運動提供了材料。劫難已經不可避免地逼近他，省新華書店派了兩個幹部下來查賬，查完之後父親問他們有沒有問題？他們說一點問題都沒有。是的，本來這書店的賬目就是一是一二是二的，經得起檢查，因此，父親也就安心了。
可是，過不了幾天，父親到縣文化館看報，一個女館員指給父親看1951年12月22日《福建日報》上頭版頭條《新華書店福建分店初步檢查貪污浪費情況》的文章，裡面列舉了仙游縣支店經理陳仁鑒夥同林文釗、劉成標集體貪污4900餘萬元的報道。26日該報的一位省委領導的講話里也一字不差地引用了那段話。父親大駭，急忙向組織辯解，可是紅口白牙，哪對付得了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不幾日，就以去泉州學習做幌子，把他關進了泉州市監獄，這次他撕下了白襯衫一角咬下指頭，寫下名符其實的血書上訴，卻如石沉大海，既不查清犯罪事實，也不放你出監。一年零三個月後，母親也在外極力奔波，才將父親押回仙游監獄，每天早上押送到書店一起算賬，晚上送回監獄。查了幾十天，結果賬目還是沒有漏洞。但既抓了人，豈無辦法辦你的罪，他們將父親拿到宿舍看的書和丟了一把公家的自來水筆、「虛報」差旅費、晚上夜班集體吃夜宵等等的賬目一起算到父親頭上，湊足了105萬(當時規定超過一百萬算貪污)，判了他一年徒刑，於1953年3月釋放。
從此，父親成了個勞改釋放犯。一腔革命情懷被無情地否定，革命革命，當時自己選擇革命就是因為看不慣國民黨的腐敗和草菅人命，一心一意想建立一個人民可以信任的新政府，讓人民可以當家作主，讓人民能夠自由。現在自己所加入的組織勝利了，解放了，原以為一切都會和舊社會根本不同，一切都會按照自己當時學習的毛澤東等所宣傳的理論那樣去實現它，可是誰知道，事實卻不是這樣，這和自己原來的萬丈豪情、狂熱共產主義理想中的社會藍圖相比，乃霄壤之別！想到近期天天當街帶著腳鐐手銬被自己領導的游擊隊員而今的公安員押著去算賬，那圍觀的人群中有自己的學生，這些學生有很多都是在自己的宣傳鼓動下走上革命道路的；有的家庭十分貧困，父母要他退學，是在自己的儘力資助下才得以繼續上學；因為上課講得生動有趣，很多學生愛聽自己的課，大家都對老師很尊敬。可當時那個樣子在學生面前經過，其中有一和自己很親近的學生大惑不解，近前尋問，自己搖搖手不作聲，此情此景，能說什麼呢？自己曾經是學生的榜樣，如今卻走向它的「反面」，不了解情況的人還會譏笑自己是雙面人！這奇恥大辱從未有過。捲鋪蓋回家的路上連榜頭街也不敢走，因為自己是這小鎮上的名人，熟人很多，只好選擇從街旁的田間小徑走。走到葫蘆山口，坐在路旁的的亭子上，看著曾經在這裡戰鬥的塔山和葫蘆山、這裡所熟悉的一草一木，思緒滾滾，萬念俱灰，那滿腔的委屈和不平使他越想情緒越激動，涕淚四流、抽搐不已，即使是用一切的手段為自己辯白，也得不到組織相信。想到此突然覺得不如跳蔥尾潭自殺，以死來明志，為自己洗刷罪名？但在跳與不跳之間徘徊了很久，思想鬥爭劇烈，又突然想起了自己死後一家老小的處境，母親老了，6個孩子需要父親撐起一片天，美麗的妻子更是任勞任怨，丟下他們，讓他們如何活在人間？這樣想著，才強力壓制激動的情緒、極力打消了自殺的念頭，捲起鋪蓋回家修地球去了。其實，那時受冤枉的何止父親一個人，父親的一個校友、「玉水緣社」同仁王邃珍，原來也在台北師範教書，很有才華，思想左傾，學生時代就是學運領導人，因極端不滿國民黨的黑暗統治，1949年聽說大陸解放，冒死回到大陸，分配在泉州某校教書，肅反時組織審查他，說他是國民黨的潛伏特務，關押、鬥爭、交代歷史，採取慘無人道的逼供信手段，在百口莫辯的情況下，他萬念俱灰，最終憤而蹈海自殺。因此，父親當時能在瞬間回心轉意，避免了悲劇的發生，實在是不幸中的萬幸。
