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的纪录片《穹顶之下》一夜之间红遍网路，这部片子中触目惊心的事实和详实的调查数据令人折服，尤其是柴静自掏腰包一百多万来制作这样一部公益纪录片，不得不让人由衷地敬佩。不过，中国历来是枪打出头鸟，这部片子随即引发了一场舆论博弈，有不少人指出：柴静抽烟，所以生下患有肿瘤的婴儿完全可能是她自己的责任，不能归咎于雾霾；另外，柴静开大排量的车，这足以证明她说一套做一套；有人还拿出当年柴静采访中科院副院长丁仲礼的视频，并以《柴静PK中科院院长女神遭完美碾压》为题来嘲讽柴静这种“吃中国人的饭砸中国人的锅”的卖国贼行为。当然，柴静赴美产子则更是一个让人无法辩驳的铁证如山的事实……
在探讨之前，我们权且将中国当下这种社会舆论现象称之为“柴静现象”。简单来说，就是在中国，你做任何一件好的事情，总会有人千方百计找出证据来说明你做这件事情是有企图的、虚伪的、阴险的、龌龊的；你做任何一件坏的事情，总会有人来证明这实际上是正义的、是爱国的、是为人民着想的、是值得同情和支持的。当然，本身很多事情的确难以评判是绝对的好、或是绝对的坏，而且本身也应该允许对一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但中国的这样舆论现象，既不是观点差异或理性探讨的问题，也不是言论自由或是非判断的问题，而是“社会价值体系分裂”的典型表现。
社会价值体系分裂有典型的四个特征：
1、防御性地怀疑；
2、宣泄性地对立；
3、自慰性地逃避；
4、利益核心主义。
1、“防御性地怀疑”主要来自于惯性思维，即对于突然出现的一种新奇或异常现象本能地产生怀疑，这种怀疑不是出自于好奇或探究的心态，而是出自于强烈的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2、“宣泄性地对立”即为了体现自我观点正确或视角独特，对于自己不接受的观点进行宣泄性的攻击，若在己方论据不足或明显理亏的情况下，便采用占领道德高点、给对方贴标签、甚至侮辱谩骂的方式进行攻击。3、“自慰性地逃避”就是在眼前所见事实与自己先前的价值理念体系严重冲突、但自己也能判断出事实是的确存在的，不过由于无法改变现状或不愿意承受内心价值体系遭受冲击，而进行“选择性失明”来逃避的一种现象。4、“利益核心主义”即自己的实际利益选择，与自己对外宣扬的价值立场和道德标准可能完全相反。
我们先举一个实例，1998年美国总统柯林顿在北大演讲时，现场有七位学生提出一些非常尖锐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共同特征是带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以及咄咄逼人的“反美情绪”。不过事后这七位学生接受采访时均表示，美国对他们有十足的吸引力，是他们非常向往的地方。这里的代表人物是一位叫做马楠的女学生，她当面痛斥美国人权状况恶劣，两年后本科毕业却选择到“人权状况恶劣”的美国去留学，后来还嫁给了一个美国人。（参考文章：http://blog.sina.com.cn/s/blog_727e70760101ad86.html）这是一种典型的“人格分裂”。但这不是北大学生的个案，十几年后的今天，我们从芮成钢、司马南、以及无数中国高官、富豪身上都看到了这种更加明火执仗的“人格分裂”。
从这些实例上可以看到，我们所提到的四种“社会价值体系分裂特征”在很多人身上并不是孤立地存在某一种，而是四种同时并存的！而这个群体规模之庞大，足以证明这不是某一个特定群体中的偶然现象，而是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出现严重问题的其中一个表象。因为不管是北大学生，还是芮成钢、司马南、高官、富豪，这些人几乎构成了中国所谓的社会精英阶层的绝大多数。那么可想而知，将这些“精英阶层”作为榜样来学习的普通社会阶层又会是什么心态呢？这个如同社会犯罪率一样，当超过一定比例的时候，就不能说是某些个体的犯罪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有某种力量在不断地诱导人们去犯罪。比如中国的贪腐泛滥、污染泛滥、毒食品泛滥、暴力和性交易泛滥，并不是某些人天生如此或本身愿意这么做，而很有可能是被鼓励这样做、或不得不这样做。
社会价值体系分裂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有某种力量在诱导和鼓励这种分裂。那么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实施诱导和鼓励呢？
