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4月30日讯】（新唐人记者顾星音综合报导）中共高官被查，通常先从他的亲信们入手，其中不乏秘书的身影。一些大官的秘书甚至被称作“二号首长”，权力大过普通官员。他们除了能为上级拉皮条、谈生意、扶正小三，连买家电，做家务等也一并包揽，可谓是“大老虎”得力的左臂右膀。
“大老虎”背后“无微不至”的秘书
中共自十八大以来查处的高官中，海南省前省长冀文林、前四川省副省长郭永祥、前中石油集团副总经理李华林都曾担任过中共高官周永康的秘书，有报导认为，这代表围捕周永康的法网已在收紧。
日前，陆媒透露中共核心人士所掌握的情报称，2013年8月“落马”的李华林，曾一手安排周永康之子周滨就读西南石油大学。在他前往美国后，大师兄李华林亦成为其“保姆”。周滨求学时间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彼时周永康正担任中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副总经理，李华林当时正担任他的秘书。
此外，2000年9月14日，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的成克杰被处以死刑。在他的公诉书和证人证言材料中可以发现有一个人名频繁出现，即他的秘书周宁邦。
据大陆媒体报导称，1993年底，成克杰和李平的奸情被成克杰的妻子发现后，这位周秘书安排他们在自己驾驶的汽车里密谈，商量各自离婚后再婚的问题。并为其出谋划策道：“现在结婚不现实，没有什么经济基础，不如趁成克杰在位时赚些钱，为将来的生活打好基础。”之后，成克杰和李平在几年中便贪污4000多万元。
还有如原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的秘书陈健，有报导称他是因为经常在市委办公厅工作时陪陈希同打乒乓赢得上司的青睐。
原北京市财政局局长王宝森的秘书闫振利除了每次外出都不忘带手礼给王宝森，甚至他家安装浴盆、买电视机都全权由闫代劳，深得王的信任，在王升至副市长时，点名要闫做其秘书。
“老虎”与秘书一损俱损
周永康还未被公开撤职，但他曾经的秘书们已经被先行一步，舆论认为，这是一种中共将彻查周永康的信号。在中共历来的作风中，可以发现一些大老虎们落马之前，他们的秘书已经遭到中共调查。
2006年7月，时任政治局常委兼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秘书秦裕调任宝山区区长，8月被中纪委调查；9月，陈良宇即遭免职调查。
有“河北第一秘书”之称的李真，是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程维高的秘书。在李真落马后，程维高也难逃劫数，最终被开除党籍，撤销正省级职级待遇。
2011年，中共有关部门开始调查谷俊山，翌年2月3日，他的秘书乔希君仓皇出逃。7日后，国防部官方网站后勤部副部长一览中，谷俊山的名字被悄然拿下。2014年3月31日，谷被中共军事检察院以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犯罪等多项罪名起诉。
大陆媒体称，通过以往的案例总结可以发现，级别越高的老虎秘书，活动能量和空间越大，知道的秘密也就越多。由于秘书的升级全由领导一人说了算，出头之日须耐心等待领导的安排。如此，秘书所能做的，只有通过自己对领导无限的忠诚来换取这种出头的机会。这样一来，领导与秘书之间极易形成一种“上恩下惠”的关系。贪腐的领导干部在搞腐败活动时，往往会让秘书充当马前卒，此时让身为“过河卒”的秘书拒绝腐败简直是不可能的。
取消秘书 真能治腐吗？
近日，《新京报》刊文称山东曲阜市委上月宣布，取消秘书配备制度，在此之前，云南、广西、河北等地已于去年先行下发通知，要求取消部分专职秘书。
陆媒分析认为，秘书腐败有四大症结：一、秘书和领导干部职责发生错位，双方存在着过于“依赖”的关系，秘书在某些方面已成为各级公共权力的运作者；二、选用时“人治”色彩鲜明；三、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四、“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导致外界有求于他们时唯有通过秘书打通。
有报导文章指，大陆早在1980年就规定，只有正省部级以上高官才能配置专职秘书，但现实是95%以上的副省级、厅局级甚至县处级官员都违规配置专职秘书。
现在很多官员根本无法离开秘书，上至讲稿起草、工作统筹等基本工作，下至饮食起居、来客接待等个人生活的细节，都需要秘书打理，这些官离开了秘书便无法独立完成工作、无法更好的生活。一旦失去秘书，似乎就当不了官。因此有报导认为，“那些口口声声宣称取消秘书的地方，结果也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