那時農村正處在初級社轉高級社的時節，家裡分了地，但舉家儘是老弱幼，我的16歲的大哥初中畢業在家種地，13歲的二哥也經常停課回家勞動，9、10歲的兩個姐姐幫祖母操持家務，並經常上洋浦山扒落葉回家當柴火燒飯，父親也加入了農田勞動。儘管如此家裡生活還是困難。可是，天無絕人之路，父親年輕時發表過散文小說，也編過話劇和戲曲，編劇才華此時卻有了真正的用武之地，他依靠業餘寫劇本給鄉村劇團上演，拿一些錢來補貼家用。父親的戲在鄉村演得很紅火，過了一段時間，父親的名聲又傳揚出去了。
縣裡的劇團這時也就時常來請他寫劇本和進行莆仙戲的改革。但父親作為一個編外的勞改釋放人員，地位很低，必須跟著劇團下鄉到外縣去。因為父親向文化科領導建議把男旦撤換下來，讓新招收的女旦上台主演，得罪了這些男旦演員。一個男旦是劇團領導，對父親更是隨意呵斥，侮辱人格，要他晚上為劇團放幻燈，散場後住在戲台上，到了白天還要他寫劇本。這種折磨，讓他失眠症又犯了，無法堅持工作，只好要求回家。可是給的錢作路費都不夠，路途的吃飯更成問題，只好乞求著向領導打欠條借錢，才得以回到家裡。
到了1955年，文化科按領導旨意將他正式調入縣編劇小組任編劇。他提出建議，大力向民間收購傳統本，收購了2000多本傳統戲曲劇本。1956年，父親接觸到一個莆仙戲傳統本《施天文》，劇中的一些人道主義元素觸發了他情感深處突現的靈感，便對它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創作了大悲劇《團圓之後》，發表在中國劇協出版的《中國傳統戲曲劇本選集第二集》中。在這個戲裡，他瞄準中國專制制度，進行了深刻反思與徹底批判，引進西方文學和古典悲劇的各種創作手法，改變了中國戲曲的傳統模式，給予中國戲曲全新的精神面貌。根據他對《文匯報》記者說的「施佾生就是我自己」所透露的玄機，我以為，父親和主人公之間有許多類似的生活和情感經歷，所以，他以中了狀元而躊躇滿志的主人公施佾生的人生際遇的逆轉、理想的毀滅和全家以死反抗的遭遇，迂迴曲折地表達了自己這一個狂熱理想主義者虛幻的革命豪情毀滅後的主觀感受和冷靜的藝術思考。所以，可以說他創作此劇，是「以他人之酒杯，澆自己心中之塊壘。」請看：
1、劇中主人公施佾生實際上是一個私生子，按照封建倫常，是被封建宗族制度所排斥的「體制外」的人，是不能參加科舉的，但他卻中了狀元，回家完婚。2、因為中了狀元而躊躇滿志，以為從今以後前途無量，且因不知自己身份，向皇上請旨旌表母親十八年守節教兒成名，皇上因此下旨褒揚其母並建貞節牌坊。3、此時的三喜入門，使主人公對封建社會充滿憧憬，結果卻因母親的隱私暴露，導致母親自殺，埋下著欺君之罪的導火線，為了自救，出於幼稚無知而不了解官場的殘酷，以為狀元何難蔽一妻，他要妻子先頂罪，然後設法營救，結果不但無法救妻，還引發了一系列尖銳矛盾，引發更大的家庭危機，面臨新婚妻子被殺頭的風險，在絕望中發現表叔(實是生父)是母親的姦夫，為了保家風，他下毒準備毒死生父。4、生父知道事情已無挽回的希望，主動服毒自殺，而後告訴他和他母親相戀而無法結合和他是私生子的實情，死前父子相認。由此使他重新思考自己的命運，進而懷疑封建社會制度，思想產生裂變，導致理想幻滅、在絕望中服毒自殺。
