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还原一九五七》(七十四)

【新唐人2013年9月17日讯】【导读】一九五七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的悲剧。作为一名“老右派”,本书作者魏子丹教授以他亲身的经历,真诚地反思了那段历史。他兼收各家之长,批评各家之短,“分类不同右派,厘清还原分野”,找出一九五七与其历史由来的必然联系,论证一九五七与其历史恶果的必然关系,真正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跳出其外”,从而使这部著作的真实性与历史性达到“同一”的境界,为还原“反右运动”留下了一部思想和史实并丰的佳作。一直以来魏子丹教授矢志于“还原一九五七”,从他开始写作此书的某些篇章,到最终出版,用了近十年的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接上期)

(二)两个运动过程和手法的相似性

过程与手法是什么关系呢?前者就是后者的展开式。反右派所施的阴谋诡计,毛泽东的流氓语言叫做“阳谋”,就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反右倾竟然与之相似到惊人的程度:神仙会相当于大鸣大放;彭德怀的信作为运动的“引信”,相当于那封给卢郁文的匿名信;对于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与章罗联盟右派集团的划定与栽赃,也是如出一辙,都是千古奇冤,都是绝对的凭空捏造。当代哲学家郭罗基说:“ 想来罗隆基也找不到箭了,只好以手杖作代用品;折杖为誓,决不同章伯钧联盟。硬是拉郎配,把这两个冤家结成‘同盟’,完全是毛泽东一手操办的。这是毛泽东的军事原则在政治上的运用,他总是将他所要反对的政敌赶到一起,‘聚而歼之’。在党内亦然。一九五九年整‘彭、黄、张、周军事俱乐部’,一九六六年抓‘彭、陆、罗、杨反党集团’,都是这种策略的运用。”(《邓小平和反右派——兼为章伯钧、罗隆基翻案》)同时,他不仅都要强迫人家认“罪”,而且要承认四个“有”:“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决议》)。而后来的历史又都被确凿无疑地证实那所谓的“罪”和四个“有”,乃是毛泽东违背了自己亲口吐出的“实事求是”和“不许放屁!”的准则,而作出的血口喷人。至于会上会下呈现的“一犬吠声,十犬吠影”、“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的政治景观,那是群众运动与运动群众中既是必需的也是必然的结果,无论在反右派还是在反右倾中,往前推,肃反、反胡风……皆然。

在庐山会议上毛的故伎重演,使我们看到:“似曾相识雁归来!”著名报人右派分子徐铸成 在《“阳谋”亲历记》中说:“斗争的方法,也非常讲究‘技巧’。当集中斗争章、罗的时候,除积极分子外,已点过名的,也用种种方法威胁鼓励他们参加批判、揭发,予他们以‘立功赎罪’。这种一步步深入的方法,后来就成为‘文革’时‘揪出、火烧、油煎’直到‘彻底打倒’的蓝本。所以,我和巴金同志回忆文革的遭遇时,在好友叶以群被迫害致死后,他也不得不随众举手,高喊‘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自绝于人民的叶以群。’到后来,他自己也被揪出来了。这个滋味,我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中已尝够并深有体会的,经常有一把刀架在脖子上,逼你说出‘供词’,以便他们扩大斗争面。”

我在国内,听到的几乎是众口一词:“庐山会议,毛主席本意是要反左的,可彭老总的一封信……”这和整风转向反右,人们的归因又是何其相似乃尔!

首先我要据理力争,我把神仙会比作大鸣大放,绝非牵强附会,而是毛泽东本人就是这样做和这样说的:“现在党内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一蹋糊涂,要垮台了。党内这一部分意见我还没有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应,各地都有。所有右派言论都出来了。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有火气……例如广东军区的材料,也认为一蹋糊涂。这些话都是会外讲的话。我们这一回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房子太小嘛!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蹋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蹋糊涂越好,越要听。‘硬著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页一六五-一六六)