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看这种社会价值分裂的具体表现形式，即“个体立场的对外表达”。这种所表达的“立场”有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自己真正的立场，因为这些人选择的实际利益与其所表达的恰好相反。这个就如同北大学生质问柯林顿、芮成钢调侃骆家辉、司马南批判美帝国、刘云山谈精神文明一样，“反向立场表达”不过是他们获取真实利益的一种途径。我们引用参考文章中的一段评论——“这是怎样的一代精英呢？这是丧失了自身价值观的精英们，他们所保留的仅仅是自己的利益，他们的表演没有其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获取利益。他们的表演就已经内在化了，他们连意识到自己在表演的能力都没有了。他们只知道：说那些对自己有好处的话。久而久之，他们把表演当作了本色。”
也就是说，人格分裂的人无法意识到自己是人格分裂的（或是即便意识到自己言行不一，他们也不会认为自己是人格分裂，顶多承认是逢场作戏罢了）。而“社会价值分裂”就是由无数个这样无意识的“个体人格分裂”混合和化学反应后形成的一种综合体。这种综合体就如同一个虚拟的母体，它随时随地能产生出人格分裂的个体；反过来，人格分裂的个体也不断地在巩固和壮大这个母体。我们今天看到的“柴静现象”就是这个看不见的“怪物母体”的典型产物。
既然知道了这个母体的构成因子是“个体人格分裂”，而且又发现这些因子存在着普遍的共性，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个体”的角度去剖析“社会价值分裂”了。我们知道，个体意识或个体价值观的建立主要来自于教育，包括三方面：1）家庭教育；2）学校教育；3）社会教育。而在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下，这三种教育可以归并为一种，即“洗脑教育”。这种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维护现行体制的工具人、或具有自我奴化意识的良民。在高度封闭和高压管制环境下，洗脑教育的效果是最好的，比如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或今天的朝鲜。洗脑教育主要培养的是“盲从型人格”但不是“分裂型人格”，因为“盲从型人格”本质是没有自己独立人格的，而“分裂型人格”是在独立人格和利益立场发生纠葛时表现出的一种人格。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现象呢？
我们说，行为来自于意识。人格特征实际上是意识特征的外在反应。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分裂型人格”来自于如下几种意识：
1、不安全意识；
2、羊群意识；
3、复仇意识；
4、弱肉强食意识；
5、对压抑的宣泄意识；
6、同类竞争意识；
7、损人利己意识。
“不安全意识”主要来自社会保障匮乏，在生存和更好地生活之间奔忙的人们是这种意识的主要群体。由于中国社会资源被权力和少数人控制，人们为了获取更好的生活条件，就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独立人格来换取这些条件。正如很多人本身不愿意通过行贿或出卖肉体来获得某些资源，但在实际行动中却积极地实施行贿和出卖肉体，这种意识与行为的分裂就是来自于不安全感。但这种行为越来越多的时候，人们就反而不认为这是可耻或不正常的，而是成为了一种通行的潜规则甚至明规则，这时候就形成了“羊群意识”，即大家都是这样的，那么我这样做就是心安理得或是正常的。“复仇意识”来自于从小接受的屈辱历史、报仇雪恨、革命斗争教育，在大国崛起后认为有能力雪耻的时候，这种复仇意识就体现出来了。北大学生质问柯林顿，本质上是学生把柯林顿作为宣泄这种复仇情绪的对象。这种宣泄带有强烈的羞辱意味，正如芮成钢调侃骆家辉坐经济舱是因为美国欠中国的钱一样。中共的教育宣传中经常用诸如“周恩来总理如何驳斥美国某某领导人”或“邓小平如何机智应对美国某某人的刁难”来给学生造成一种潜意识，即这种语言的反击和羞辱是一种“高、大、上”的智慧。那么北大学生作为天之骄子，自然不会放弃这种展现智慧机会。他们在做这样事情的时候，并没有感受到有什么不礼貌，而是认为无上的自豪。正如很多人宣扬去日本狠狠地玩日本女人来表达自己的一腔“爱国热情”是一样的。
