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连载】杨继绳《墓碑》（九十一）

【新唐人2014年3月13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三 工业跃进盲目建厂

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中共中央提出在五年到十年内，各省的地方工业产值都要超过当地农业产值。三月成都会议，又进一步提出发展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通过了《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四月七日，中央正式批发这一文件，再一次要求各省、自治区尽快使本地区的地方工业总值赶上或超过农业总产值，并把达到这一目标的时间由原来规定的五年到十年缩短为五年到七年。这个文件下达不久，一个声势浩大的办地方工业的高潮在全国形成，从省、市、县到乡、社纷纷提出大办工业的跃进计划，都要求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六月到八日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先后提出各大协作区要建立比较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由于粮食高产“喜讯”频传，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到三十日召开的北戴河会议认为，中国的农业和粮食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一九五八年全国每人占有粮食的平均数已经达一千斤左右，省一级领导今后的工作重心应当由农业转到工业上去。会议公报指出：“农业战线的伟大胜利要求工业战线迅速地赶上去，而且省一级党委有可能把注意力的重心转发移到工业方面来”。这个会议估计，“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将提前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传大社会主义国家，并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注十八）

宏伟的设想使各级干部亢奋。为了实现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的目标，各地出现了盲目建厂，乱上工业项目的热潮。工业落后的西部省――甘肃省，一九五八年一月到三月，全省建厂一千多个；三月到五月，建厂三千五百个；五月到六月，全省厂矿数猛增到二十二万个。其中，省办的二千五百多个，县办的一万五千多个，社办的一十八万五千多个。全省出现了十多个万厂县，二十多个千厂乡，五十多个百厂社。（注十九）河北省定县，在一个多月时间内，就建起了一千五百三十个中、小型工厂，平均每天三十五个工厂投入生产。（注二十）只有一十三万人口的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布特哈旗，到五月底就建成了厂矿三百零七座。根据各乡镇提出的数字，全旗一九五八年新建厂矿可达一千二百六十七座。（注二十一）这些数字显然带有浮夸的成分，不可信以为真，但盲目建厂的情况是真实的。不过，全民大办工业为以后县乡以下的“五小”工业播下了种子，成为一九八零年代乡镇企业的起点之一。然而，这种代价是十分昂贵的。

为了追求产量和产值，新建煤井尚未投产，就追加了煤产量任务，这些增加的任务还得靠原有的矿井完成。中央直属煤矿在一九五九年时百分之九十二的产量依靠原有矿井提供。由于高指标的压力，这些矿井的采掘比严重失调，工作面大量减少，设备破坏。据国家矿山小组一九六二年调查，在煤炭部属的五百零八处矿井中，生产能力破坏严重和简易投产的有一百七十九处、设计能力七千四百八十四万吨，占设计总能力的百分之四十四。其中采掘关系不正常的矿井占百分之七十七，因此从一九六零年四、五月份开始，产量就不得不逐月下降。（注二十二）

由于通过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办工业，把过去一套管理制度都冲垮了，企业管理混乱，经济效果显着下降，成本提高，品种减少，产品质量下降。重点煤矿煤炭灰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为百分之二十一，一九六零年提高到百分之二十四；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一九六零年比一九五七年下降了百分之一十二。亏损额直线上升，到一九六一年达到一百零五亿元。其中工业亏损四十六点五亿元。（注二十三）

由于以钢为纲，只顾发展重工业，忽视了轻工业，轻重工业的比重一九五七年的五十三比四十七下降到一九六零年的三十三比六十七。（注二十四）自行车、电池、火柴、日用陶瓷、铁锅、甚至女人用的发卡等小商品严重供不应求，影响群众生活。轻工产品的质量也很差，老百姓称质量差的日用工业品为“跃进牌”。