这里再明白不过地把“江西党校的反应”、“广东军区的材料”和罗隆基、陈铭枢的言论,统统一锅煮,曰:“现在党内外都在刮风”,“所有右派言论都出来了”。下面,还有几个悬念:为什么还想“把他们都请来”?来干什么?我想除了是大鸣大放,不会是别的。再则,为什么“越讲得一蹋糊涂越好”,越趁你(毛)的心?难道要是不一蹋糊涂,你还会大失所望吗?在反右之前,你在党的会议上也是这样说的。“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得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 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三五五)“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益。”(同上,页四二五)“他们越做得不合理,就会越快地把他们抛到过去假合作,假装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反面,让人民认识他们不过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那时他们就会把自己埋葬起来。这有什么不好呢?”(同上,页四二七)“凡是放得彻底的地方,鬼叫一个时候,事情就更好办了。”(同上,页四八六零)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谈大鸣大放,说鸣放就是放屁,越臭越好。刘少奇后来发挥说,大家都闻到臭味,自然清醒。毛说,反右就是引蛇出洞,不是阴谋是阳谋,有些人三天不打屁股,就翘起尾巴了。刘加以发挥说:‘贱嘛!’刘少奇并说,他本来是反对大鸣大放的,认为鸣放的后果不可收拾,后来也觉得放屁放得好。”(司马璐《中共历史的见证》页五五七)“我在这里说过,人家批评起来,就是说火一烧起来,岂不是疼吗?要硬著头皮顶住。人这个地方叫头,头上有一张皮,叫头皮。硬著头皮顶住,就是你批评我,我就硬著头皮听,听一个时期,然后加以分析,加以答复,说得对的就接受,说的不对的加以批评。”这时候毛泽东说的“加以批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篇在上海干部会上讲话的题目:“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换成在庐山的语境。就是:“打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现在再来看看,毛要他的狂热派们“硬著头皮顶住”,即:“打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实录》在“神仙会”一节中写道:“研究党史的人, 一般以七月二十三日毛主席讲话批彭德怀为界,将庐山会议分成前后两期,前期是神仙会,后期为反右倾,也有将会议分成三个段落的(各半个月):七月二日到十六日彭德怀信印发,为真正的神仙会;十六日到八月一日,从纠‘左’与反右的对立交锋,突然转到大反右倾;八月一日前为政治局扩大会议,八月二日到十六日为八届八中全会,大批彭黄张周,最后通过保卫党的总路线和反党集团的错误两个全会决议。为反右倾主义而奋斗。”(页十九)这里最值得引起注意的问题是:作者所说的“真正的神仙会”,是否“真正的神仙会” ?

且听毛泽东说:“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我不忙讲,硬著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著头皮顶了呢?顶了二十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页一七二)读者:你现在可以从梦中猛醒了吧!毛泽东“硬著头皮顶了”几天?——“顶了二十天”。那就是说,从一开始就“顶”的。并不像许多人(包括李锐)讲的那样,七月十六日彭德怀的一封信,使毛泽东由反左转变为反右。如果不看假象看实质,那么,在庐山,一天也没有过那个欺世盗名的“真正的神仙会”的生活,有的只是你美丽的梦幻和毛泽东心里的“我不忙讲,硬著头皮顶住”。神仙会只是,也正是相当于反右前的大鸣大放。至于随后的发展,详见我写的《毛泽东“引蛇出洞”考》 。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三)两个运动恶果的递增性

所谓“恶果的递增性”,是指社会政治经济、世道人心,每况愈下,一步比一步坏,坏坏相因,愈演愈烈。其表现,除了发表在上面的“大跃进是反右派运动的第一个恶果”中已表述过的 “经济上大跃退,赤地千里,饿莩遍野”外,还有如下三个方面的表现:思想上,个人崇拜的恶性发展;政治上,阶级斗争的恶性膨胀;道德上,党性兽性化的恶性发作。

[一] 思想上,个人崇拜的恶性发展

中共八大上,刘少奇作的政治报告和邓小平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都表明了反对个人崇拜,加强集体领导的态度,甚至毛泽东也还假惺惺地说过:“赫鲁晓夫同志打开了我们的眼界,擦亮了我们的眼睛,增强了我们的视力。他终于把事实真相告诉了我们。我们也要进行改革。”(《 赫鲁晓夫谈毛泽东》)

右派在鸣放中,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一致的,分歧在于一部分认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物,并且矛头直指中国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种种恶果;另一部分则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尚不严重。但是,只要你涉及反对个人崇拜这个话题,就触动了毛泽东担心秘密报告会在中国重现这根神经,最轻微的条件反射也是,认为你是在指桑骂槐,是同著和尚骂秃驴。所以,凡是有反对个人崇拜言论的,不划右派就很难了。反右派之后,毛就正面地提出,肯定个人崇拜的必要性,不过这时候对个人崇拜的最高发展,也只是要维护毛泽东说的:从名义上讲是“正确的个人崇拜”;“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提倡的个人崇拜,表面上还不是无限制的,而是前面有个限定词:“正确的”。至于“三忠于,四无限”,那是反右倾之后,六十年代才行时的口号。

在庐山会议开始时,大家都本着对事不对人的公正态度,但求弄清事情的是非曲直,总结经验教训,不是跟谁过不去。但毛出于要打击和打倒“人”的目的,就提出了“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页一九六)

“党内右派在猖狂进攻!”毛主席一声令下:“要划清界限!”