同樣，1、陳仁鑒由於出生富豪家族，家庭是革命的對象，自己也是被革命懷疑排斥的對象，被綁票而不自醒，經過曲折的道路，最後還是積極加入革命隊伍。2、經過努力奮鬥，他在革命隊伍中獲得了一定地位，成為區工委書記，並在接管縣城中負責全縣的宣傳工作，迎來勝利和全國解放，此時的他也躊躇滿志。3、對革命理想有狂熱的追求，對共產黨和毛主席崇拜地五體投地，因為他親身經歷中國面臨日本侵略接近危亡的殘酷事實，看到的是腐敗叢生和餓殍遍地的現實，參加抗日救亡活動而鬱郁不得志，結果參加推翻國民黨的活動卻奇蹟般地獲得勝利，國家從此獨立了，以為再也不會受侵略者和腐敗分子的糟蹋。3、對政治同樣幼稚無知，以為國家從此擺脫了封建專制制度，今後無論是國家還是個人都能夠一帆風順，前途無限。4、可事實卻大大出乎自己預料，不但國民黨的專制制度沒有被摧毀，反而被完全沿襲下來，除了地方革命歷史事實被否認，許多人無辜受罪、甚至被冤殺；自己也遭遇毫無人性的無情打擊、被拘捕判刑，受盡磨難和屈辱。這樣的情感經歷，也導致他產生近乎絕望的自殺情緒，具有自殺的心理體驗和強烈的幻滅感。
所以，「施佾生就是我自己」這句話，就是施佾生這個人物的現實意義在作者潛意識中不經意的真情流露，是這個形象產生的主客觀依據。這樣的殘酷現實和情感經歷，促使他放棄了天真幼稚的政治幻想，沒有了近乎狂熱的激情，使理性徹底回歸，認真地以藝術思維思考現實的社會問題。劇作寄寓著作者對自己的理想和現實的矛盾所做的深刻反思，隱含著他對反人道主義的現實社會制度的有力批判。因為五四運動在中國大地廣泛播下的民主自由的種子並沒有在父親的心中枯死，人道主義的影響對他刻骨銘心，他對革命後並沒有多少改造的當代中國的政治、社會制度依然能夠隨意殺人、構陷羅織罪名侵犯人權的弊端深惡痛絕，尤其是對自己人的殘殺與迫害，共產黨比國民黨更加殘酷，這是一個革命者先後在國共基層政權服務後通過對比得到的切身體驗。因此他的戲不但有歐美批判現實主義作品的的深刻影響，也受到了魯迅批判辛亥革命作品的深刻影響，認為共產革命和辛亥革命一樣，都是革命不徹底造成的。只不過因現實思想控制的嚴酷，只能藉助古代的題材，而表現地更加曲折、隱晦而已。
但是，父親並沒有徹底醒悟，他沒有背叛共產黨，也沒有背叛共產主義信念。因為他受中國士大夫精神影響太深，忠君和一腔報國情懷猶在，作為一個卑微的臣子，被毛澤東華美的《新民主主義》和《論聯合政府》等理論文章所迷惑，對中共高層還充滿幻想，寄予很大的希望，他認為現存的根本的社會制度問題，就是新社會接下來必須全力解決的歷史任務，因此他想採用藝術的手段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啟發人們，並通過此劇發出諍諫，讓高層特別是中央政府，更加明確方向，採取更強有力的措施，在社會和平的條件下逐步加以解決。可是，處在社會最低層的他，根本沒有高層政治鬥爭的信息，哪裡知道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毛澤東本人，是他的殘酷的階級鬥爭思想作怪，在三五反和鎮反等一系列運動中的反映。正是毛澤東下指標按百分比定任務，並用完不成指標就戴右傾的帽子來鉗制各級領導，促使各級領導害怕落後而爭先恐後抓人湊數，才導致壞人當道、冤案叢生。可見他的思想此時畢竟還脫不出中國儒家思維的範式，只反貪官，不反皇帝。這就是父親當時真實的思想活動的背景。
1957年，原福建地下黨與南下實權派矛盾激化，趁著大鳴大放的機會，仙游地下黨要求正確處理老區問題，平反冤假錯案，發生了所謂的「小匈牙利事件」。父親因為奉命參與了仙游地下黨幾個被錯殺錯判冤案的調查，於年底又被無緣無故下放回家，在家一年多，被榜頭公社黨委請去給榜頭劇團寫劇本，賺些稿費維生。