要大上工业，就得扩大基本建设规模。基本建设投资：一九五七年一百三十八亿元，一九五八年二百六十七亿元，一九五九年三百四十五亿元，一九六零年三百八十四亿元。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零年，三年基本建设投资共九百九十六亿元，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基本建设总投资还多百分之八十一。平均每年投资三百三十二亿元，比一九五七年高出一点四倍。（注二十五）机械、煤炭、电力、化工、建材等重工业部门，上了一大批重点项目，超过了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一九五八年，全国施工的大中型项目有一千五百八十七个，一九五九年一千三百六十一个，一九六一年一千八百一十五个，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五年施工的大中型项目只有一千三百八十四个。小型项目更是遍地开花，不计其数。基本建设投资效果很差，建设周期长，建成投产少，许多建成项目因设备不配套，不能充分发挥效益。（注二十六）由于基本建设规模太大，尽管挤了农业、轻工业、文教卫生和人民生活，仍然难以为继，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紧张。从国民收入分配看，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零年三年共增加国民收入三百一十二亿元，而同期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就增加了二百四十六亿元，占新增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八十，其中一九六零年国民收入减少二亿元，基本建设投资还增加了三十九亿元。基本建设材料的增长速度低于基本建设投资的增长速度。三年中“三材”的平均增长速度：钢材为百分之三十八点八，木材为百分之一十四点八，水泥为百分之三十一点七，而基本建设投资增速为百分之四十点七。在编制一九五九年计划时物资无法平衡，就留了五十元物资缺口，致使许多项目开工后不是无物资就是无资金，长期不能投产。从人力看，尽管基建职工人数增加很多，三年增加了四百二十一万人，但仍到处喊人不够。不少项目不得不半途停建，仅停建项目，全国损失约一百五十亿元。（注二十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一九八四》，中国统计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三零一页。

为了筹集基本建设投资，就扩大国民收入的积累率。国民收入即全社会创造的财富，一部分用于当年消费，一部分用于积累，积累主要用于工业建设，以图进一步发展。积累过多，消费必然减少，群众生活水平必然下降。这就是所谓“勒紧裤腰带搞建设”。如果真正有效果，“勒”几年也是可以的，但事与愿违。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的国民收入中，用于积累的部分共占百分之三十九点一，积累率大大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百分之二十四点二。高积累、高投入，却是低效果。每百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平均三十五元，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仅有一元。（注二十八）

“大上快上”工业，就必须大量进口机器设备。要进口设备，就得增加出口，换回外汇。而当时出口的主要是农副产品（主要是食品），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零年出口商品中，农副产品和农副产品加工品占出口商品总额的比重，一九五九年为百分之七十六点三，一九六零年为百分之七十三点三。见表二十四•四。出口商品都从农民口边挤出来的。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年鉴》，一九八一年，Ⅷ-三二，经济管理出版社，第三十三页。

“大上快上”工业，不仅基本建设项目大增，城镇人口也急剧增加。一九五八年六月，中共中央决定各地的招工计划经省、市确定后即可执行，不必经中央批准。招工权力下放以后，各地放手大招工，有的甚至在车站设立招工点。职工人数从一九五九年的三千一百零一万人，增加到一九六零年的五千九百六十九万人，三年增加二千八百六十八万人，增长百分之九十二点二。与此相应的是城镇人口增加。一九五七年，城镇人口总数为九千九百四十九万人，以后连续三年猛增。一九五八年为一万零七百二十一万人，一九五九年为一万二千三百七十一万人，一九六零年达一万三千零七十三万人。三年共增加三千一百二十四万人，增长百分之三十一点四。（注二十九）其中从农村迁入城镇的大约有二千二百一十八万人。（注三十）城镇人口急剧增加，吃商品粮的人口大幅度上升，粮食征购指标不得不提高，加剧了农村的饥荒。

在人们的印象中，认为大庆油田是在大饥荒年代开发出来的，认为这是工业大跃进的亮点。实际上，大庆油田的地质勘探始于一九五四年初，经过几年艰辛的努力，于一九五九年九月国庆十周年前夕射孔试油成功。大庆油田并不是大跃进的成果。

四 全面跃进，全面紧张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市场不能起配置资源的作用，为了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完全靠宏观经济领导部门对国民经济进行综合平衡：积累与消费的平衡，供给与需求的平衡，工业与农业的平衡，重工业与轻工业平衡，相关产业间的平衡，等等，如果这些方面失去了平衡，就是比例失调。这样，有的部门生产能力闲置，有的部门生产能力不足，就会造成严重的浪费。此外还有物资平衡，财政平衡，外汇平衡等，这些也是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