于是不管过去有没有表过态,或讲得重、讲得轻的,都起而踊跃发言,大家直接对着彭德怀、张闻天等开火。(页二零二)所有这些“开火”,五十多年后的现在,都已经大白于天下:对事的,全是是非颠倒;对人的,全是人妖颠倒。

——百团大战是无组织无纪律,还有人提到会理会议。反对毛主席的军事指挥问题。

——彭德怀、张闻天、李云仲等共同特点,都是说党内不能讲话。

——彭德怀说,他批评的具体对象是冶金部、农村工作部和宣传部。这三个部恰恰是主席抓得最多的。张闻天说“好大喜功”,这指的是谁?还不是毛主席。

——猖狂进攻已经到来,不仅是立场问题,动机不是为了党的利益,而是别有用心,是要在党内掀起一场斗争,反对总路线,攻击毛主席。彭、张等看到气候已经适合,认为抓住了辫子。要向毛主席和中央算账。

——而且还有个组织问题:此次彭德怀是元帅,张闻天是副帅。一封信、一个发言,都带有反党纲领性质。锋芒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向党的挑战书。

——“第一书记说的算,别人说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不对的,是不正常的现象。还有‘什么都是第一书记挂帅’。彭德怀这些话是讲毛主席的,他对毛主席攻得厉害。他在小组会上还讲过‘脱裤子’,‘要脱大家都脱。’”

——周小舟、周惠的思想与彭德怀是一根红线串起来的。有的人还质问周惠:你是拥护总路线、毛主席,还是拥护周小舟?因为这时人们对周小舟的检讨很不满意。周惠还为之说了公道话。

——“是否同国际朋友的影响有关系?”“是否到国外取了什么经回来?”这一类所谓“里通外国”的问题,也开始有人提了出来。

最为严重的是小组会外的种种议论和传言,“湖南集团”和“军事俱乐部”的说法传开了。总之,空气越来越紧张,人人都在磨拳擦掌,投入战斗。(页二零二-二零四)

所谓的两个“颠倒”,一个是“是非颠倒”:明明彭德怀作为政治局委员,所提的意见从内容到上书党主席的方式,全然是正确的;大跃进是错误的,确实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不仅是得不偿失,而且是一场大灾难。但结果呢?不但没能纠正错误,反而是“错误的打击正确的”。让巨大的错误,酿成全民的灾难。

“错误的打击正确的”(页三四六),这句话乃是出自毛泽东之口,如果他是在说他自己,那就不存在“是非颠倒”了。问题在于,他反而说彭德怀是“错误的打击正确的”。以此一斑,便可窥见“是非颠倒”之全豹。如果仅仅说庐山会议“把正确的说成是错误的”,那还不行,必须再补充一句话:“把错误的反而被说是成正确的”。这样才能表明其“颠倒”得非常彻底;同样的两句话应该这样说:“把被打击的说成了是打击者,打击者反被说成是被打击的。”只有如此,才能把庐山会议“是非颠倒”的性质说明白、讲透彻。

另一个“颠倒”,是“人妖颠倒”。林彪、康生、柯庆施、彭真、甚至包括刘少奇、周恩来等,都妖魔化彭德怀,向他身上泼賍水,说他是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投机分子等等。闲话少说,让林彪一类哈巴狗靠边站,由其主子毛泽东亲自出马,来与彭德怀作一比较。试请读者诸君来做一道选择题:彭德怀和毛泽东,谁是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投机分子?

所有对彭德怀的批判,都没有指出他说的哪句话与事实相违,哪句话与道理相背,大致都是像彭真这类意见:“信是个纲领,一条路线,重点在后部分,目标是主席。”(页二五三)林彪说:“他有很清楚的句子:‘计委虽然有安排,但由于各种原因,难于决断。’这个话就有伏笔。计委之上还有谁呢?领导经济建设的当然是毛主席,所以他在这里很显然是影射毛主席。”(页二七九)影射毛主席怎么啦?问题的关键在于,他说的对不对?如果说的不对,不管影射不影射谁,都不对;如果说的对,影射谁也就无所谓了;别说是“影射”,就是“明说”又有何妨?毛不是说:“事是人做的,对事, 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页一九六)吗?可见,事态又有了新的更加恶劣的发展,只要把问题归结到“目标是主席”。往下就万事大吉了,再也不用分青红皂白了;事态的恶劣在于,对个人崇拜的发展已到“对人,不对事”的高度。只要对毛的个人崇拜有丝毫不利,你的意见即便是对国家、对人民、甚至对共产党有百利而无一害,那也是错误的,甚或是罪恶的;更有甚者定你为‘十恶不赦”。这不是抽象的思辩,而是发表了正确意见的彭德怀的具体遭遇。至此,“对人不对事”就在全国蔚然成风;风吹树,风满楼,风起云涌;直至举国上下蛮不讲理,只认定:“谁反对某个人,就砸烂他的狗头!”

(待续)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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