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2月9日讯】王功权取保获释后，在企业家中引起了一些议论。有一位曾经和王功权合作共事的企业家说：“媒体与公知不能绑架企业家，非要企业家去追求真理，企业家只能受资本绑架。”此言非也。
（一）谁绑架了企业家？
首先，绑架企业家王功权的既不是媒体，也不是公知，而是国家的专政机关。他们仅仅因为王功权支持了“新公民运动”，就悍然抓捕了他，迫使他接受他们提出的有失个人尊严的屈辱条件。这种野蛮行径，何异于黑社会的绑架勒索？
其次，少数媒体和公知就王功权被捕作出评论，支持王功权的正义行为，批判专政机关违反宪法，剥夺公民的自由权利，这是媒体和公知的社会责任。对王功权如此，对其他遭到拘捕迫害的维权人士也同样如此，这和绑架风马牛不相及。把媒体和公知对王功权的支持说成是绑架，不仅是对媒体和公知的污辱，也是对王功权的污辱。
第三，企业家固然应该“在商言商”，但是，企业家同时也是公民，而且首先是公民，其次才是企业家。做一个合格的公民，比做一个合格的企业家更加重要。一个合格的公民，不但要具有公民意识，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而且能够身体力行，捍卫自己的权利，恪尽自己的义务。王功权支持“新公民运动”，正是他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表现，是他作为合格公民和合格企业家的理所当然的选择。
第四，企业家要不要追求真理？追求真理是人性的本质要求。几千年来的人类社会，正是由于有了对真善美的追求，代代相继，才积累起当代的科学和文明。所以，追求真理为社会发展所必需，是一个合格公民的责任，也是一个合格企业家的责任。不是谁“非要企业家去追求真理”，而是企业家有责任追求真理。拒绝追求真理的企业家是不合格的企业家，也是不合格的公民。
第五，说“企业家只能受资本绑架”，有一定的道理，但说“只能”受资本绑架，就太绝对了。至少在现阶段，就我这个局外人的观察所及，恐怕受权力绑架的压力，远远超过受资本绑架。所谓受资本绑架，无非就是市场规律的束缚和金融机构的制约，这些问题并非绝对不可解决，一些出色的企业家就摆脱了资本的绑架，而且游刃有余地进退于资本市场；而权力绑架，则是在政治权力不受制约与监督的专制体制下，任何企业家都无法解开的难题。迄今为止，有哪个企业家能够理直气壮地宣告他已经摆脱了权力的绑架呢？
第六，官方宣称王功权已经承认违法犯罪，但我宁可相信王功权只是承认他资助了“新公民运动”的事实，“违法犯罪”是官方强加于他的罪名。即使他被迫承认“违法犯罪”，表示要同“新公民运动”划清界限，这种选择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利剑威胁下，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许多人都有过被迫检讨的经历，知道在这把利剑威胁下，往往不得不接受勒索，违心地抹黑自己。王功权被捕和取保的过程，恰好证明了专制权力对他的绑架和勒索。
（二）为什么要绑架企业家？
继许志永被判4年徒刑之后，袁冬被判18个月徒刑，侯欣被判有罪但免于处罚，王功权被迫同“新公民运动”断绝联系。对于“新公民运动”所遭受的这一系列严重打击，海内外舆论表示惋惜与愤慨，谴责当局对如此理性、温和的民主要求都滥施专政，岂非逼使民众以暴力抗争？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与此有关的另一个严重问题：对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的联盟，刚开始出现就被摧残了。
“8964”之后，许多知识分子对政治前景绝望，纷纷下海，投入工商界，以致一位高层领导人惊呼“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1992年邓小平南下讲话后，民营企业大发展，经营者中就有大量知识分子。我曾经乐观地预期，知识分子和主要由知识分子构成的企业家两大群体的联盟，“将是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去年秋天我在得知许志永和王功权在“新公民运动”中的密切合作，两人且因此先后被拘捕，为此写了一篇文章：《一个值得注意的朕兆》（发表在香港《动向》月刊去年第10期上），在强烈抗议有关当局倒行逆施的同时，欢呼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的合作和联盟的出现。“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企业家，在争取公民权利、推进公民社会的活动中有了共同的理念，共同的语言，而且遭到了同样的迫害。这就使这一事件超出了他们个人的意义，而成为具有象征性的政治事件。”“他们在‘新公民运动’中的合作，预告着这两个阶层（或阶级）的联盟的未来。”
“新公民运动”一贯用和平改良的方式来推动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在前几年开展的许多活动，如呼吁官员财产公示，讨论起草阳光法案；倡导公民的宪法权利，争取真正的民主法治；推动教育的平等权利，为随迁子女争取就地高考；介入“三鹿奶粉”、 动车事故等突发事件，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争取公正的赔偿方案；冬天给露宿街头的上访者送去棉衣、棉被、馒头；等等。这一切活动，既温和理性，又有声有色，大概同企业家王功权的支持不无关系。这个情况当然逃不出有关部门的视野。他们长期监视许志永等人发起的“公盟”和“新公民运动”的动态，不会看不到知识分子和企业家携手合作的情势，而这两个最具政治潜能的社会群体一旦结成巩固的联盟，势将构成对专制统治的最大威胁。所以他们不但将许志永、袁冬等人绳之以专政，而且以黑社会的方式迫使王功权同“新公民运动”划清界限，承诺不再和许志永保持联系。这样，就不但翦除知识分子和企业家联盟的幼芽，而且铲掉滋生联盟的土壤。它的意义远不止于剥夺王功权的自由权利，更大的图谋是震慑所有企业家，使他们远离维权一类的政治活动。也许，这才是他们拘捕许志永等、绑架王功权的真正动机。
这是一场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力量悬殊的博弈。现在，它的第一幕已经以“新公民运动”和联盟的惨败落下帷幕，第二幕、第三幕又将如何？我深信，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的联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它注定将会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复兴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