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纯清:毛泽东凭什么说中共“真懂马列的不多”?

【新唐人2013年12月25日讯】《九评共产党》指出:“共产党也是一种生命,但其反自然、反天、反地、反人,是一种反宇宙的邪恶生灵。”“虽然共产党披着一个为‘公’的外衣,以一个政党的名义出现,的确能够迷惑很多人,但是共产党却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政党,而是一个邪灵附体的害人邪教。

共产党是一个活的生命:党组织,也即邪教的世间表像,是它的肌体;从根本上主宰著共产党的,是最早注入的那个邪灵,它决定着党的邪教本质”。“马列从本质上就是邪的。滑稽的是中共党人都不懂马列。林彪曾说没有几个中共党员真正读过马列。瞿秋白被公认为思想家,承认仅仅看过一些马列皮毛。毛泽东思想是农民造反的山沟马列主义。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姓资。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更是什么也不是的拼凑了。”

毛泽东的“伟大”在于,他无耻地否认“中共党人都不懂马列”这一点,只承认“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并且反复讲这句话,来自我标榜是“唯一懂马列”的。那么。他凭什么这么说呢?

是看的书多吗?显然不是。与陈独秀、王明、瞿秋白相比,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直到延安时期,毛泽东看的马列教科书也没几本,要不,他就不反对教条主义了,就不拐弯抹角地讽刺马列书籍看的比他多很多的王明之流“言必称希腊(本意是‘言必称马列’)”了。马列的东西,毛泽东看的最多的,一是马列二手货《联共(布)历史教程》,二是列宁的《论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后来,“毛泽东思想”被提出来,并被排到马列主义之后,自我封为“中国式的马列主义”之后,他自己就是“中国的马列”了,他就不用看马列了。所以,后来他就以读史(吸取古代邪恶)为主了。

“中共不懂马列,只是从马列中继承了邪,又在其邪恶基础上塞进了它们更邪恶的私货”。“共产党把暴力恐惧和高压灌注成党的理论纲领,化成党性,党的最高原则,化成领导人的灵魂,化成整个党的运作机制和所有党员的行动准则。”(《九评共产党》)实际上,懂不懂马列,真的主要不在于所看马列的书的多少。不然,中共的第一代党魁交椅最终是不会垫到毛泽东屁股底下的。“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只有理解和把握了马列的邪恶精髓才算得其邪教真传了。在“从马列中继承了邪,又在其邪恶基础上塞进了它们更邪恶的私货”方面,在“把暴力恐惧和高压灌注成党的理论纲领”方面,可以说,毛泽东是举世无双的。列宁《论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里所说的“幼稚病”,实质上就是“人性”。对此,毛泽东是“意会”了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物质利益原则”。毛泽东的这些“名言”,都是对马列之邪的经典表述。

为什么毛泽东能做到这一点呢?这是因为“共产党的领袖们,虽然有教主的身份,但他们只是邪灵和党的代言人与管家。当他们的意志和目的与党一致并能为党所用的时候,他们被选择为领导者。但是当他们不能满足党的需要的时候,他们会被无情地打倒。党的斗争机制保证了只有最狡诈、最邪恶、最强悍的分子才能坐稳共产党教主的席位。中共历史上十几个党领袖都难有好下场,恰恰说明了这个问题。党的最高领导其实出路有限,要么破门出教,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名垂青史;要么像中共其他总书记那样被党吞噬”。

“在许多最邪恶的时刻,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败下阵来,因为他们的邪恶劲儿都不够水准,只有最邪恶的才能符合党的需要。党的领导人都是悲剧收场,党自己顽强的活着。能生存下来的领导人不是能操纵党的,而是摸透了党的,顺着党的邪劲儿走,能给党加持能量,能帮助党度过危机的。难怪共产党员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就是不能与党斗,都是党的驯服工具,最高境界也就是互相利用。”

就是说,由中共邪教的本质及其逆向淘汰机制所决定,在其邪党内部,越往上越邪恶(人们通常所认为的“中央的‘经’是好的,被下边的歪嘴和尚念歪了”的看法,完全是被中共有意的欺骗宣传造成的错觉),人性的空间越小(中共党官通常是官越大越六亲不认),党性的要求越高,越得“顺着党的邪劲儿走”。毛泽东的“过人”之处正在这儿。所以,他大言不惭的讲“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邓小平、江泽民,大同小异。华国锋没那么邪,尽管违背了毛泽东的遗志,抓了“四人帮”,为给邓小平平反铺平了道路,还是被邓小平用“两个凡是”的高帽子给压下去了。“胡耀邦为历次政治运动的冤假错案平反,为共产党赚回了民心,仍然被打下去。赵紫阳为挽救共产党搞改革,最后也没有好下场。”(《九评共产党》)胡耀邦、赵紫阳被拿下来,弄了个无德无能的小丑江泽民上来顶替,当时谁都莫名其妙,其实奥妙就在这里,因为江泽民的“特长”在于厚黑无比,比谁都邪,比谁都坏,是“摸透了党的”小人。

不用说别的,就其“讲党性,不讲人性”这一点,就足以见毛泽东的邪恶了。他对妻子都不当回事儿,杨开慧为他拉扯著三个孩子,因其受连累坐牢,他都不管不问,心安理得地睡上了贺子珍。跟贺子珍做着夫妻,又睡上了江青,婚外淫乱的无度就更不用提了。这样一个对家人都不负责任的流氓淫棍,可能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可能会“为人民谋幸福”吗?有人至今还听信中共的谎言,把他当救星膜拜。他们不知道,为了夺权,毛泽东和中共不惜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筑起中华民族的“血肉长城”,结果呢,两千万人白白送死?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民族工商界的所有承诺统统落空,“解放全中国”完全变成了“绑架全中国”。大权一到手,运动连番,接连开杀戒,为了做“国际共运领袖”、“世界革命的领袖”,不惜制造大饥荒,又为了推卸责任、发泄私愤、打击对手,闹起十年文化大革命,彻底毁弃五千年文化,把国民经济折腾到崩溃的边缘。这样,先后造成八千万冤坟。在1957年莫斯科参加共产党阵营最高级会议时,毛泽东对苏联领导人说“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人。”还对与会的各国共产党领导人说“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就连当时在场的苏东共产党领导人都很震惊、生气,感到“人”对毛无非是数字,死人他满不在乎。把这样一个魔鬼大灾星当成大救星,实在是中国人民莫大的悲哀和不幸。

毛泽东不仅自己犯下不可饶恕的重罪,同时给后人埋下了邪恶的祸根。邓小平所谓“杀二十万学生,保二十年稳定”的歪理,“六四”屠城的大罪,江泽民所谓对法轮功学员“政治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一类邪恶密令,残酷镇压以至大规模活摘器官、展销尸体的旷世极罪,以及大面积出卖国土,都是与毛泽东的邪恶一脉相承的,都是对毛泽东之邪恶的“继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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