但是北大学生是否敢在单对单的情况下，独立挑战柯林顿呢？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首先是学生在接受采访时表达出的真实立场决定了他们不会这样做，其次就是他们的“羊群意识”在起作用。因为他们的“弱肉强食意识”能让他们本能地识别出，柯林顿是绝对的强者而自己是绝对的弱者，所以他们一定会选择在“人多势众”的场合来发出这种挑战，也就是常说的乌合之众心理。这个从“爱国者”抵制日货、打砸抢日本商店和日系车就能看出来，几乎没有人真正愿意去登上钓鱼岛或为保卫钓鱼岛而战，所以是一种“对压抑的宣泄意识”的体现。
这种畸形的宣泄情绪之所以被认为“爱国”，很大程度上是个人以为在替国家、替民族说话或报仇雪恨，他们为自己的这种挺身而出维护“集体利益”的豪情所感动。这个其实与董存瑞炸碉堡、黄继光堵抢眼、向秀丽为抢救国家财产而牺牲的教育有关，正如朝鲜有人在洪山中为抢救金日成将军的画像而牺牲是一样被认为高尚和勇敢的。虽然中共编造的这些故事在今天已经被一个一个地揭穿，但这种故事所传递的价值意识却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人们潜意识中，内化成思维模式的一部分，人们在自己的日常行为中不自觉地被控制着。
另外，“同类竞争意识”在中国人中体现很明显，虽然中共一再地教育人们爱祖国、爱集体，不过实际上教育出来的都是极度个人利益主义的个体。在不安全意识、弱肉强食意识、羊群意识的共同作用下，就形成了“损人利益意识”甚至是“若不利己，宁可损人”的现象，即若我得不到好处，那么别人也别想得到。具有“损人利益意识”在实施行为的时候，会先用“弱肉强食意识”进行识别和过滤。当对方足够强大而自己望尘莫及的时候，那么就选择服从和追随，至少是不会正面挑战，因为要从自身利益出发；而当对方本来与自己处于同一个层次，而突然脱颖而出时候，那么就会激发出潜意识中强烈的嫉妒意识，从而为了让这只“出头鸟”回归“羊群”而发动攻击。这种攻击的前提是判断“是否安全”。
举例来说，假如做《穹顶之下》纪录片的人不是柴静，而是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假设周永康没有被拿下），那么人们会如何反应呢？估计今天在批判柴静的那些人，要么歌功颂德，要么想骂也不敢吱声。因为“弱肉强食意识”让他们知道批判周永康是“不安全的”，因为这一类人对自己的利益有非常本能的判断。此类似的现象中，我们可以拿孔庆东、司马南作为例子，他们就是典型的根据风头强弱来发表观点的学者。其实很多人以为视觉独特，找到了批驳柴静的论据，实际上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与孔庆东、司马南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关于柴静采访中科院副院长丁仲礼，可以看这个视频http://v.qq.com/page/i/i/1/i0148ffe4i1.html。其实本来是一次正常的采访，但在柴静发表《穹顶之下》纪录片之后，这个很多年前的采访记录被重新挂到网上，并美其名曰《柴静PK丁仲礼》。仔细看过这个视频就知道，柴静和丁仲礼谈论的是碳排放的“正当性问题”和“公平性问题”。柴静不是完美的人，她是从一个“人类应该减少碳排放”的角度去思考，而丁仲礼作为一个高级学者，是从“碳排放标准对于不同国家是否公平”的社会和政治角度去思考的。他们的谈话更像是提问和对答，或稍微有一些观点差异，但绝非有人蓄意贴上的“PK”标签。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例子来比喻，由于食品短缺，几个胖子（发达国家）和几个骨瘦如柴的穷人（发展中国家）在探讨将来食品如何分配的问题，而所剩的食品都是诸如炸鸡一类的垃圾食品。胖子说我将来要少吃，所以穷人也要少吃，但由于胖子之前先吃了很多，体量是穷人的7.5倍之多，现在即便是缩减食量80%，但仍然可以吃到的量是穷人的2.3倍。穷人说这不公平啊，你之前吃胖了，有脂肪储存，可我还在营养不良阶段，即便都少吃，你的食量还是我的2.3倍，这公平吗？这是丁仲礼的观点，是完全合理的。而柴静是一个记者，你无法要求她能从宏观的政治角度、人类发展角度去判断（否则她就进中国社科院了），她的观点是“大家都要减少垃圾食品的摄入”，这种观点也是合理的。其实柴静和丁仲礼谈的是一个“取舍”和“平衡”的问题，而有人为了打击柴静，故意把这个宣扬成是“对立”问题。目前不知道这是不是中宣部的手法，但《穹顶之下》出来后，中宣部发布密令控制这部纪录片的舆论影响，不能不让人怀疑中宣部是有可能在搅混水的。关于中宣部的操守和伎俩，在之前的关于铁流的博文、谈论占中的博文中都有分析，用的手段都非常低劣，不过效果总是非常好的。正如《一步之遥》中的王天王和观众，大家都习惯和喜欢这种方式了。