但是，在大跃进期间，由于按主观意志行事，搞乱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相互关系，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由于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些失调又不能靠市场配置资源去自动地平衡，就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后果。

财政金融全面困难。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零年，财政收入年年增加，一九六零年的财政收入竟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八十四，当年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达到百分之四十七，大大突破了中国财政收入一向只占国民收入百分之三十多一点的比例。这表明国家财政集中了过多的社会财富。国家财政集中得过多，其资金又主要用于基本建设，就挤了人民的消费。基本建设投资效益又很差，就直接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财政集中过多的情况是不可能持久的，加上在财政收入中还有不少虚假部分，因此，财政收入很快锐减。在一九六零年八十一点八亿的赤字的基础上，一九六一年财政收入比一九六零年减少百分之三十七点八，一九六二年又减少百分之一十一点九。财政的虚假收入，银行的虚假存款，掩盖了财政赤字。据有关部门事后估计，大跃进造成的财政赤字，大约一百八十亿元。（注三十一）在市场经济国家，民间财富大于国家财富，这个赤字不算大；但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这个赤字已经相当危险。何况当时的财政总收入才三百多亿元，一百八十亿元的赤字，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是相当大的。

财政不平衡，只能靠多印票子来解决。一九六一年，全国市场货币流通量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一倍多，但是，同期的工农业总产值只增长百分之一十四点七。货币流通量大大超过了商品流通的需要。社会购买力同商品可供量的差额，一九六零年达七十四点八亿元，一九六一年仍有二十六点九亿元。（注三十二）每一货币流通量拥有的商品库存量（包括一部分没有用的质次价高的在内）由一九五七年的五点二元降到一九六一年的四点一元。（注三十三）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六日，陈云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说：“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现在的通货膨胀，虽然根本不同于国民党垮台前那种恶性通货膨胀，但是，毫无疑义，也是一种通货膨胀……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涨了物价，动用了很大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储备，在对外贸易上还欠了债，并且多发了六七十亿元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这些，都是通货膨胀的表现。（注三十四）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一九八四》，中国统计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四一七页。

商品供应全面紧张。自一九五八年以来，市场上商品短缺现象逐渐严重，从吃的、穿的到一切日用品都严重供不应求。一九六零年商品短缺状况进一步加剧，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减少粮食、棉布、食油的定量标准。一九六一年商品供应紧张的情况更为严重，食盐、火柴、锅、碗、盆、筷之类日常用品都买不到。但是，商业部门的商品库存总额却增加百分之三十五，其中，日用品库存总额增加近百分之七十。这些库存商品都是质次价高、不适销、不对路的冷背残次品，其中很大一部分在以后的清仓中报废了。（注三十五）这是盲目追求高速度的结果。货币流通过多，商品供应不足，应当物价上涨。但中国的物价受到行政管制，对占人民生活开支的百分之六十的生活必需品，国家不让涨价，它们是列入国家控制的十八类商品。但越管制，商品越不足。不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供应的平价消费品还是涨了百分之一十五，为了回笼货币，还开放了一些高价商品。一九六二年一度放开了集市贸易，集市贸易价格大幅度上涨，比计划内的价格高出很多。详见表二十四•六。有人分析，计划内商品涨价、高价商品的影响、集市贸易价格的带动三项因素加在一起，整个价格上涨了百分之三十，有的地区上涨了百分之四十。（注三十六）

【资料来源】 惠文：《困难时期农村整社纪实》，“大饥荒网站”。

职工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除了粮食定量减少以外，副食品供应也大幅度减少：食用油减少百分之四十七点六，猪肉减少百分之八十点六，有些副食品连定量供应也不能保证。以当时生活水平最高的八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沈阳、武汉、广州、重庆、西安）一九六一年居民消费水平为例，全年每人消费猪牛羊肉：重庆最高，每人五斤，上海三点六斤，北京、武汉二斤，天津、广州一点七斤，西安一点三斤，沈阳零点六斤。全年每人消费鸡蛋：天津、广州、沈阳无货供应，其它城市平均每人每年不到半斤。全年每人消费食糖：广州最高，为一十二斤，上海、北京三点五斤，重庆二点八斤，天津、武汉、沈阳一点三-一点八斤，西安不到七两。（注三十七）职工工资也下降。一九六一年，国有制单位职工的年工资平均为五百三十七元，比一九五七年下降低百分之一十五点七；如果扣除物价因素，比一九五七年下降百分之二十八点七。根据全国大、中、小一十三个城市、五百二十六户职工家庭收支情况调查，一九六一年上半年，职工家庭每人平均货币收入为一十七点零七元，扣除物价因素，每人平均实际收入只有一十五点五三元，比一九五七年减少了一点八七元。（注三十八）

