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那晚,我去瑞典文学院搅局

【新唐人2013年1月29日讯】在莫言发表获奖演说的半个小时之前,我和瑞典女友玛格丽达就站在文学院演讲厅门前,笑眯眯地向各国来宾散发我那锋利如剑的文章——《瑞典文学院背叛诺贝尔》(中英文两种版本)。大约在发完一百多份之后,我们终于被人报警了。我并不意外,因为我知道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不是吃干饭的。

几个瑞典员警客气地“请”我们到楼下大门外去,这是零下十几度的夜晚。我担心身有微恙的玛格丽达会染上风寒,就把正在和员警理论的她推进大门内。然后,我一个人站在斯德哥尔摩老城灯光黯淡的小街上,继续笑眯眯地用瑞典文和中文向前来的听众打招呼、派文章。一有空闲,我就和守住我的四个男女员警斗嘴,笑问他们是否已经学会了中国的专制手段。

一个苗条而美丽的女人踏雪走来。她一把搂住我,充满同情地说:“茉莉,我已经读到你的文章了。你千万不要太生气,我知道你的心脏不太好,你要注意身体!”她就是翻译了莫言的三本书、目前名声大振的瑞典翻译家陈安娜。

我们两个不同民族的女人,在关于莫言获奖的问题上,立场是如此对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相互之间的真诚理解。初来瑞典时,我曾在“国际特赦”组织的会议上做过一个题为《中国的死刑和受害者》的演讲,当时,身为该组织成员的陈安娜为我担任口译。此时,她理解我们这些政治流亡者心中的痛苦,理解我们为什么无法接受瑞典文学院的这一选择。在暗夜的寒风中拥抱安娜,我欲哭无泪。

员警说:“你这是一种抗议。”

贵宾莫言的车最后才到。一群人簇拥着莫言走来,我用中文问走在前面的人:“你们是莫言的朋友吗?”“是啊!是啊!”他们以为遇到了热情的粉丝。我麻利地把文章的中文版一份份递过去,他们很高兴地收下了。

轮到莫言走近时,一个高大的瑞典员警用身体挡住了我。我踮起脚跟,拼命举起我的手,想从员警肩头把文章递给莫言,但他径自进门没有转过头来。我只好在一旁大喊:“莫言,请你读一读我的文章!”

到了听演讲的时间,我走进门口。一个员警担心我进了演讲厅继续散发文章,要求我把剩下的几十份文章留在寄存处。我辩解说,我的文章只是文学交流而已,你读一读就知道了。他摇头说:“不!你这是一种抗议。”

没错,这是一种公开的抗议。在来斯德哥尔摩的前几天,我早就用email把文章的英文稿发给诺贝尔基金会和瑞典文学院,并要求接收邮件的秘书将此文转给基金会和文学院的全体成员。这就是为什么,翻译家陈安娜说她已经读到此文,而马悦然先生路过我身边时,对我摆摆手拒绝接受我递过去的文章,想必他早已看到。如果不是为了公开抗议,我不必和支持我的瑞典朋友顶着大风雪,从北方开车五个小时前来斯德哥尔摩。

1989年“六四”后,我在湖南邵阳市广场发表悼念死难者的演讲,几天后被捕入狱。此后二十年流亡,在异国他乡我仍然没有摆脱“街头斗士”的角色,免不了和各国员警打交道。曾在中国驻瑞典大使馆门前举起释放政治犯的横幅,我的示威被大使馆叫来员警干涉。曾在台北101大厦门前,独自举著释放大陆政治犯的标语,抗议来访的中共官员陈云林,我被台湾调查局要求交出护照查身份。……。

最难忘的一次是,1996年江泽民访问挪威。当时我应国际特赦组织之邀,前去演讲中国人权问题。在奥斯陆维格朗雕塑公园,江泽民在离我只有七、八米的地方下车,我冲上去大喊:“平反六四!释放魏京生!”挪威员警当即将我按住,抓捕搜身,然后用警车把我载到城郊才释放。第二天,那些因为让江泽民受了惊吓而遭到批评的中国便衣员警,用挪威人听不懂的中文臭骂我:“骚货!”

搅局者要在让人听见的地方发言

现在我已经不年轻了,教学工作也不轻松,常感疲累。莫言获奖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台湾参加“西藏问题国际研讨会”,看到海内外很多异议作家发出了尖锐的批评声音。我也觉得瑞典文学院颁奖给莫言很荒唐,错得离谱。十年前我就撰文批评过莫言小说,深知其作品之低俗和粗劣。在北欧的冬日里,我更愿意读一些温暖而诗意的文学,所以最初我不愿也不屑再谈莫言。

但最后,我又责无旁贷地,充当了一回被员警驱赶的“街头斗士”。因为我认识到,国内很多发不出声音的人会希望我为他们发声。当我从台湾回到瑞典,国内的一些学者朋友来信,气愤地追问我这个“瑞典人”:为什么你们的文学院要把这个奖颁给依附共产党的精神侏儒?读到一些异议作家在网上表达他们失望和悲哀的心情,我扪心自问:难道我就不能为此做点什么?