1958年底，福建宣傳、文化部門決定將《團圓之後》作為國慶10周年獻禮劇目，對幾個拼湊的寫作者修改的劇本不滿意，便重新啟用原作者陳仁鑒出來修改，但他原每個月63元的工資變成了30元。7月開始，劇團在華東巡迴演出，10月進京。劇本轟動京滬杭，譽為莎士比亞式的大悲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也觀看了該劇。可是作者被剝奪了署名的權利，用「仙游縣編劇小組」署名，父親也沒有隨團進京的權利，在路上，劇本任由幾個領導指定的修改者根據評論家的觀後感亂改一氣後，由《劇本》月刊發表，又由長春電影製片廠拍成戲曲片。這樣的修改，有許多與主題衝突的不合理情節，更嚴重的是把父親原創的精華——「毒父」的情節挖掉，沒有創作才能的修改者並不知道劇本的主旨在哪，還洋洋得意。既然劇本已經署了集體創作的名字，就有個別人趁機落井下石，百般攻擊、貶低父親的原創，黑白顛倒地說是自己的修改才使劇本成功，企圖將原創的功勞歸為己有。看著自己的命運任人宰割、作品被無情閹割，還有人要搶去功勞，這當然引發父親的滿腹牢騷，說了一些對三結合創作不滿的話；對出版和電影劇本的稿酬被平分掉，父親也有看法；加上以前說過的一些批評大躍進浮誇風的話也被人搜集檢舉出來，一個有「歷史」和「貪污」問題的人還如此「囂張」，在那樣的年代還了得，於是領導決定，陳仁鑒白天創作，晚上接受批鬥。鬥爭會一場連接一場，無中生有、冷言惡語如針一般地刺入父親的心中，而且批鬥會後領導還要他再給演員講劇情，以啟發演員的表演水平。如此折磨，又讓父親的神經衰弱症加重，夜夜難眠，只得靠安眠藥維持。到了1960年1月，法院判了個「陳仁鑒反革命罪」又免於刑事處分的處罰，是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由組織內部控制使用。此後被譽為比果戈里《欽差大臣》更有喜劇效果的《春草闖堂》和鬧劇《嵩口司》等劇目就是在控制使用的過程中創作出來的。這兩部名作進一步寄寓著劇作家對於專制制度的深刻諷刺與徹底批判的精神。同時，從1954年開始，他一共寫了50多部業務戲供劇團下鄉演出。
一系列的坐牢、遣送回家，無來由下放回家，批鬥判刑後又內部控制使用，几上幾下，人格侮辱和經濟上的剝奪，迫使作者卑微到極點，處在如此的政治高壓和飢寒交迫的環境下寫作，心中需要強大的超然力量，需要樂觀向上的強大自信心和堅忍不拔的個性，才能夠打破毛時代所設下的條條框框，寫下了可以在戲劇史上堪稱里程碑的劇作。父親的這種品質受到中國戲劇界的矚目，被後來的中國戲劇評論家認為是真正的帶著腳鐐、背著十字架寫作，稱他是「韭菜精」轉世。1962年，老舍、曹禺、張庚、陽翰笙、李健吾等來閩時會見了他，在看了《團圓之後》和《春草闖堂》後，給予高度評價，老舍賦詩曰：「可愛莆仙戲，風流世代傳，弦歌八百曲，珠玉五千篇；魂斷團圓後，神移笑語前，春風芳草碧，鶯囀艷陽天。」文革後，作為研究生教材的《中國當代戲曲文學史》的作者謝柏梁教授在該書第八章詳細評論了父親的劇作，並以「『罪人』劇作家」稱之，認為「以獲罪之身而終成傑齣戲劇家的掌故，古今難覓」，而他「在戲劇史上堪稱絕無僅有」，「陳仁鑒及其劇作，無疑將在世界戲劇發展史上佔有其應有的地位。」是的，作為一個鄉土劇作家，處在社會的最底層，能夠忍受常人難以忍受的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高壓、屈辱與折磨、百折不饒、堅忍不拔、奮鬥成功，這是毛澤東文化專制制度下百萬知識分子遭遇的典型中的典型。
二、我的童年