在中共长年累月地全方位立体式全息洗脑宣传下，整个中国的社会价值体系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中国的社会价值分裂，正是由于处在“半封闭半开放”的情况下导致的，一方面先前的教育已经塑造了很多人的价值形态，另一方面真相不断曝光又在冲击着人们的价值体系。有人选择主动寻求真相和自我启蒙，而有人故意置历史事实于无视（极左毛派），而有人担心价值观受到冲击而宁愿选择做“鸵鸟”。其实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雾霾中的致癌物是绝对对身体没有任何好处的，但由于人们无法躲避和选择，故此就选择自我安慰，诸如“目前无法证明雾霾与肺癌有直接关联”、“任何发展中国家都会经历这个过程”、“中国人这么多，死一些不算什么”……这就是人们想反抗有无力反抗下的无奈，故此中国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自我奴化、自我维稳的社会意识。甚至在有人证明雾霾会危害到自己生命健康的时候，有些人不是把矛头对准问题制造者，而是把矛头对准揭开盖子的人，“柴静现象”就是典型的例子。有人说中国会出现革命，其实从这些社会意识来看，中国不可能出现针对于强大政府的革命，只可能出现在强大政府主导下的同类群体的相互残杀。
不过幸好，在这部纪录片中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仅依靠柴静个人的力量，她根本不可能完成这样一项调查，因为恐怕有人连采访的机会都不会给她。柴静的这部纪录片无疑是有一定政治力量支持的，从目前迹象看来，有来自于习近平的力量，因为有人分析影片最后鸣谢单位是习远平（习近平的弟弟）所掌控的机构。这部纪录片出来后对破除中石油、中石化这样的垄断巨无霸无疑是有很大的舆论推动作用的。虽然暴露雾霾的毒害性无疑会引发新一波的移民潮，对中国经济是非常不利的，但这是一个短期和长期的取舍问题。习近平的风格是直面问题，他在这部视频中出现提到“APEC蓝”，视频也引用了“法律的尊严在于执行”这样的句子，也能说明这部纪录片不仅仅是柴静个人的力量。但柴静作为一个弱女子，一个孩子遭受不幸的母亲，她在一年时间能完成这样一部具有巨大启迪作用的纪录片，是非常令人敬佩的！
相对而言，那些冷嘲热讽自以为抓住了别人看不到的漏洞而变相“让柴静消失”的人们，在用所谓的道德来绑架一个社会公益行为，其心理如同刘云山教育中国人精神文明建设和“干净担当”有什么区别呢？处于剧烈变革前的中国，“柴静现象”就是各种混杂意识冲击下，人们长期饱受压抑后非理性宣泄的结果。不论怎样，中国需要敢开口说话的人，需要有敢直面问题的人，需要有担当的人。最近我们也看到习近平做了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讲话，这里的重点不仅仅是公开宣布卸掉刘云山等左派意识力量的权力，更重要的是其中提到“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因为这个“信仰”绝非共产主义信仰，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信仰，这是唯一可能重新凝聚中国社会意识的希望所在。在目前社会意识分裂的情况下，首先需要有强有力的领导来引导这种意识过渡，否则很容易由社会意识分裂引发社会秩序分裂（有极左力量最近在鼓吹革命就是例子）。中国的传统文化信仰范围很广，但核心是有神论，在对社会道德重建有推动作用的有神论当中，佛教首当其冲。这是为什么习近平曾经在国际场合演讲中提到的“中华文化复兴，佛教担当大任”的原因。（在具体的形式当中，禅宗佛教和藏传佛教均不具备广泛推广的特征。习近平指的这个佛教，最大可能是指法轮功。之后将专门撰文分析，敬请关注。）
最后，回到《穹顶之下》这部纪录片。柴静揭露的是雾霾的问题，这个是关注到几亿中国人健康生命和中国社会持续发展的问题，我们应该感谢和庆幸中国还有这样的人。而不是拐弯抹角地把焦点放到揭露柴静的问题上。我们都知道南京的“彭宇案”，那位得到帮助却反咬一口的老人，伤害的仅仅是彭宇一个人么？对于柴静，我们的焦点到底应该放在她提到的问题，还是因为她揭去了埋在鸵鸟头上的沙子，而把柴静作为危险本身呢？正如一句流传甚广的微博所言“有些群体，不想解决人民提出的问题，总想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有多少自以为聪明的人不自觉地扮演了这个群体中的一份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