写作就是行动。作家要在在公共生活中展开行动,承担揭露真实的责任,就必须如傅柯所说的,以“不屈不饶的博学”去写作。幸好这十几年来我一直撰写有关文学奖的报导和评论,对文学院的历史有一些研究,所以比较能看清这次评选丑闻的原因和后果。

如果我只在中文世界发言,不管如何有理有据、头头是道,瑞典文学院的那些老院士大都会不屑一顾。为此,我的一位中英文俱佳的美国朋友,承担了将我的文章翻译成英文的工作。她那精确的译文,使我的文章大大增色,并使诺贝尔基金会、瑞典文学院以及各位参加演讲会的外国学者无法轻视这篇檄文。

有了抗争的文本,我还需要做什么呢?赛义德认为,知识份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和搅扰现状的人。在《知识份子论》中,他说:“无权无势的个人见证事物的悲惨状态”,这种活动包含“一种戏剧感和起义感,善用一己罕有的发言机会,博取观者的注意,比对手更具才智、更善于辩论。”

跑到文学院不顾一切地散发文章,我这个搅局者很有一点“起义感”。来宾争相阅读批判文章的情景,我被员警赶到门外的争执,其场面也颇具“戏剧性”。但至今为止,诺贝尔基金会和瑞典文学院都对此保持沉默,莫言及他的宣传者假装不知道我的存在,原来约好要采访我的中国媒体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海外媒体的报导,我就没有展开辩论的对手。但是,“莫言是一个伟大作家”的神话,在一些阅读了我的文章的人那里,多少给增添了一些怀疑,有了一点破碎的迹象。

浮嚣泡沫源自“糊涂官判糊涂案”

中国留学生在斯德哥尔摩街上献歌献舞,女的大红绸衣,男扎白羊肚巾,一曲高亢的《红高粱》。虽然这里年年颁发诺奖,但好静的瑞典人这还是第一次,见识获奖作家的国人如此狂热闹腾的阵势。瑞典记者到中国国内采访,几乎人人都说:“莫言获奖,中国人很高兴,因为这证明了中国的实力。”

就这样,由瑞典文学院的判官们一锤定音,中国就冒出了一位空前的“文学大师”。国家公权力的操纵,官方媒体的渲染,很多文学评论家立刻把对莫言的“文学批评”改换成“文学赞扬”,莫言获奖给国人制造了一种“文学强国”的幻觉。无边无际的溢美之词,加上爱国爱党的高音阶,吹出了一片轻浮喧嚣的泡沫,充满了滑稽的娱乐性。其中最大的一个气泡,来自瑞典文学院撰写的授奖词。

瑞典这个才九百万人口的小国,有着世界上最完善的民主制度。但是,1786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在建立这个文学院时,就规定了一个院士终身制。这个陈旧僵化的制度至今未改,而人类的寿命又大大延长。这样就造成了今天这种令人悲哀的现象:一些早该在家颐养天年的老爷爷,一群不懂中文的评委,还有一个虽懂中文但自认缺乏文学理论修养的院士,由这些人来担任中国文学的终审判官,怎么可能不是“糊涂官判糊涂案”呢?

假如莎士比亚还活着,读到瑞典文学院给予莫言的授奖词,他都会自愧不如的。12月10日,瑞典文学院诺奖评委主席维斯伯格在颁奖仪式上高度赞颂说:“这位作家知道一切而且能够描写一切――一切手艺活、冶炼术、建筑业、下水道、畜牧业、游击队团伙的花招。他似乎把所有的人类生活带到他的笔端。”“莫言捍卫小人物反对一切非正义——从日本占领到毛主义的恐怖和当今的生产狂热。”(根据瑞典文翻译)

然而据我们所知,莫言的写作是回避当今中国一切非正义的敏感领域的,从天安门的血迹、因言入罪的政治犯到藏地的火焰。看来,在宣布颁奖莫言的两个月之后,瑞典文学院实在无法向外界解释,为什么要颁奖给一个二流作家,一个站在专制立场上的中共文化官员,于是他们只好在庆典上用如此华而不实的夸张语言,给莫言披上“反对一切非正义”的子虚乌有的新衣。第二天,莫言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关于中国言论审查制度的恶劣讲话,立即给了瑞典文学院一个耳光。

作家要在文学污染中寻找清澈水流

“有时,名和利会顽固地躲避那些最应该受之无愧的人,而偏偏纠缠和降临到受之有愧的人身上。”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曾向青年小说家道出现实的荒谬。莫言获奖的现实也告诉人们,如果你不能像莫言一样在生活中极尽聪明油滑之能事,你就很可能被置于盛宴的一旁,永远是一个边缘人。

那么,既不愿效忠专制体制、也不愿投西方人之好的中国作家,还有路可走吗?不止一位国内朋友来信说,他们同意我在文章中所说的,这次颁奖大大打击了坚持独立写作的人们。但是我相信,有人格尊严的作家会迅速地从这场打击中恢复过来,从此洞察人类的悲剧性与悖论。在对诺贝尔奖去理想化之后,他们可以利用文学的想像资源,在被污染的文学泡沫下,寻找那清澈的水流。

一位美国人说过:“若一个公民批评自己的国家,那就意味着他是在向自己的国家交一份意味深长的贡品。”我这次冒雪去斯德哥尔摩散发的批评文章,以及后来所做的多次采访发言,都是我送给我的母国和第二祖国的礼物——以诺贝尔精神为宗旨的公共说理。

让莫言带着诺贝尔那800万克朗走吧!我们只忠诚于自己心中的文学审美原则,承担诗人为世界道德立法的责任,以诗性对抗强权。这样,我们可能生活在清贫之中,但是不会生活在丑陋之中。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3年一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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