我的童年就是在這種政治風雲變幻無常和壓抑的家庭環境中開始的。慘絕人寰的大躍進發動時，我才2、3歲，不懂事，但還依稀記得一些事：有次我爭著和四哥去舊厝食堂提飯，我向四哥要求提我自己的那份竹筒飯，走到家門口時跌倒，白米飯撒了一地，母親打了我的屁股，還追打四哥，他逃到村外，害得他這餐午飯沒有吃成。奶奶忙著勸母親後，捧起地上的飯，用清水淘掉沙土，和母親一起分吃；我和同村的兒童進了祠堂幼兒園，好幾張八仙桌擺放在那裡，到處掛著小紅旗，牆上的圖畫也畫得花花綠綠，有次我和許多同伴爬到八仙桌上看畫，結果只有我下不來，哭了，是同伴去請阿姨把我抱下。可沒有多久，食堂、幼兒園都解散了，我又回到家裡。
後來的大飢荒我沒有印象，最有印象的是我二姐時常用手指按著我奶奶的腳丫，說是按一下皮膚就凹進去，很久起不來，我也好奇地試了幾下，果然如此。那時只覺得好玩，哪裡知道可憐的奶奶盡量少吃或只吃一點香蕉頭和野菜根，默默忍受著比家人更難以忍受的飢餓，而得了浮腫病。
1960年，二哥從泉州藝校戲劇編導班畢業進了縣編劇小組，有了工資。父親再次發表作品的稿酬也回歸到他手上，大約是61年，他把我祖母接到縣城，在城裡租房安頓了祖母，讓得水腫病的祖母生活稍有改善，她在那裡也幫襯著為他們父子做些家務。後來，我三哥考進縣二中高中部，也到縣城居住，農村的家一下子冷清了。父親雖慈愛，但印在我腦海里的他總是愁眉不展，臉上笑容很少。有一次父親回家，第二天和母親一起去城裡，我哭鬧著也要跟去，母親不讓，讓大姐拉著。看著父母遠行，我在地上哭鬧打滾，父親覺得可憐，回頭讓我換了新衣，一起去縣城。一個鄉下4、5歲小孩，到了城裡，見到了與農村完全不同的生活。許多場景我至今還記得：父親帶我去看兒童電影，散場後在街邊的小攤上買了一塊削去外皮、只剩下瓤的西瓜，紅紅的盛在碗里，讓我用竹籤叉著吃，這是我第一次吃西瓜，感覺又稀奇又好吃。父親的同事帶我到當時縣城唯一的公園燕池鋪，那水榭亭台仙境般的感覺也是我第一次獲得。我見到許多農村沒有的事物，那樂趣與美好的感覺，是難以用文字形容的。因此我經常要求去城裡，到了上學以後，一般都是星期六下午去，星期天下午回來。那時的電影《寶葫蘆的秘密》，表現了兒童的童真與情趣、奇特的想像力，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但我絕大部分的時間還是在鄉下，兩種生活的反差，讓我逐漸覺得鄉下的日子難熬：母親操勞家務兼作公社保健院指定的鄉村助產員，時常三更半夜有人在屋後窗旁喊人，請她去接生，她都是立刻背起器械消毒箱趕去。我和母親住一間屋子，她一走，只剩下我一人，那寬敞的屋子裡黑暗幽靜，我嚇得用被子矇著頭，心裡咚咚跳個不停，生怕暗處有恐怖的東西跳出來。
後來，據說是廣州會議後文藝八條政策下來，對父親落實了政策，每個月工資加到86元，我家經濟自然好多了，我再也沒有穿著破衣木屐，過著飢腸轆轆的生活了，冬天穿上了貧苦孩子穿不上的棉衣。父親誇我聰明，認為我的幾個兄長和姐姐都沒有讓他們好好讀書進大學，因此決心要將我培養成才，囑咐母親對我進行學前教育。她教我認識簡單的字，也教我數數，從一數到100，又從100倒數到1，這些我都會了。有一次夜間，我想了解100以後的數是什麼，學些新的數，母親說100以後是101、102……，要重複數10個100，10個100就是1000，我就覺得一直數沒有意思，不想數了。可母親一定要我重複數這些無聊的數字，我脾氣倔，不肯數，幾次較量，我就是不認輸，母親火了，掐著我的脖子，我上氣不接下氣，又驚又怕，是在廳堂寫作業的四哥進去把我救了出來。雖然這次印象深刻，但我的倔脾氣始終沒有改變。