由于商品供应全面紧张，商品“走后门”的情况十分严重。如果没有私人关系，就是手持国家发的供应票证也买不到东西。有了私人关系，就可以买到超过票证供应量的商品，商品的质量也比正常渠道买的要好。能够“走后门”的主要是干部。当然，一些掌握商品供应人员的亲戚朋友也会沾光。“走后门”卖出的商品有时比正常供应的商品还要多。河北省唐山市节日的副食品供应量，“走后门”卖出去的比实有人数定量供应量多百分之一十。在商品供应本来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走后门”猖獗，普通百姓更买不到东西了。所以，群众对商品走后门的情况非常愤慨。一九六一年，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召开了反对商品“走后门”的专门会议，中共中央在这个会议的《关于反对商品“走后门”会议情况的报告》报告上批示：“在全民所制企业中反对商品‘走后门’的斗争，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在经济战线上的反映”。到一九六二年三月底，在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中（不包括西藏），有二十一个开展了反对商品“走后门”的群众运动，有三个省进行反对商品“走后门”的教育，有三个省把反对商品“走后门”作为整风运动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内容之一。一九六二年四月十六日，国务院财贸办和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联合向中共中央上报了《关于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情况报告》， 这个报告在肯定运动成绩的同时，指出“有些地方只反下，不反上，下反上走，边反边走，有些不合理的‘内部供应办法’还没有取消。”（注三十九）实际上，只要商品供应紧，只要权力至上，走后门的现象不可能停止。

注解：

[注十八] 《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公报》，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注十九] 甘肃省委工业交通部：《全民大办工业的基本总结》，载《红星》一九五八年第二期，转引自谢春涛《大跃进狂澜》，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零年版，第五十七页。

[注二十] 舒倜 、方辰：《定县办地方工业前后两个方针两种结果》，载《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

[注二十一] 《布哈特旗大办地方工业的几点经验》，载《实践》一九五八年第一期。

[注二十二] 柳随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提出及执行情况》，载《中共党史研究》一九八零年第六期。

[注二十三] 同上。

[注二十四] 据《中国统计年鉴一九八四》，第一九六页数据计算。

[注二十五] 吴群敢：《关于大跃进的失误和调整的历史经验，载柳随年等编著：《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的回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第二十五-二十六页。

[注二十六] 崔捷 ：《基本建设的调整》，载柳随年等编著：《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的回顾》，七十三页。

[注二十七] 柳随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提出及执行情况》，载《中共党史研究》一九八零年第六期。

[注二十八] 吴群敢：《关于大跃进的失误和调整的历史经验》，载柳随年等编著：《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的回顾》，第三十二页。

[注二十九] 中国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一九八四》，中国统计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一一零页，第八十一页。

[注三十] 李若建：《大跃进与困难时期人口迁移初步探讨》，载《中山大学学报》，一九九九年第一期。

[注三十一] 王平：《财贸方面调整的情况和经验》，载柳随年等编著：《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的回顾》，第一四零页。

[注三十二] 同上，第一四一页。

[注三十三] 柳随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提出及执行情况》，载《中共党史研究》一九八零年第六期。

[注三十四] 《陈云文选，一九五六-一九八五》，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一八七页。

[注三十五] 王平：《财贸方面调整的情况和经验》，载柳随年等编著：《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的回顾》，第一四二页。

[注三十六] 同上，第一四三页。

[注三十七] 王平：《大跃进和调整时期的人民生活》，载柳随年等编著：《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的回顾》，第一六四页。

[注三十八] 同上，第一六三页。

[注三十九]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六二]二零六号：《中央批转财贸办公室、统战部关于反对商品“走后门”运动情况的报告》，一九六二年五月九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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