1962年夏天到了，母親帶我去學校，很多孩子在那裡等著報名，有的孩子全身赤裸在排隊，我心裡只覺得好笑，但我哪裡知道，他們是家裡窮，穿不起衣服。老師請孩子數數，還從粉筆盒子里拿出一支粉筆讓孩子認，一個孩子說是香煙，我心裡又覺得好笑。輪到我了，我卻躲在母親背後，不肯上前接受老師這些無聊的考核。老師以為我年齡小、膽小，吩咐母親明年再帶我來。到了第二年夏天，我主動約同村孩子一起去報名接受老師考核，進了南溪大隊安賢完全小學。該校在農村算規模較大的，有700多人的學生，20多位老師。我1—2年級最難忘的班主任陳老師，是個女的，長得好看，是師範學校畢業，充滿青春活力，教學認真，循循善誘，對學生既嚴格又寬容，我們莆仙人普通話講不好，她按照漢語拼音方案教導我們拼音認字，讓我們認真讀記拼音字母和拼音方案，這使我長大後在語音的拼讀上有所受用。我的語文成績好，作文寫得好，學校作文比賽，我一般是年段第一名，作文經常掛在宣傳欄展示，我的數學成績也好，因此從1-3年級都被選為班主席。學校經常有文娛活動，我也是活動的骨幹。那時我的最大理想是當個大作家。可我這時理想越遠大，後來命運的反差使我的感受越強烈。
1965年，南溪大隊來了四清工作隊，一個姓黃的隊長住進了我們有兩個生產小隊的紅瓦屋自然村。那時，農村到處污水橫流垃圾遍地，我家新厝的屋後村旁都擺放著糞缸。屋後的屋檐下埋著的糞缸，每家都有一個，一排排，糞缸上面用木板釘著個長方形的踏板，中間再放一根木板，成個蹲坑，就是廁所了。大人孩子都蹲在自家的糞坑上面拉屎，集起來作肥料，交給隊里算工分。屋旁的龍眼樹下也是糞缸一個個，那是各家放在那裡給婦女們倒馬桶用的。房子前面磚瓦鋪就的曬場邊，也放著畚箕，是孩子們用來裝撿來的豬糞用的，因為豬糞也是農田的肥料。屋子裡，人畜混居，雞鴨豬羊拉下的糞便在公共廳堂上隨處可見，曬場上各家各戶堆的垃圾到處都是，蒼蠅蚊子到處亂飛。工作隊一來，就對農村衛生進行重點清理，結合重點打壓小農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他們下令各家各戶不得蓄養牲畜，且每天一人負責村裡的大掃除。黃隊長還拿著根木棍，準備把房旁屋後的糞缸全部打破，但最終可能是因為解決不了村民如廁問題，只敲了幾個小糞缸，而不了了之。雖如此，我村的衛生環境也好了非常多。這對我們小孩子來說，自然十分高興，因為玩耍的環境好了，晚上睡覺也少了跳蚤的叮咬。
由於我們村過去是陳姓富豪家族聚居的，解放後，除了破落戶以外，幾乎近一半的家庭成分都是地主、富農、富裕中農，我家自由職業成分也是屬於小資產階級的一份子。因此，我村成了南溪大隊抓階級鬥爭的典型，工作隊每天晚上都要集中村民開會進行階級鬥爭的思想教育，過一段時間就要點起汽燈在曬場上鬥爭地主富農。我記得當時的鬥爭場面很恐怖，有的村民一上來就對地主富農拳打腳踢，罵聲哭叫聲連成一片。有一個地主的兒子也被打得很慘。聽年齡大的兄長說，他三十幾歲了也沒有找到老婆，有時耐不住，會偷偷幹些騷擾村婦的勾當。工作隊在村裡，工作抓得紅紅火火，破四舊了，就把我們村的屋樑、屋柱、窗欞上的封建古董如花鳥蟲草、二十四孝等雕刻和封建匾牌一掃而光。同時在各家的牆上粉刷一塊紅色的水泥板報，用來寫毛主席語錄。這是根據每家的成份來確定語錄的內容，地主富農一般寫的是「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反動派的邏輯是反抗失敗再反抗再失敗，直至滅亡」這一類的；我家寫的是「在階級社會裡，每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工作組算對我家還比較客氣，雖然父親那時已經開始被批鬥，但是他們對我父親還是比較尊敬的，因為他寫的劇本他們也愛看。過了一段時間，工作隊就被調回去了。這對我們孩子來說，是一大損失，因為晚上沒有汽燈通明的鬥爭會，這就沒有熱鬧可看了；況且他們一走，環境衛生又恢復了原樣。
1966年，我小學三年級課程結束，四年級剛開學，文化大革命開始，而我父親的作品《團圓之後》1963年10月就被《光明日報》點名批判，他寫的反駁文章不讓刊用。福建省各報的批判文章和大字報更是鋪天蓋地。來勢洶洶的運動，再一次使他噩運難逃，我縣城的家裡，紅衛兵們來到，翻箱倒櫃，家裡的書籍一摞摞地推到地下，書信一封一封地審查，盆景古董一下子成了碎物。父親和二哥大氣不敢喘，眼睜睜看著他們往外搬東西，不想搬的書他們就地燒掉。黑煙滾滾，我心中的恐懼難以止住，站在母親祖母的背影后面偷偷看著。城裡的家呆不下了，祖母只能回到農村。可我農村的家裡也同樣發生了抄家毀書的事，連我愛看的連環畫也一本不剩地拿走，東西被抄走以後，四壁空空如也。
接著，父親被捆綁批鬥一場接著一場，「坐飛機」、戴高帽、彎腰低頭認罪是家常便飯，還被迫穿著官袍裝扮成《嵩口司》里的小官曾康永，脖子上掛著大牌，敲著鑼，和我二哥等一幫人在炎熱的夏天赤腳順著沙石公路到全縣各個鄉鎮巡遊示眾，父親腳底起了血泡，脖子上掛大牌的鐵絲勒了一道血淋淋的傷痕。並且有一段時間還讓他一人在縣階級鬥爭展覽館當活展品展覽，參觀的人一來就得自己介紹自己的「罪惡」。
這消息傳到我的學校，同學看我的眼神變了，許多老師對我沒有了熱情和關愛，有同學則學著我父親到家鄉遊街時說的話：「我是陳仁鑒，是文藝黑線的黑幹將，我罪惡滔天、罪該萬死，寫劇本攻擊黨和政府」。從一個優秀學生幹部一下子變成一個人人可以羞辱的黑五類子女，我心中的委屈、怨氣、不平難以遏制。大家羞辱我時，我總是昂頭怒目而視，這就讓那些同學氣憤難平，說著說著就動起手來，他們一動手，我就死命抵抗，可是他們都是高年級的，人高馬大，被圍在裡面打到最後，總是以我躺在地上，鼻青臉腫、身上青一塊紫一塊而告終。回到家裡，母親和姐姐們罵我傻，奶奶總是抱著我無言而淚流。接著，我的班主席的職務被拿下，所有榮譽都離我而去，和地主富農出身的學生一樣，成了人人可以隨意欺侮的對象，每當下課時，我總是躲在班上不敢上廁所，因為一出去就有人打我羞辱我，只能等到快上課時我才急忙衝去廁所，因為這時操場上沒有什麼人了。放學時，我也要等到最後才走，如果早走，校門口總有些調皮鬼在等著我們這些黑五類出身的。這樣的境遇在我心中埋下仇恨，有時偶爾比我小的一兩個調皮鬼在放學路上讓我碰到，我就衝過去也狠狠地揍了他一頓，看著他哭，我心中才稍稍解了點狠。可是回到學校，那調皮鬼又叫來一幫人前來揍我。這樣被人欺被人打的生活斷斷續續維持兩個學期。我夜裡常常做夢，夢到被面目可怖的怪物追趕，身後吼聲可怕，我拚命地逃，一直逃到一處懸崖邊上無路可去，最終撲通一下跳下深淵，於是大叫一聲而驚醒。我忍不住了，自己決定休學在家躲著。
我家在隊里是透支戶，每年都要交錢給隊里才有糧食分到家，父親這時86元的工資沒有了，只有12元的伙食費，我家生活就再次陷入困頓，在母親的命令下，我每天提著個糞籃到處撿糞以便交到隊里賺點工分。每當村裡的同伴放學回家時，我只能遠遠地看著他們而獨自傷心。這樣的日子過了一學期，到了五年級下學期，班主任老師終於來家訪了，他動員我回去上課，說學校已經安靜下來了，不像剛開始時那麼亂糟糟了，如果現在不讀書，長大會後悔的。母親認為有理，命令我上學去。回到學校，雖然情況比過去是好了一些，騷擾我的人少了，我想好好讀書，可老師教書已經沒有那麼認真了，許多課本上的內容沒有教，同學們的作業可以寫可以不寫，還經常出去參加勞動，停課學習報紙上的文章，聽憶苦思甜報告，報告人驢頭不對馬嘴的話讓我們小孩都覺得好笑，有些赤裸裸的貧下中農專政的話卻讓我恐懼。像這樣的情況，你學不了多少知識。日子過了一年半，到了1969年夏天，我的6年小學生涯就草草地結束了。
小學畢業，我13歲，就徹底回家務農了。我和許多地富反壞子女一樣，是沒有資格再上中學的。從此我墮入災難的深淵，生活中很少有笑聲，更沒有了歌聲。因此，我自今還不認識簡譜。
到了1970年1月8日，父親戴上了「歷史、現行反革命」兩頂帽子，被押送回家監督勞動5年。「歷史反革命」是因為父親當了國民黨的基層小官，戴這樣的帽子按當時的說法是理所當然的，「現行反革命」是因為父親的一個劇本里有罵皇帝的話，而被定為影射偉大領袖而戴上的。說是判了5年，可是期滿後也照樣管制。父親被押送回家，關在靠近大隊農場旁的村子裡的一棟房子黑乎乎的小閣樓上，晚上，家裡讓我提著稀飯給他吃，我看到他身上掛著牌子，胳膊上剛解開的繩子繞到背後，我的心像刀攪一樣難受，他看到我時眼淚無聲地流下，兩人相對無語，結果他沒有吃多少飯就吃不下了，叫我把剩下的飯提回去。第2天，大隊幹部叫我們生產隊幹部把我父親領回家。父親回到家鄉後政治上倒是沒有受大折磨，鄉親們都知道父親是一個文人，只因為寫了鄉親們愛看的戲而遭罪，因此除了初一、十五和四類分子一起到大隊聽訓、做衛生以外，其他的都沒有故意為難他。
此時，我家的情況是：我初中畢業的大哥在我父親沒有遭罪前謀到榜頭公社農業中學代課語文老師的職位，薪金很低，況且他已經成家了，也有了子女需要撫養，因此顧不了大家庭，雖然他在學校也被列入黑五類子女，受控制使用，但為了盡量避開不必要的干擾，搬到妻子家裡去住了。我大姐62年就嫁到本縣郊尾公社一個失去雙親的貧窮的復原軍人家裡去，這是父親主張婚姻由孩子自主的結果。我二哥被下放回家，他在文革前兩年人家給介紹對象，他挑來撿去，都不滿意，現在找不到老婆了，到了1969年，只好由大姐介紹，到她那裡的一戶農家當上門女婿去了。二姐1968年也嫁給一個在三明市工作的工人。家裡只剩下母親，父親，祖母，我，以及高中畢業在家的三哥、1963年初考因為語文雖然高分但數學沒有達到60分而沒有被中學錄取的四哥共6個人。我那時渴望能繼續上學，要求到大哥所在的農業中學繼續讀書，父親也同意，但是二哥三哥反對，他們認為讀書無用，且家裡經濟也不允許，所以，我只好打消了上中學的念頭。在家負起全家求生的部分責任。
那時農村吃大鍋飯，農民沒有積極性，畝產很低，家裡每人一年只能分200斤左右的穀子，30斤麥子，200多斤地瓜，4、5斤花生油等農作物，這些糧食大概吃不到半年就沒有了，剩下的就要自找副業賺錢，以解決飢荒。比如在春節初五過後到3月麥子還沒有收割前；農曆4月到6月夏收還沒有開始前；農曆7月下旬到10月秋收還沒開始前；農曆11月中旬到12月大年三十前，這些時段都得進山謀生。產生這種情況，是堅持吃大鍋飯、強迫走社會主義一大二公的集體所有制的極左路線導致的，是農村貧窮的根源，最終發展至全社會出動尋找活路，差點釀成第二次大飢荒。我家為了生存，也走上了這條可怕的求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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